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编桐城派文选_江小角杨怀志方宁胜_9787212103316

桐城派是我国清代文坛上最大的散文流派。它以其文统的源远流长、文论的博大精深、著述的丰厚清正而风靡全国，享誉海外，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座丰碑。本书共遴选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等50多位桐城派主要作家的百余篇杰作，并进行了注释和导读。

　　“文学史发展到明清时代，一个□大特征就是地域性特别显豁起来，对地域文学传统的意识也清晰地凸显出来。理论上表现为对乡贤代表的地域文学传统的理解和尊崇，创作上体现为对乡里先辈作家的接受和模仿，在批评上则呈现为对地域文学特征的自觉意识与强调。”当代学者蒋寅先生这段话，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桐城派的产生及其流派特色，无疑具有启示意义。然而，在明清时代诸多以地域命名的文学流派中，唯有桐城派能够突破地域的界线，流衍全国，绵延不绝，并占据有清一代文坛主流与正宗地位，这非常值得深思与探究。
　　关于桐城派的得名，据任雪山先生考证，浙江仁和人胡敬于1834年前后，在撰写《孝廉钱蕙窗别传》中说：“君状魁梧磊落，饮啖兼人，工诗能文章，诗法初盛唐或时出入于金元名家，独不屑蹈宋人蹊径，文不多见，听其持论，殆宗近日桐城派者。”这是“桐城派”一词，□早见诸文献的记载。曾国藩在其《欧阳生文集序》中作了进一步阐述：“乾隆之末，桐城姚姬传先生鼐善为古文辞，慕其乡先辈方望溪侍郎之所为，而受法于刘君大櫆及其世父编修君范。三子既通儒硕望，姚先生治其术益精。历城周永年书昌为之语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号‘桐城派’，犹前世所称‘江西诗派’者也。”曾国藩这番话，正与姚鼐《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所言桐城文脉师承相应和。然而，究其实际，姚鼐终其一生，也未自我标榜为“派”，只是到了姚门弟子那里，桐城“派”的意识日渐自觉，一个由方苞上接归有光，下启刘大櫆、姚鼐，一脉相承、蔓衍天下的文统谱系，在他们的不断建构下，逐渐确立下来，并为世人所接受。曾国藩只是正视久已存在的文坛景象，在这篇序文中打出“桐城派”的旗号，扩大古文影响。近代林纾对此洞若观火：“桐城之派，非惜抱先生所自立，后人尊惜抱为正宗，未敢他逸而外轶，转转相承，而姚派以立。”这话说得很有道理。
　　作为一个文学流派，桐城派既然渊源于桐城，它的形成必然与桐城独特而深厚的地域人文传统密切相关。姚鼐的门人方东树在《刘悌堂诗集序》中说：“自明及我朝之兴，至今日五百年间，成学治古文者综千百计，而未有止极。为之者众，则讲之益精，造之愈深，则传之愈远，于尤之中又等其尤者，于是则有望溪方氏、海峰刘氏、惜抱姚氏三先生出，日久论定，海内翕然宗之。”这种浓郁的地域文学传统，加上乡里作家之间的前后相承与推举，增强了乡里作家之间的认同感，创作群体的地域意识因之愈加彰显。这种地域意识和文学传统的不断增强与弘扬，为文派的创建提供了理论源泉和现实基础，而姚鼐这位具备开宗立派才识胸襟的文坛领袖的出现，使得桐城文派的创建由可能变为事实。
　　然而，从更早的历史来追溯桐城文派之源，我们还要将目光投向方以智、钱澄之、潘江、姚文然等明末清初的文学大家。方以智的名著《通雅》中，列有《文章薪火》一卷，表达了对司马迁不拘泥、合时宜、散近乎朴、变藏于平、善序事理作文之法的推崇。他认为韩愈具有“上承史迁，复古归正”的崇高地位，称唐宋“八家大同小异，要归雅驯”。主张学文与世用相结合，“道德文章政事”合一。这些文论观点被后世桐城派作家继承并发扬光大。钱澄之为文，讲求穷理明道，要求在“明理”的前提下，做到“识定”“气壮”“合于古人”，提出以养气、读书、穷理作为行文的先决条件，强调古文创作要辨明俗雅，做到语言雅洁，词必己出，要注重吸取归有光在“法”和“言有序”方面的长处，力避其在“义”和“言有物”方面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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