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对儒家经典《大学》的精细解读, 注重文本的考证与思想辨析, 依循思想的历史嬗变对《大学》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篇章结构、基本思想、历代研究等基础性问题展开论述。全书以经典文本的基本问题为导向, 以思想史与哲学史相结合为研究进路, 以基本问题与译注集评相结合为体例, 呈现出《大学》作为儒家经典文本在历史传承中的思想演变与精神相对稳定的旨趣。
第一章《大学》的作者与成书年代
一、《大学》在唐宋时期的升格与流变二、《大学》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三、《大学》今本之争及其影响
第二章《大学》的篇章结构
一、宋以前的《大学》(本《大学》)
二、宋时的《大学》
三、宋以后的《大学》改本(明清)
第三章《大学》的基本思想
一、《大学》是说给谁的
二、《大学》文本的几个关节点
三、《大学》的思想谱系与精神指向
四、程颐的“改本”与朱子“传”的时代意义
第四章《大学》历代研究
一、汉唐之际:郑注孔疏
二、北宋时期:程颢、程颐
三、南宋时期:朱熹
四、明代:
五、明清夫之
第五章《大学》本注译集评
参考文献·
附录…
附录一宋元明清《大学》主要注本目录
附录二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
附录三河南程氏《大学》注
附录四朱熹《大学章句序》
附录五 《大学问》
附录六《大学本序》
附录七 王夫之《大学训义》(节选)
《大学》作为儒家典“四书”之一,为人们所熟知。而“四书”本《大学》是南宋中期以后,朱熹在二程等推崇《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的基础上,将《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合订为《四书章句集注》,自此形成“四书”之名,成为南宋以后理学的纲领性文献。随着理学的兴盛与朱子学的传播,“四书”本《大学》被广泛接受,故又称今本《大学》。与今本《大学》相对应的是本《大学》,即《大学》作为《礼记》中的一篇传承下来时的原貌。今本之间的差异蕴含着诸多《大学》的基本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本《大学》是如何演变成今本《大学》的。其二,本《大学》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辨正。其三,朱子颁订“四书”后今本《大学》广泛流传,为何会在明代出现以为代表的今本《大学》之争。这三个问题是把握《大学》历史演变与思想诠释的基础性问题,本章围绕此展开讨论,以期动态地澄清《大学》的作者与成书年代问题。
一、《大学》在唐宋时期的升格与流变
“四书”在南宋乾道、淳熙年间由朱熹的注释和阐发,成为系统的理学典体系。相较于其他宋代学者对《大学》的零散训释,朱子从道统授受、思想内容、文本结构学顺序、工夫次第等方面,对《大学行系统的阐述,并且以《大学》为儒德工夫的入门之阶,将其列为“四书”之首。在此基础上,对《大学》的文本结构和诠释方向作出了重大调整,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将本《大学》分为、传两部分;根据《诗》《书》的内容重订次序,形成对三纲八目的解释;对未有“格物”“致知”解释的本《大学》另作传。如此改动所产生的影响也随之出现,其一,由、传结构的划分,判定的部分为孔子所述,传的部分为曾子所述,而门人记之。这就构建出一个源于孔子的道统和学统,《大学》成为孔、曾、思、孟的道统之书。其二,改“亲民”为“新民”。“新民”是应宋代士大夫阶层兴起提出的价值要求,《大学》文本的时代价值呼之欲出。其三,将工夫次第皆统摄于“格物”,使以“格物”为基础德工夫成为儒家修齐治平的入手处。所以,本《大学》由朱子的改订入“四书”时代,并呈现出成熟的学形态,八多年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朱子对《大学》的改订和诠释并非一蹴而就,其中所涉及的问题历前人讨论而发展至此。在理学崛起以前,《大学》只是《礼记》中的一篇普通文章。两汉时期,《大学》一直未脱离《礼记》而被单独关注或研究。《礼记》的内容来源、形成过程以及编者,至今多有争议而无定论。较为通行的说法是,今本《礼记》即《小戴礼记》四十九篇,为西汉戴圣所编。其与戴德所编的《大戴礼记》八十五篇不同,但二者均出自《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七十子后学所记的关于《礼》的《记》一三十一篇。《后汉书·桥玄传》及《后汉书·曹褒传》记载,七世祖桥仁及曹褒都曾传授《小戴礼记》。《隋书·籍志》记载,汉末马融传《小戴礼记》,郑玄受业于马融并注《小戴礼记》。郑玄的《礼记注》在当时影响较大,自此以后,《小戴礼记》逐步取得的地位,往往只称《礼记》,而不称《小戴礼记》。在《礼记注》中,郑玄对《大学》并未给予关注,他将《大学》题解为“《大学》者,以其记博学可以为政也”①,认为其是一篇政治思想文献,以修身为基础展开内圣外王之道,将其视为解说《礼记》的通论性文章,并未有特殊的关注与解读。换言之,两汉时期还没有脱离《礼记》而独立存在的《大学》。唐代贞观年间,唐太宗诏孔颖达与诸儒撰写《五义疏》。孔颖达撰《礼记正义》七十卷,宗郑玄之学,使郑注得以流传。在郑注的基础上,孔颖达一方面与郑玄相同,认为《大学》是解说《礼记》的一篇政治思想文献,并未改变原有的文本旨趣方向。另一方面,相较于郑玄注,他更加强调“大学之道”与“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关系,以此突出《大学》的宗旨之,郑玄注与孔颖达疏对《大学》的解读是基于《礼记》的整体思想主旨而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