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于1913年，原籍是中国长葛县老城。我不曾有过惊天动地的业绩，是一个微小的人物。也不是研究学术的料子，更不具备研究《诗品》《楚辞》的资本。我之所以研究这些，完全是教书的需要，对旧解新说有疑问，锲而不舍，由渐而然，我用了逾五十多年的时间呢。
不怕阁下笑话，我性鲁，才识低下。记得幼小时家严先登公教我识字，让我辨别尺、寸，说：“一尺是十寸”，“十寸是一尺”。继而问我“区别何在？”我不假思索，便回答到“一寸是十尺，十尺是一寸”。气得老父脸都白了，我还不知错在哪裹。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我是多么笨拙的人。后来因父亲不是国民党员，被罢免掉小学校长，就教私塾了。我即跟着读私塾，先讲后读，慢慢地开了窍。继之，进小学、中学。中学的国文教师是孙缄三，著名的秀才。每次发作文，前三名都有奖：小楷本、作文本、拍纸簿呀，可我役得过一次。后来由拔贡张靖臣教国文，他在教育部当过愈事，和鲁迅同过事，所以讲鲁迅的作品，也讲自己的作品。记得有一次他说：“后院有一棵枣树，还有一棵也是枣树，真妙、真妙！”我不懂问道：“妙在哪里？”他说：“妙在重复一句，加重说明后院只有枣树，修辞的妙法呀！”我认为语言有技巧，开始热爱语文了，读呀读呀！读了不少的古典小说，白话文裹自然有鲁迅的，也有茅盾的，而且会用白话文写文章了。偶尔也得到奖品，学习劲头就更大了。中学毕业前，我还当过班上的壁报编辑呢。后来升人河南大学附中社会科学甲组，教国文的是蒋建章（镜湖），他是武昌高师三杰之一，稍有名气，也有作品（文史学类）。可我和同学就是不满意他，因为他爱读错字，讲错义。一年多后，我们把他轰跑了——到如今我还以为学生选择教师是正当的行为，是维护学生利益的正义行动。接课的教授是卢冀野（前）先生，他个头不高，有一个习惯：在下堂前十分钟必说《红楼梦》一段，绘影绘声，娓娓动听，同学们都爱听。当然讲课也好，能扣着学生的心弦。我学习语文的兴趣更高了。我对卢前先生，如今仍在怀念。报载他在台湾某大学教学，是名曲家吴梅的学生。
在附中有个优越条件，能不断听到教授们的讲演，让学生大开眼界。黎锦熙、冯友兰、尹石公都到校作过讲演。还记得陈梦家、闻一多也都作过讲演，不，是座谈。在七号楼二零二教室。陈梦家（诗人兼学者）放荡不羁，把两条腿放到桌上。闻一多并非风采奕奕，讲话慢慢的，细声细语。他说：“我不搞创作了，创作难呀！我转而研究学术了。”哈，闻诗人都不搞创作了，可见创作不容易呀！我何人敢搞创作呢？也搞学术研究吧！他的话影响了我后半生的学术道路。
升人大学，高亨（晋生）先生讲诸子专书及文字形义学，范文澜（仲云）先生讲《文心雕龙》及《中国通史》，罗根泽（雨亭）先生讲《中国文学批评史》，嵇文甫先生讲《中国社会经济史》，邵次公（瑞彭）先生讲音韵学及目录学。邵先生有个怪脾气，不进教室，在门外就哇啦哇啦讲开了，不管有没人听。他还每堂必骂校长刘季洪“不懂办学方法，不懂科目要求：像本科分量重，钟点少怎么讲完呢？今天不舒服，下课！”说完就走了。他还有个嗜好：吸大烟，所以课都安排在下午。关于他，还有一个值得说的故事——开封开禁烟禁毒大会，特约邵先生做讲演人，这是对他的讽刺，可他讲了，讲的题目却是“大烟禁不得”，“因为它是药物，能治病”，还说“属于什么科什么种……”我们在下面听着觉得有意思，不是赞成或不赞成，而是佩服他的敢于用讽刺针对讽刺。后来听说他吸的大烟是省府供给，你说怪不怪呢？他还有一笔瘦金体的字，写得真好，就连板书也是一笔不苟，如果照相下来，可以当字帖临摹呢！一堂课最后是四版书，四版恰容下，这是一堂课的小结，一篇好文章呢！他看不起新科学，说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算什么玩艺。后来他和某女生发生桃色案件，学校把他解聘了。最后病死在开封，遗稿被哄抢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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