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本不苍凉:民国十六名士写真》是近代以来十六位有血性、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合传。他们多生活于乱世民国，有着不同的生活轨迹，但他们身上有着知识分子共有的高贵品质：血性与良知。他们用自己的生命饯行时代的使命，奏鸣着一曲曲时代的强音。

　　知识分子之血性与良心，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体现，而其秉承中华文化至刚至大之正气，勇于担当历史使命之大抱负，则历千万世而无有不同。
　　此书中所讲事例，多为乱世民国时表现的高贵品质，只有两篇讲到新中国成立后，也是在特殊年代“文革”中之表现，与现在社会并无联系。
　　有人或日：乱世已过，错误已改，而今国家兴盛，人民富足，文化多元，正呈现前所未有之好势头，何必提这些？
　　我答：思甜还要忆苦呢！况且，欲谋求中华文明之真正复兴，求万世之太平，则必借助知识分子之血性与良心。唯其有血性，方能进步，敢仗义执言。什么是“义”？“义”乃“公义”，唯有“公义”，方能真正为“公益”服务；同样，唯其有良心，方能识大体，知国情，自然而然，廓然大公，既知晓今日之人民政府之于人民幸福之重要性，从而拥护之；又能发现社会所存在之问题，从而揭发改正之。起码，有良心的知识分子不会贪得无厌，不会害公而私己，不会草菅人命，不会醉生梦死只知金钱而毫无高尚之追求……
　　知识分子的良心，是一个民族之根本良心。在任何情况下，知识分子都应该清醒。即便在盛世，也需时时警惕，居安思危。

宋教仁：“为宪法流血第一人”
宋教仁之死，为中国近代民主法制进程投下了浓重的苍凉色彩，令无数的仁人志士悲痛不已。他们不仅为宋教仁悲哀，也为整个中华民族的未来担忧。正如于右任先生所说：“我不为私交哭，我不为《民立报》与国民党哭，我为中华民国前途哭!”
彭素民：“死便埋名也自由”
1924年8月3日，彭素民积劳成疾，病逝于广州博爱医院，年仅40岁。追悼会上，主祭人廖仲恺悲痛之至，“于军乐呜呜声中，欷嘘饮泣，全场注视，皆为动容。”
值得注意的是，彭素民致力革命二十余年，“未尝为家谋”。所任职务不可谓不高，但他不谋私利，为革命鞠躬尽瘁，乃至英年早逝后，竞然“家贫母老，子女六人俱幼弱，教养无资”。
廖仲恺：举家殉国亦不惜
在威胁越是迫近的时候，廖仲恺越是坦然自若，将生死置之度外。
他说：“我为国家，为本党，无论何人反对，我皆不畏。即击我杀我，亦在所不惜。”
他还说：“苟利于国，则吾举家以殉，亦所不惜。”

邓演达：以身殉志，不亦伟乎
何香凝与茅盾怎么也忘不了邓演达“热血男儿”的形象：“他就是择生。他有独到的政治见解，他具备着几乎近于执拗的顽强的个性——他能写、能讲，他对中途背叛了总理（指孙中山）遗教的那些升官发财之士表示了无穷的憎恨。他又能带兵，能打仗……”（何香凝：《忆邓择生》）“尽管他依从理性的指示，竭力使他生活纪律化，因而举止言语也有强烈的纪律味儿，但终于不能掩盖他本性的热烈的感情，他实在是一个热情的人。中国话有一句叫做‘热血男儿’，我想择生先生就是这称呼的典型”。

（茅盾：《一段回忆》）杨杏佛：“为人权流血第一人”
杨杏佛既是“为人权流血的第一人”，也是一位有牺牲精神的热情的歌者。热爱民主、科学、自由的人们将永远记住他，而在回顾他的事迹的时候，是否也可听到他的歌声：
人们，你苦黑暗么？
请你以身作烛。
用自己膏血的，方是真正光明之福。
蔡锷：“但为四万万人争人格”
随着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逆流日益张狂，蔡锷的愤慨之情也越来越激烈，他愤愤地对朋友说：“眼看着不久便是盈千累万的人都要颂王莽功德上劝进表了，老袁便安然登上大宝，这叫世界各国看着中国人是什么东西呢！我们自知力量有限，未必抗得过他，但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起见，非拼着命去干一回不可！”

蒋百里：做一个有骨气有作为的中国人
民国二年（1913年）6月17日夜，蒋百里又憋着一肚子气由京城回到保定，他的气色非常难看，下定了自杀的决心，接着便写起了遗书。
留给母亲的遗书这样写着：“为国尽忠，虽死无关重要，然于陆军前途及国民有益。遗币二百，薄田数亩，聊供赡养。”

杨杰：绝不为亡者之臣
1949年9月21日，在北平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开幕式上，由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提议，发出了全体会议致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唁电，揭露了杨杰将军的死因，并给予杨将军高度的评价：
“凉闻杨杰将军在由滇经港来平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途中，惨遭国民党匪帮用最卑劣的手段加以暗杀。本会议全体同人，无不痛悼！杨杰将军多年来为民主事业奋斗，久为反动派所深忌，于今竞遭惨祸；本会议全体同人，除一致决议向责会表示哀悼外，深信杨杰将军的死，将会更加激励全国人民，一致努力，把革命进行到底，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及其主子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最后残余统治，建设崭新的中国，以慰先烈，而安生者。谨电致唁！”

邵飘萍为“新闻救国”而死
回顾邵飘萍的记者生涯，面对死亡威胁的次数不可谓不多，邵飘
人生本不苍凉萍有时也免不了与常人一样会“心悸”，但他将责任心建立在“新闻救国”的信念之上，所以并不退缩。《新闻学总论》中，邵飘萍仍再三强调新闻记者的责任心，称：“新闻记者之尽职，以道德人格为基础，以侠义勇敢为先驱，而归本于责任心之坚固。张勋复辟之役，余因亲赴天津发电，彼时京电局为辫子兵所占守，途经丰台，夹杂两军之中，几死于流弹之下。当时之危险状态，至今思之，犹为心悸。若果死，则责任心命我不得不死也。”

林白水：赴死岂能无眷恋
林白水自知大祸将临，他神态自若，要求给家人写遗嘱。遗嘱写道：“我绝命在顷刻，家中事一时无从说起，只好听之。爱女好好读书，以后择婿，须格外慎重。可电知陆儿回家照应。小林、宝玉，和气过日。所有难决之事，请莪孙、淮生等诸友帮忙。我生平不作亏心事，天应佑我家人也。丙寅八月七日夜四时，万里绝笔。外玉器两件，铜印一个，又金手表一个。”匆促之间，“八月六日”错写为“八月七日”。

成舍我与《民生报》被封事件
成舍我本人曾在《我有过三次值得追忆的“笑”》一文中回忆此事：“民国二十三年，我所主办的南京《民生报》，因为揭发行政院政务处长彭学沛经手建筑行政院官署，贪污舞弊，汪（兆铭）是行政院长，不料竞认为这是对他的一种重大冒犯。虽然铁证如山，他仍不顾一切，以最大压力，将《民生报》非法封闭，将我非法拘禁了40天，并永远不许我在南京办报。此在当时，曾为一轰动全国之巨案。我出狱以后，他叫人示意，如果我向他低头，则一切不难和解。
……

史量才：“人有人格，报有报格”
杜重远与新生事件
黄炎培：走向“胜利”与“民主”
马寅初和他的《农书》
梁漱溟：“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

　　农民运动为国民革命的主力军，这是彭素民对中国革命理论的一大建树，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彭素民还身体力行，旗帜鲜明地大力支持农民协会和农民武装的建立。他与廖仲恺一起亲自参加了南海县佛山镇南浦村农团军成立大会；他代表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严正谴责广宁县县长压抑农会成立的事件。为保护花县农会，他又特致函厂东省长公署，“希转饬花县县长，出示保护，以免滋生事端”。
　　彭素民不愧是国民党农民运动方针、政策的奠基人之一，也是广东农民运动的开拓者和领导人之一。不仅如此，在此期间，彭素民与彭湃一起，谱写了国共两党人士精诚合作的新篇章。
　　彭湃（1896-1929），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早期农民运动领导人。1917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读书，1921年回国，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任海丰县教育局长，旋即从事农民运动。1923年任海丰县总农会会长。次年加人中国共产党。彭素民出任农民部部长期间，彭湃担任部长秘书，襄助彭素民整理部务。
　　彭素民对彭湃非常信任。除担秘书工作外，经常派他去参加许多重要活动和调查处理一些重大事件，彭湃还被委任为农讲所主任。不料，彭素民对彭湃的信任，竞受到国民党右派指责，称：“农民部其部长初为共产党员林祖涵。林去职，彭素民继之，然一切部务，则为秘书共产党员彭湃把持。”这纯粹是有意歪曲。彭素民是一位尽忠职守、事必躬亲的实干家，直到临终病危期间，仍在履行农民部部长兼广东农品展览筹委会委员长的职责，亲自致函青年部长邹鲁，请其于7月5日下午二时派员出席农品展览会各部联席会，“共商进行而利公益为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