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望与希望之外：鲁迅《野草》细读_孙歌著_9787108067180

　　一般认为，《野草》是能透见作者“灵魂的真与深”、能揭示鲁迅个人真实的生命状态的作品，孙歌将鲁迅和《野草》作为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借助竹内好与沟口雄三独特的思想路径，来重新解读鲁迅与传统的关系，五四落潮后鲁迅的孤独、战斗与坚守，以及鲁迅在“绝望与希望之外”追寻生命原点的深刻体验与人生思考。
　　通过逐一细读包括《题辞》在内的24篇文章，作者重新阐释了诸如“中间物”“明暗之间”“无物之阵”“反抗绝望”等《野草》中的核心观念，尤其对鲁迅的“求真”意识和他的“反传统”思想做了独具匠心的体味。作者认为，鲁迅不是一般的“反传统”，而是“一直在传统中用断裂、决绝的方式继承一些关键的要素”，因此既要厘清“传统”的多面性和多义性，又要辨析传统在现代的分解和转化，在这个意义上，鲁迅的“求真”就与明末的李卓吾一脉相承，实际上他是“进入传统的脉络有选择地进行继承”。

鲁迅《野草》创作于1924—1926年，是极富象征主义色彩的散文诗集，呈现了鲁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落潮之后孤独寂寞、在彷徨中求索的心境。而书中透露的鲁迅的生命哲学，如“反抗绝望”，“韧性战斗”等，则成为鲁迅精神世界的重要原点，被鲁迅研究者一再咀嚼和阐述。钱理群先生曾说：“幸而有这一部《野草》，还能够多多少少走进鲁迅的内心世界，能够看到鲁迅灵魂的真和深。所以《野草》是一部相对真实地揭示鲁迅个人存在的作品，多多少少揭示了鲁迅个人的真实生命状态和真实话语的存在。”

孙歌是著名的日本思想史研究者。她不仅把竹内好、沟口雄三等日本学者以自己的理解引进到国内，而且也在日本学界重新激活了这些思想者。她对鲁迅的理解不同于国内的鲁研界依赖长期的学科积累和思想共识，而是借助竹内好的《鲁迅》和沟口雄三的李卓吾研究，把鲁迅作为思想史的研究对象，“赤手空拳”地进入鲁迅作品，因此她的解读有着独特的思想脉络和理解深度，对国内的鲁迅和《野草》研究有一定借鉴意义。

这是孙歌四次全面细读23篇《野草》作品的讲稿结集，共12万字。每一讲有主题，有细读的《野草》篇目，如第一讲《鲁迅的时代课题》，其实是处理鲁迅与传统的关系。孙歌认为鲁迅不是一般的“反传统”，而是“一直在传统中用断裂、决绝的方式继承一些最关键的要素”，是“进入传统的脉络有选择地进行继承”，因此要重新定义“传统”的内涵，重新理解“中间物”的概念。孙歌把“求真”作为鲁迅对待传统的核心态度，它也是李卓吾思想的重要特质，在这一点上，鲁迅与李卓吾心心相通，他们都是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一个重要分支，属于“正统的异端”。

第二讲《无地中的死火》，细读鲁迅的《雪》《风筝》《立论》《影的告别》《死火》《题辞》，处理鲁迅的孤独、在明暗之间的突围和选择。死火、无地彷徨等是这一章要处理的重要意象和思想。第三讲《在无物之阵中战斗》，细读的文章有《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死后》《这样的战士》《淡淡的血痕中》《墓碣文》，处理鲁迅的“韧性战斗精神”和在无可选择中坚守。第四讲《绝望与希望之外》，细读《好的故事》《秋夜》《希望》《复仇》《复仇（其二）》《过客》，处理鲁迅内在生命的黑暗与飞扬，所谓“绝望与希望之外”，既反抗传统，又质疑现代，鲁迅以一种自觉的“中间物”状态体味着生命的绝望与黑暗，同时又勇往直前，像一个战士一样时刻准备举起投枪。

书稿是讲课实录，与学生一起逐一细读《野草》各篇，并加以分析阐释，因此可读性很强，对中学生、大学生和普通读者是很好的引导入门。

　　十几年前，孙歌老师发表一系列论述竹内好的文章，我为此而拜见她。她当时承诺很快会回来研究鲁迅。我翘首以盼，结果她下一个研究重点是丸山真男。拜读她不少关于日本思想史的论文之后，我想她大概不会再有时间回到鲁迅那里了吧。后来她又挑起了重担，译介多卷本沟口雄三著作集。没想到，这以后和她见面几次，所聊的关于鲁迅的话题竟越来越多了。看来沟口雄三和竹内好一样，都刺激和影响着她对鲁迅的重新理解。这次她应邀在中国美术学院讲解鲁迅的《野草》，看来是水到渠成的事。
　　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出现了鲁迅研究的高峰，人们将《野草》看作鲁迅的核心文本，并以《野草》为方法重构鲁迅的思想和文学世界，改变了简单地将《野草》看作自我否定的过渡性文本的传统看法。以往无法解释的《野草》中丰富、多层次又以悖论的形式呈现的自我形象，有了得以展开讨论的空间。人们对《野草》的语词修辞和含义的隐晦、难解状况也有了足够的认识。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对鲁迅置身于绝境中而始终挣扎着前行的行动哲学有了强烈的体认，并把它概括为“反抗绝望”或“绝望的抗战”，这成为鲁迅思想的核心命题。这些与孙歌的讨论并无矛盾，可以说，孙歌在讲解中很好地继承了80年代以来的鲁迅研究成果。所不同的是，当年所概括出来的《野草》和鲁迅思想的结论，对于孙歌而言，是她重新寻找鲁迅精神世界入口的思想前提之一。
　　80年代的学者们往往从鲁迅与尼采等被称为现代主义思想家的关系中寻找灵感，开拓了新的解释空间，比如将鲁迅笔下的过客与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进行比对。但后来的研究出现了一种倾向，几乎将《野草》的一切都收归现代主义，人们忙于用生命哲学、存在主义的语词概念来解释《野草》。这导致的结果是，二十多年来，《野草》研究几乎停滞在现代主义的阐释框架中。在现代主义视野内，《野草》与鲁迅的其他作品，特别是杂文写作，越来越脱节。而且出现了美学上的自恋倾向，人们在《野草》中往往构建一个与民众无关的，孤独而自怨自艾、自我欣赏的高等知识人形象。80年代的《野草》研究呈现出来的那个奋然前行的积极形象也变得过于虚无了。——这样说并不是要否定二十多年来的《野草》研究，而是想说明，如何突破《野草》研究的现代主义框架，如何继承并进一步推进80年代《野草》研究，是需要认真应对的问题。
　　在我看来，孙歌提供了新的可能。她大胆重建了认识《野草》的思想框架：第一，她把鲁迅与中国的思想文化传统结合起来考察；第二，她把鲁迅与秉承西方“先进理论”的知识人的论战纳入到《野草》的讨论中。就第一方面而言，可以清晰地看到沟口雄三对她的影响。长期以来，人们将鲁迅的反传统作为不证自明的思想前提，虽然早有鲁迅研究专家指出了鲁迅的思想与文学和魏晋文章之间的密切关系，但后者仍然可以被综合在反传统的脉络中。而孙歌认为，“鲁迅与传统的方式不是直接的连接，而是用断裂的方式发生的继承”，“他一直在传统中用断裂、决绝的方式传承一些最关键的要素，他并不是一揽子地拒绝作为一个实体的所谓‘传统，，而是进入传统的脉络，他自己有选择地进行了传承。他传承的这些要素，最后在《野草》中得到了升华”。而在中国历史中，就存在着像嵇康、李贽那样以断裂、决绝的方式继承传统的传统，这个传统，用鲁迅的话来说，表现为魏晋的反礼教，实则倒是太相信礼教，而因为礼教被利用，于是老实人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礼教。用沟口雄三的话来说，表现为李贽远离宋学以来的儒学大势，看似站在完全自由的立场上．但这并不意味着站在非儒、反儒的立场，而是要追求存在于赤裸裸的人本身的那种自然本来的纲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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