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通过对敦煌古藏文《大乘经纂要义》写本五种(笔者新发现一种文本)的对勘研究，得出全新认知。其颁行及影响，折射了吐蕃时期大乘显教发展史的外在约束性和内在自觉性，以及西藏早期(8-11世纪)中观传统的历史连续性和教理统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