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除城乡二元结构_蔡昉_9787213120350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宏大叙事中，三农问题始终是关乎全局的核心议题。当前，我国发展进入新阶段，一方面城镇化率稳步提升，另一方面城乡二元结构仍是制约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瓶颈。如何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的现实难题，直接关系到14亿多人口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目标能否顺利实现。

纵观世界现代化历程，城乡结构转型是各国必经之路，但中国的路径注定独一无二。我们拥有近5亿农村常住人口、3亿农民工，这一庞大群体的发展命运，与国家现代化进程紧密交织。如何破除制度壁垒以提升农业效率？如何畅通要素流动以激活农村资源？如何完善社会保障让农民共享现代化成果？这些问题也是制约乡村全面振兴目标实现的关键所在。

本书是对中国城乡二元结构问题的系统回应，聚焦于农业农村发展这一核心议题，深入阐述了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机制、现实困境及破解路径，并对十五五期间城乡融合发展提出前瞻性政策建议，既能为政府决策者和学术研究者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导，又能让社会公众理解和把握中国城乡发展的底层逻辑与未来走向。

本书尝试从学术的视角切入，研究和阐释其中一个重要方面破除城乡二元结构，讨论与之相关的理论问题，剖析现实难点和堵点，进而提出政策建议。基于作者的研究背景和知识积累，本着扬长避短的原则，本书力图在研究方法和叙述手段上体现一些自己的特色，也希望能够在理论上有所创新，在政策方面能够有所助益。

首先，把农业农村放在国民经济整体背景下观察和认识。在经济学说史上，多位经济学家从产业的角度对国民经济进行结构性划分，分别定义了第一产业（primary sector）、第二产业（secondary sector）和第三产业（tertiary sector）。这个划分本身，就在一定意义上暗示了三个产业形成发展的历史顺序、相互之间的联系和此消彼长的趋势。农业作为第一产业或初级产业，是产业结构变革的起点。农村是城乡两大地域划分的重要一方，是城市化的出发地，与城市发展从来具有相辅相成、荣衰与共的关系。

各国发展经验表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产值和就业份额下降是一个铁律，但是，这并不改变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地位；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固然表明农村作为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区域的相对作用趋于式微，但是并不意味着可以受到忽视。对于有着14亿多人口以及庞大农村地区的中国来说，尤其需要创造一种格局，使农业农村的相对份额下降与牢固基础地位之间始终保持有机统一。在研究中，把农业农村发展置于宏观经济格局之中，把农业农村现代化作为整体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在理论上认识、在政策上确立、在实践中落实农业农村发展的优先地位。

其次，把农业作为一个能够自立自强的产业，把农村视为一片可以大有作为的天地。在很多国家的经济发展史上，都经历过农业农村为工业化、城市化提供原始积累的过程。改革开放前后，中国的农业农村也为国家工业化做出过重大的要素贡献。特别是在计划经济时期，资源要素无偿或者不等价地向工业和城市单向流出的经历，也是在改革之初农业农村处于发展滞后状态的原因。因此，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是一个必要的补课阶段。

展望未来，宏观政策给予农业农村以更高的优先地位，国家财政金融加大对农业农村的投入力度，都是需要坚持的方向和方针。与此同时，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完成乡村振兴的各项任务，终究要靠产业和地域自身的活力。仅仅依靠来自外部的支持和补贴，无法形成一个有竞争力的农业，也不足以建成一个成色十足的富足农村。因此，本书既探讨国家对农业农村的支持，更突出研究农业如何改变弱势产业的地位，农村如何成为吸引资源的天地，务农如何获得堪与其他职业相比的收益。

再次，把解决三农问题的重点放在制度建设上面。我们都观察到，一些领域的改革在必要性和紧迫性上，多年以来具有来自各方面的较大共识，在政策上也早有部署，甚至制定了相关的具体措施，然而，实质性进展并不明显。旨在促进农民工在城镇落户的户籍制度改革，就是一个这样的改革领域。影响改革进程的主要原因之一，无疑是影响措施落地的激励问题，特别是参与各方的激励相容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例如，户籍制度改革有利于增加劳动力供给、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扩大消费，因而可以产生提高经济增长速度的改革红利。然而，现实中改革的埋单者与改革红利的获得者不是同一个主体，因而存在着付出与获得之间的不对称现象。具体来说，一方面，地方政府特别是城市政府要为规模扩大的新市民提供更多的基本公共服务，是主要的支出责任人；另一方面，这一改革带来的供给侧和需求侧收益并不完全是地方性的，而是具有惠及整体经济的正外部性，因此，推进改革的积极性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是不对等的。

从其他一些具有碎片化特征的改革措施中，也可以观察到类似的情形。找到破解这一难题的出路，需要超越零打碎敲的政策思路，不计一城一地的得失，从更为根本性的制度建设着眼进行顶层设计。只有按照新发展理念的要求，从更高的层面建立起新体制的四梁八柱，为改革和政策调整树立起规范性的框架，才能使具体措施之间产生合力，达到纲举目张、四两拨千斤的改革效果。

最后，把农业农村现代化置于新科技革命和更高版本的全球化背景下。我们正处于以人工智能、数字技术、生物工程、新能源、新材料、空间技术等突飞猛进为特征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时代。全球化虽然遭遇到逆流，但是，国际贸易和跨境投资、供应链重组、科技合作，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的共同行动，都仍然以强大的动力维系着世界经济的一体化。

新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深刻地影响着各国的经济发展，同时改写了经济学的一些传统假设，也应该为推动农业农村发展的政策思路增加新的维度。例如，各种颠覆性新技术与互联网及其平台的结合，特别是数字技术转化为数字经济，进而与其他产业的深度融合，不再表现为传统的机器替代人的自动化模式，也就是说新科技及其应用方式，不仅可以替代劳动力，还可以替代资本、土地和其他要素，或者延展各种要素的使用深度，也预期可以改变市场效率，因而使经济活动较少受到报酬递减现象的困扰。这些新科技、新现象、新趋势将重塑农业农村发展的模式，为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提供新的机遇。

根据问题之间的内在逻辑，全书的章节安排和结构布局大体上反映在五个板块的设置中。第一个板块切入主题，指出在历史性地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在迈向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过程中，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正处于关键的时间窗口。第二个板块强调农业在产业发展中的基础地位，以及从此出发的要素动员和配置过程。第三个板块着重讨论城乡关系变化、新型城镇化的内涵和推动方式，特别突出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流动对于缩小收入差距及至破除二元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意义。第四个板块着眼于研究农村人口红利的潜力、人力资本积累的路径，以及农业农村在扩大内需中的作用。第五个板块论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以及中国式福利国家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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