劳伦斯·达雷尔研究_徐彬_9787516198346

　　劳伦斯·达雷尔（1912-1990）是常被我国外国文学研究者们所忽视的、颇为高产的著名现当代英国作家，曾获达夫·库珀文学奖、布莱克纪念奖，1982年获布克奖提名，198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达雷尔被亨利·米勒、T·S·艾略特和劳伦斯·鲍威尔等誉为*·具创新精神的作家，是现代主义文学到后现代主义文学创作中极具代表意义的过渡型作家，其作品开启了后现代和后殖民小说创作的新领域，对达雷尔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对达雷尔不同形式、体裁作品的分类研究以及对内含其中的伦理选择范式和价值评判标准的阐释将对英国后殖民流散文学和英国社会后殖民、后现代语境下的伦理与文化价值评价研究有所贡献。　　《劳伦斯·达雷尔研究》是我国外国文学研究领域较为全面地研究著名英国作家劳伦斯·达雷尔的首部学术专著。《劳伦斯·达雷尔研究》以达雷尔不同时期、不同体裁的代表作，如：小说《恋人们的吹笛手》、《恐慌的跳跃：一部爱情小说》、《黑书》、《亚历山大四重奏》、《阿芙罗狄特的反抗》、《阿维尼翁五重奏》、《朱迪思》：游记《普洛斯彼罗的房间：科孚岛风土人情导读》、《海上维纳斯的思考》、《苦柠檬》和戏剧《萨福：诗剧》为主要研究对象。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劳伦斯·达雷尔研究》将后殖民、后现代文化批评与文学伦理学批评有机结合在一起重点考察不同文化、政治及历史语境下劳伦斯。达雷尔作品中伦理道德批评范式的表现形式与内容。

　　劳伦斯·达雷尔（Lawrence Durrell，1912-1990）是常被我国外国文学研究者们所忽视的、颇为高产的著名现当代英国作家，曾获达夫·库珀文学奖、布莱克纪念奖，1982年获布克奖提名，198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在英国文学史上，达雷尔位于以乔伊斯（James Joyce，1882-1941）、伍尔夫（Virginia Woolf，1882-1941）为代表的现代主义大师之后和以福尔斯（John Fowles，1926-2005）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作家之前，被李维屏教授誉为“小说实验与革新的杰出代表，也是英国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开路先锋”，其成名作《亚历山大四重奏》则“充分反映了达雷尔在‘后现代’语境中的实验精神”。就《亚历山大四重奏》的创作形式和蕴含其中的时空观而言，李维屏教授的评论可谓一语中的；然而就达雷尔小说、游记、诗歌和戏剧作品的政治伦理内涵而言，对达雷尔的界定远非“后现代小说家”这样简单。实际上，从其创作时间（1931-1990）和以英国海外殖民地的旅居经历为蓝本的文学创作出发，达雷尔可被视为一位介于现代与后现代、殖民与后殖民之间具有强烈政治伦理意识的旅居作家。
　　迄今为止，国外劳伦斯·达雷尔研究大多聚焦于其构思巧妙的16部小说。据初步统计，从1962年出现第一部专著起至2012年年底国外达雷尔研究专著有65部之多。21世纪以来，10年间有超过10本专著、论文集问世。依据笔者检索，国外达雷尔研究论文多达200余篇。1980年国外学者在现代语言协会（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年会上专门成立了“达雷尔国际研究会”（International Durrell Society）。国外达雷尔研究涉及心理学、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等领域，主要涵盖五类命题：历史、神话、性爱、自由和小说艺术。虽然国外达雷尔研究已有相当规模，但仍有不足之处，如：1.达雷尔与众多有相似旅行、写作经历的英国作家之间在创作主题与手法上的异同点尚未理清；2.国外达雷尔小说的后殖民研究没有突破“东方主义”视角的局限；3.国外学者还未从后殖民语境下的文学伦理学批评视角出发，对达雷尔的游记与小说创作进行系统研究，其作品中蕴含着的后殖民文化、政治伦理批评话语有待探讨。
　　在中国达雷尔是一位被学界“边缘化”了的经典作家。国内达雷尔研究在重视程度、研究成果和研究历史等方面与国外达雷尔研究差距较大。国内达雷尔研究现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对达雷尔后现代小说艺术的整体性概括。李维屏教授在《英国小说艺术史》（2003）中介绍了达雷尔重奏小说《亚历山大四重奏》和《阿维尼翁五重奏》作为后现代主义小说文本的基本特征。2.对达雷尔及其作品的引介。孙建教授在《英国文学辞典·作家与作品》（2004）中为读者提供了《亚历山大四重奏》的故事梗概。

　　《劳伦斯·达雷尔研究》：
　　达雷尔笔下的“犹太人的战争”既有“主动战争”——犹太人蓄意破坏英国驻巴勒斯坦的军事设施，试图以此将英国人赶出巴勒斯坦，又有“被动战争”——抗击阿拉伯部落武装占领的拉斯·萨米尔农场保卫战。以拉斯·萨米尔农场保卫战为阿以战争的缩影，将以色列比喻为新生的婴儿，达雷尔将犹太人建国之战描述为“垂死挣扎，或是降生时的阵痛”。对巴勒斯坦犹太人而言，这场战争是决定巴勒斯坦犹太人社区能否存续的“万能药”。战争过后，新生国家以色列从联合国一纸文书上的虚拟存在转变为地理版图上的实际存在。经过战火洗礼，以朱迪思和克里特为代表的来自世界各地的犹太流散者与本土犹太人一起最终获得了对以色列的家园认同感，如达雷尔所写：“以色列在残酷的战火中实践着她的民族精神。”
　　针对巴勒斯坦犹太人定居点土地所有权的探讨，达雷尔提出并解释了以下两方面问题：土地买卖交易是否合法？土地对其拥有者来说具有何种意义？上述问题的答案将展示出犹太人定居点以及在此基础上新成立的以色列国的“家园”特质。
　　如哈钦森（John Hutchinson）所说：神话是国家建立规划之中必不可少的基础的阐释，建国神话如同一种凝聚力将人们团结在一起，而在此之前人与人之间的同心协力并不存在。这种神话通过集体经验统一人们的思想，使人们忽略现代国家建构事实中那些并不愉快的事实，直到有一天国家稳定、国体健全时才会在其国家领土范围内重新审视发生过的事件。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政治学教授爱德华兹（Beverley Milton-Edwards）指出：“‘无人居住的土地为没有土地的人们准备’（A land without people for a people without a land），这便是犹太建国主义者们的建国神话。”达雷尔对拉斯·萨米尔农场在犹太人勤劳耕种下由荒芜沼泽变成肥沃农田的描写，恰是上述思想的体现。作为犹太人家园的农场不仅是神话传说中犹太人“圣地”的现实写照，更有以地契为基础的合法存在的证据。
　　达雷尔巧妙地安排了拉斯·萨米尔犹太人农场武装领导人亚伦与将要进攻拉斯·萨米尔农场的阿拉伯武装领导人多德之间的会见，两人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伙伴，拉斯·萨米尔农场土地所有权之争却令他们反目成仇。土地买卖交易的合法性是两人争执的焦点，针对多德提出的阿拉伯部落收回土地的强硬说法，亚伦回答道：“这永远都不可能，山谷是我们的，现在和将来都属于我们，是我们在这片土地上辛勤耕耘；我们通过合法途径买下了这块土地，记得吗？”亚伦提出的犹太人土地所有权证据是买卖契约，而多德索要土地的根据却是阿拉伯国王的“口谕”；土地所有权的争辩之中，孰是孰非不言自喻。
　　达雷尔以对亚伦和多德两人久别重逢重温儿时“放风筝”游戏的描写，映射了种族、土地、友谊、战争之间复杂的因果关系和犹太人建国之战的必然性。亚伦与多德儿时经常在一起放风筝，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祖辈间的和睦共处跟亚伦与多德之间孩童时代天真无邪的玩耍交相呼应；然而不幸的是，亚伦与多德祖父间的土地交易延续至今却发展成两个种族子孙之间战争的根源。亚伦提醒多德应该尊重历史、信守契约：“想想看，多德。我祖父用钱从你祖父手中买下这个山谷。那时它还是一片荒凉的沼泽，到处是危险的发热病。有了这笔钱，你们的家族衣食无忧，有的是帐篷、骆驼和老婆。在此之前，你们可是一穷二白。”然而，多德却以一切都已成为过去，现在就要收回土地为由发动侵占农场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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