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曹明纲
六朝是骈文的形成兴盛期。骈文,顾名思义,其基本特点就是行文句式整饬、两两相对,不同于散文的不拘一格。它所要求的句式相对,首先指字义、词性的互相对应,其次是用事、引文的排比映衬,最后发展为字句声律平仄的错落和谐。因此可以说,骈文体现了历代文人对古代文体形式美的极致追求。
在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六朝骈文介于汉赋与唐诗之间,呈现出空前的繁荣。尽管后来历朝历代不乏作者,但因多被诟病,总体风光不再。这种状况直到清代,才有了较大的改观。骈文不仅再次进入众多文人学者的视野,成为他们日常写作竞相使用的热门文体,涌现出不少名家佳作,而且理论上也再度受到重视,应有的历史地位和重要贡献也得到了充分肯定。
《六朝文絜笺注》作为出现在清代后期的一个简易读本,从编定到最终成书,前后经历了数十年的时间。最初许梿(字叔夏,浙江宁海人,道光进士)历时二十年,四易其稿,用心编选、校勘、评点了四卷本《六朝文絜》,分别于道光五年(1825)、光绪三年(1877)两次刊行。后来黎经诰(江西九江人)为之笺注,把原书分为十二卷,改题现名,于光绪十五年(1889)由枕湓书屋付梓,一直流传至今。从书前张澈的序来看,黎氏当时作注的目的,是为后学者提供一个“家塾读本”它的问世,既反映了清人对六朝骈文的欣赏和推崇,同时也呼应了清代注重骈文写作的社会风尚。
许梿《六朝文絜》在编选、评点上都很有时代特色。六朝文的选录,最初当推梁代萧统的《文选》,以后又有明代王志坚《四六法海》,清代李兆洛《骈体文钞》、王先谦《骈文类纂》等。与这些文本的求全不同,许梿的编选则以择精见长。他取法《文选》,分文体18类,收作家36名、作品72篇。尽管篇幅有限,但入选作品已大致包含了六朝时骈文的各种类型。除了赋之外,有出自帝王的诏、敕、令、教、策问,臣子的表、疏等朝廷官方应用性公文,也有文人日常使用的启、笺、书、移文、序、论、铭、碑、诔、祭文等。其中以书信类作品居多,内容十分精彩,有君臣间往来诗作的酬答、抒写离别和别后的相互牵挂,有记述旅途的劳累愁苦、描写山水的奇异景观,也有被称为“香奁绝作”、代人书写给妻妾的家书,甚至还有见了死者未寄出的信而追答的。入选作家则上起晋陆机,下至隋杨暕,包括宋、齐、梁、陈、北魏、北齐、北周各个朝代,历时三百多年。入选的作家作品也极具代表性,如宋鲍照《芜城赋》、齐孔稚珪《北山移文》、梁江淹《恨》《别》两赋、吴均《与宋元思书》、陈徐陵《玉台新咏序》、北周庾信《小园赋》等,颇能完整地呈现六朝各个阶段骈文创作的历史风貌和显著成就。也许正因为此,黎经诰(觉人)才决定为之作注,从而完成了《六朝文絜笺注》一书。
对于入选的骈文,许梿采取随文鉴赏的评点,形式有别于前此梁代刘勰《文心雕龙》、北宋王铚《四六话》、清代孙梅《四六丛话》等论著、诗话,显得灵活精妙,要言不烦。如谓孔稚珪《北山移文》“此六朝中极雕绘之作。炼格炼词,语语精辟。其妙处尤在数虚字旋转得法。当与徐孝穆《玉台新咏》并为唐人规范”;说梁江淹《恨赋》“通篇奇峭有韵,语法俱自千锤百炼中来,却无痕迹。至于分段叙事,慷慨激昂,读之英雄雪涕”;评北周庾信《小园赋》“前半俱从小园落想,后半以乡关之思为哀怨之词。近人摹拟是题,一味写景赋物,失之远已”。在揭示和鉴赏六朝骈文的多种艺术风格时,评语既看重“选声炼色”的“旖语闲情”,也醉心于“绝去饾饤艰涩之习”的“简澹高素”;既赞叹何逊“寄书闺阁”的“婉娈极艳”,也称赏宋武帝诰敕之文的“丽语能朴,隽语能淳”。在众多作家中,许梿最倾心庾信,说“吾于子山无复遗恨”,又说“吾于开府,当铸金事之”,再说“骈语至兰成,所谓采而不滞骨,隽而弥絜”,凡三致意焉。同时认为他和徐陵最能代表六朝骈文的成就:“骈语至徐、庾,五色相宣,八音迭奏,可谓六朝之渤澥,唐代之津梁。”至于用“奇峭幽洁”概括鲍照的特色,说他“高视六代”;用“生涩”点出江淹的佳处,说他“的是凿山通道巨手”;又说铭文“明远以峭胜,兰成以秀胜,蹊径自别”都以少总多,点到即止,十分精准。这种对骈文作家作品的具体评点,应该说是清代骈文理论宝库中的碎金片玉,弥足珍贵,不容忽视。
黎经诰熟读经、史,沉浸子、集,尤谙《文选》义理。他的注释,约有五分之二是沿用旧注。其中《文选》已收入的作品用唐代李善注,徐陵用吴兆宜注(包括据原本附入顾樵、徐炯等七家注),庾信用倪璠注。但他不是简单地沿用,而是对其作了细致的梳理。注中有补充的,江淹《别赋》李注“晦高堂之流黄”仅引张衡诗和《环济要略》揭示“流黄”字面来历,而黎氏补注则引《西京杂记》“会稽岁时献竹簟供御,世号为流黄簟”说明“流黄”是指竹簟。庾信《小园赋》倪注于“连珠细菌,长柄寒匏”仅注下句,黎氏则引《抱朴子》、张衡《西京赋》补出上句;另对“镇宅神以薶石,厌山精而照镜”两句,也在倪注的基础上作了新的补充。又《春赋》引《通礼义纂》,补出“节鼓”之义。徐陵《玉台新咏序》吴注于“邓学《春秋》”先云“未详”后引后汉马皇后好读《春秋》,黎补注则引邓皇后好经传,曾从曹大家学事实之。有辨正的,如李善注谢庄《月赋》引玄兔?两句,引《论语》“皇皇后帝”黎补注指其误,谓句“见《鲁颂》,‘论语’两字宜改‘毛诗’”。又同赋李注引侯瑛《筝赋》,黎氏指其误,谓“侯瑛”应作“侯瑾”,见《后汉书?文苑传》。这类例子很多,足见黎氏作注的细致和用心。至于没有旧注可依的作品,他在笺注时也多广征博引,审慎周密。如注梁简文帝的《相官寺碑》一文,除了出入经、史、子、集外,还引用佛经达17种之多。对于那些一时未能坐实来源出典的字句,则以“未详”标出,以示有待来者,治学堪称严谨。
当然,评注本也有可议之处。如编选方面,于晋代只选陆机一篇,稍嫌单薄;庾信多选早期之作,似有偏颇。在评注方面,江淹《为萧骠骑谢被侍中慰劳表》许评指“萧骠骑”为齐明帝,据史书相关记载推断当为齐高帝;梁简文帝《与萧临川书》许评谓“萧临川”指萧子云,而书中“分竹南川”注指“南川”为西阳郡南川县,则与史载子云仕历不符;史载颜延之任始安太守时作《祭屈原文》,而许评误作“始平太守”。另梁简文帝《与湘东王论王规令》“金刀掩芒,长淮绝涸”、江淹《为萧拜太尉扬州牧表》“徒怀汉臣伏阙之城”等句失注,梁简文帝《与萧临川书》注“郑司农”当作“郑玄”、江淹《建平王聘隐逸教》注将《汉书》误作《后汉书》、庾信《小园赋》补注将《隋书?晋籍志》误作《艺文志》等,都有待修订补苴。
但总体来看,六朝骈文的这个评注本选篇适中、评点精彩、注释详赡,既适合一般阅读欣赏,又可作为学者研究的入门阶梯。它之所以能在清代同类诸多选本中脱颖而出,而且影响一直延续至今,并非偶然。
这次重新整理,以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清光绪十五年(1889)枕湓书屋刻本为底本。标点方面要说明的是,鉴于古人引书常有择要、省略、拼接、记忆等情况,因此除了诗赋作品外,对注文中的引文一般不加引号框定,以免滋生歧义。校勘时对原刻中的异体字、俗写字径改,不出校;避讳字则改用原字,同时出校。对原刻评注中一些疏失,则用注在页末加以说明。至于原书引文时有与现行文集相异的情况,除了明显错讹外,一般不予出校。又因收入《国学典藏》,原刻竖排的夹注、眉批均改横排,一并移至每文篇末,加【黎笺】、【许评】予以区分。成稿后,复见上海图书馆藏枕湓书屋刻本的另一印本,前有黎经诰《叙》,为底本所缺,故移作《附录》,一并存于书末。正如前人所言,四六盛于六朝,庾、徐推为首出。其时法律尚疏,精华特浑。譬诸汉京之文、盛唐之诗,元气弥沦,有非后世所能造其域者”(孙梅《四六丛话》);而“三唐奥窔,未有不胎息六朝者。由此上溯汉魏,裕如尔”(许梿《六朝文絜原序》)。因此要欣赏六朝骈文自有的独特魅力,探求它上承汉魏、下启三唐的重要作用,这个评注本或不失为最合适的向导。
2019年重阳
许梿,字叔夏,号珊林,生卒年不详,浙江海宁人,道光进士。黎经诰,江西九江人。
曹明纲,毕业于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上海古籍出版社副编审、原一编室主任。著有《赋学概论》、《六朝文契译注》、《唐五代词三百首新译》、《中国园林文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