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迁东还：抗战后方人物的命运与沉浮_龚静染著_9787545551730

本书讲述了民国抗战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民族精英西迁至四川大后方的故事，其中包括马一浮、熊十力、叶圣陶、朱东润，南怀瑾、凌叔华、贺昌群、范旭东等，他们或创办教育，或著书立说，或重兴实业等，在川蜀之地留下了重要的历史印记。
作者通过查阅档案、实地走访等对这些历史人物的命运作了细致入微的探查与研究，对埋藏于历史深处的人事纠葛进行了有理有据的梳理，再现了他们在战乱时局下跌宕起伏的命运。当个人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兴亡相遇，当厚重的历史与个人的荣辱融为一体，作者诗意的文字仿佛时代的回音，召唤我们重返历史现场，感受大时代下的因缘际会和复杂的人生况味。

这是一本关于抗战后方人物的书，共十五篇，勾连到数十位近现代人物，集碎片为镜面，照出的是一时之俊彦，余音绕梁，精彩纷呈。
我从2005年开始涉猎地方历史题材的写作，书中的人物最初是散落在我的一些考察笔记和阅读日记中，他们中仅有少数人单独成篇。显然这不足以成为一本书，而且当时我也没有延展这个选题的想法。一晃十多年过去了，去年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该做点什么了，于是决定在今人与故人之间摆上一杯茶，好好讲一讲那些快被遗忘的故事。
一动笔，才发现刹不住车，一个一个地写，写完一个感到意犹未尽，又接着写下一个，后来我发现他们并非仅仅是单个的人，而是一个群体，有相似的时代命运和人生际遇。比如写马一浮就会写到熊十力和贺昌群，写贺昌群就会自然写到叶圣陶，写叶圣陶就会写到朱东润，而这又牵扯到陈西滢，当然就有了凌叔华、竺可桢等人的出场。书中的人物渐渐汇聚到一起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这本书的轮廓已经出现了，就像看戏，剧情跌宕，人物粉墨登场。最关键的是，有一条线索贯穿始终，把他们紧紧连接在了一起，那就是西迁东还这段历史。
《西迁东还》这本书讲的是抗战时期的一段流寓史。抗战军兴，半个中国沦陷，四川成了最大的后方，大量百姓逃往巴蜀，而八年的流亡生活是抗战历史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乐山是岷江边的水码头，有交通之利，又有丘陵山地的屏障，成了一座非常重要的避难移民城市。当时武汉大学、四川大学西迁到了乐山和峨眉山，盐务总局、永利和黄海社迁到了五通桥，复性书院在乐山开办，而此间嘉阳煤矿、岷江电厂、川康毛纺厂、亚西机械厂等应运而生，学校、社团、工矿企业纷纷搬迁到了这里，原本偏僻的小城突然热闹起来，涌动着一幅焦灼而纷乱的景象。
我从小就生长在小城五通桥，按说离这段历史是很近的，但实际我在很多年中都非常陌生，这样的历史缺失是不可思议的，但它就真实地发生了。当年的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是中国不少一流人物汇聚的地方，范旭东、侯德榜、李烛尘、熊十力等都在此生活工作过，而这个地方离我家不过几百米。为了追寻这段历史，2011年我到北京去拜访漫画家方成先生，记得当时我带了一罐五通桥的豆腐乳去看望他，他见后大呼“太好了，那时我就常吃”，欣喜之情让人难忘。对故物的熟悉源于他在黄海的四年生活，那座小城留下了他太多的记忆，甚至还留下过一段刻骨铭心的恋情，他曾经用画笔勾勒过那里的山川和草木，而这些都与抗战后方那段流寓史相关联，也与西迁东还相关联。
我已经有了走进这段历史的可能，仿佛一抬脚就能走进那个伸手可触的历史现场。但是，就这样的一点距离，我却用了十多年的时间。历史总是迷雾重重，我常常觉得自己就是一个迷失的讲述者，这是我写这本书时面临的困境，在历史叙事中如履薄冰。这也是我有很长一段时间不敢轻易下笔的原因，历史巍然如山，身在山中，我不过是踽踽独行的探路者。
历史是什么？这是我常常思考的问题。美国历史学家柯文在《历史三调》中把历史分为三个不同的观察角度，将它置于素描的透视关系下，使之纤毫毕现，但这只是一种历史研究方法。钱穆先生说历史就是世道人心，一语道破，更让我信服。历史就是人生，众人之人，众生之生。历史是活的，不是死的，当下是历史的此，历史是当下的彼。当然，真实的历史不应该被刻意压低或抬高，我们需要的是可以平视的历史。
如何才能找到这样的历史呢？写这本书的过程，也就是回答这个问题的过程。我的写作开始一般不是直接动笔，而是在前面还要做大量的功课，查阅、考察和走访必不可少，从而建立起一种客观的认识。除了大量阅读各种公开或者内部发行的文献资料外，档案是我最为重视的史料资源，可以说这本书如果离开了档案资料，就如同失去了丰富的毛细血管，会成为一具空洞、冰冷的躯体。为了写作这本书，我去了很多地方，跑了很多档案馆，查阅了大量的档案，见到了很多一手的、珍贵的史料，这对写作的帮助是非常之大。如《峨眉客：故宫文物南迁北线遗事》这篇中，讲到桥盐济陕运送故宫文物这段史实就是新的发现，之前还没有在任何正式的记录中出现过。把五通桥的盐卖到汉中，放空的车辆运送故宫文物到成都，其中的故事还原了历史的细节，要不是我在档案中发现，也许它们还一直被厚厚的灰尘遮盖着。又如《黄汲清：寻找黑卤》一文，就是通过几十封信件拼接出的故事，几个人之间的通信，来来回回，有艰难的创业，有真诚的援助，也有利益的争夺，人性在信函中显露无遗。我用白描的叙述方式来讲述这个故事，就是想原汁原味地再现这段历史。当然，如果没有那些档案资料的寻觅与浮现，这些故事都将崩散如沙，消失得无影无踪。
《西迁东还》是一本以人物为主的书，但人物难写，臧否人物需要立场和角度，也涉及写作的伦理，而缺乏独立思考的评判容易失之肤浅。同时，人物也是多面的，单色描绘难免苍白，要写出人性的复杂绝非易事。这方面我有两点心得：一是在材料上需要有大量真实鲜活的细节，挖掘得越深越好；二是写作中应怀有“小人物之心”，小人物才代表众生之相，才能体现真实的人世。前者是文本价值，后者是写作态度。就后者而言，文字的悲悯和谦卑，似乎更合我意。
尽管这是一本人物历史随笔集，但文学的丰富性与历史的真实性并不相矛盾，相反是一种互补。这在国外一些优秀的历史著作中已可以看到卓有成效的实践，如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孔飞力的《叫魂》、史景迁的《王氏之死》等。当然，这些都必须建立在写实和求真的基础上。客观的叙述也是非常重要的，如何在历史与文学的走绳中把握平衡，我想这些都应该归于叙事学的技巧，并不需要我在此饶舌。
但我还是愿意将这本书归入非虚构写作中，因为我深恶文辞的煽情和对历史的涂脂抹粉。这些年非虚构写作逐渐被重视，我想这不仅仅是时代语境的变化，其实也是对虚假表述的唾弃，更是一个巨大的阅读需求和观念的转变。当然，这是一个新的文学可能性，也是寻找可以平视的历史的起点，但愿我在书中也有这样的努力，并能够被人看到和理解。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的是乐山市档案馆，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他们给了我非常大的支持，让持续而辛苦的写作有了回报，我想凡事皆有因缘，而这都是我应该永远铭记于心的。

2019年5月28日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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