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诗歌中的“历史对位法”问题 

第一章：当代诗中的“历史对位法”问题——以萧开愚、欧阳江河和张枣的诗歌为例3 

第二章：当代诗的政治性与古典问题21 

第三章：诗歌的政治性：总体性状态中的主权问题43 

第四章：对“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校对与重置54 

第五章：“被诅咒的诗人”——关于诗歌地理学的一个反思73 

第二部分：历史的镜像与精神症候 

第六章：有关诗歌的“当代性”问题——对第二届北京青年诗会主题“成为同时代人”的讨论85 

第七章：“鹤”的诗学——读张枣的《大地之歌》102 

第八章：语调及其精神症候——读朱永良《另一个比喻》123 

第九章：经验的符码：历史镜像与缺席之物138 

第十章：挽歌叙事中的“历史对位法”——读张曙光的《岁月的遗照》158 

第十一章：“在无词地带喝血”——阅读多多172 

第三部分：法则与行动的修辞 

第十二章：知识考古学视域下的“海子神话”193 

第十三章：孤绝的合唱与行动的修辞——对近十年诗歌的主观观察与简短描述217 

第十四章：诗歌观念下的“技艺之道”——阅读蒋浩230 

第十五章：古典的法则与明晰诗意的生成——读李少君《草根集》254 

第十六章：词语的戏剧——读张尔《壮游图》272 

附录一：我与“朦胧诗”论争——孙绍振访谈289 

附录二：记忆与心灵——张曙光访谈328 

附录三：“为凤凰寻找栖所”——王家新访谈359 

附录四：还有多少真相需要说明——孙文波访谈378 

参考文献398

第一章：当代诗中的“历史对位法”问题 

——以萧开愚、欧阳江河和张枣的诗歌为例 

一、作为诗歌技艺的“历史对位法” 

“历史对位法”，是很多学者阅读荷尔德林的诗歌的一个基本思路，作为诗人的荷尔德林一生只发表过七十多首诗歌，但其后期诗歌所建立的伟大诗歌模型，将帮助我们澄清诗歌的众多隐秘源泉，其中的“历史对位法”可以作为一项诗歌法则来认识。和我们今天流行的两种与现实对位的历史观念相比较，一种是“赋予生活以最高的虚构形式”的超越历史观念，另一种是“介入”、见证和改造现实的历史观念，荷尔德林的这种带有“神学”色彩的历史意识似乎没有现实的意义，因而容易被丢弃在浪漫派的废墟，被当作历史的遗迹。在我们这里，因为前者宣称，通过一种更好的想象和更高的虚构来帮助人们生活，生活应该来模仿诗歌，而不是相反，诗人“一直在创造或应当创造我们永远向往但并不了解的一个世界，因为他赋予生活以最高的虚构形式，否则我们的生活是不堪设想的”华莱士?史蒂文斯《必要的天使》，见拉曼?塞尔登《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刘象愚、陈永国等译，第3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在这里，“审美”和“想象”对人的感性机制的调节而获得的对政治的纠正和校准，被看作是改造现实最好的良药。我们所熟知的80年代“美学热”，对政治权威所监管的“感性生活”挑战的成功，也就顺理成章地使其成为我们艺术惯习之一，后经过90年代海德格尔主义语言观念的改造，和欧美众多现代主义诗歌语言实践的夯实，而成为我们流行的诗歌标准之一；后者，介入的历史观念，试图通过介入现实而改变现实，从而使生活变得美好，在我们的诗歌标准里，介入式的写作因此成为衡量诗人的道德感的检测器，因为这种直接作证的诗歌，可以填补愤懑者的空虚感和无力的行动感。这里面所抱有的期许是，当现实中的“黑暗”状态开始诅咒个人的命运，并干涉个人改变自己命运的行动时，现实中就会出现与“黑暗”状态相伴随的紧急状态，这种状态要求个人去打破诅咒和干涉，直接作证的诗歌，就是在这里介入现实的，往往有着愤怒、反对、批判、针锋相对的面貌，并动用历史的名义。这种观念有着强大的历史传统和思想资源，比如儒家的“诗史”观念，左翼的革命诗歌传统，社会主义时期的政治抒情诗传统，“新左派”的全球化理论资源，这些传统和思想资源，在90年代以来的改革进程中，惊人地追上了我们的现实，并被我们作为现实接受下来，成为自我改造和现实改造的蓝图。它之所以被内化为当代诗的一个标准，也完全是出于这种现实的需要。 

这里的问题是，如何更真实地来认识这一切，如何更精准地去校准我们的诗歌意识，而不使其沦为派系争论的僵化观念？如果我们承认，诗歌的写作并不是那种单纯地灵感迸发的迷狂行为，一种直接的“神授天启”式的写作，而是经过种种观念和现实的“中介”最终对语言的抵达，正如黑格尔的思想所宣称的，没有无中介的情感和意识，我们对自己和时代的理解和解释，都是经过这个“中介”授权和默许的，那么我们所谈论的诗歌意识终归是一种历史意识。荷尔德林当然在此也无权充当裁判者的角色，赫尔德当年反对将亚里士多德的悲剧观念当作普遍法则的做法，同样适用于我们，但可以将其作为一个例子和参照，这个参照的基本点即在于将这一问题放置在“诗艺”的范畴当中来认识，也就是荷尔德林在《关于〈俄狄浦斯〉的说明》中简略提到的，关于那些不可计算的，但需要确认和知晓其进程的活生生的意义，如何转换为一种可以确定和传授的可计算法则的技艺。在文学领域，真实的事情是，写作总是朝向于对这种可计算法则的探寻，至于诗歌的修辞、风格以及其现实的功效，则是随之而来而衍生的事情，所谓艺术上的进步，在于对这种可计算法则的添加或成功地修改、改写。但这并不是那么容易理解的事情，有时候我们理解一件显而易见的事情，反而要困难得多，尤其在相对严密的诗歌体制内，技艺的问题被等同于技术的问题，“伟大的诗”的标准被所谓的新奇的风格、感人、有现实意义的“好诗”标准所替代的时候，“诗艺”因而被当作有着具体规定的实体性概念，而不是功能性的概念接受。 

更加真实的事情是，诗人在他自己的时代，和他同时代人一样，也要面对艰深难解的现实和幽暗晦涩的未来，也被笼罩在历史的迷雾当中，就像1649年的弥尔顿一样，一厢情愿地将自己献身给“党争”的事业，实际上也是历史迷雾中的“盲者”，诗人永不会是历史的先知，与他同时代人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诗人在与历史角力，试图在历史的裂缝中给出未来，尽管这种未来经常是一种回溯性的方式出现的。“历史对位法”就是诗人们在历史的迷雾中，向现实的讨价还价和对未来的计算法则，其轴心则是当下的真正的历史逻辑，正在展开的，塑造我们的现实和未来的具体法则。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伽达默尔对荷尔德林的阐释中，可以更明确地看到：“荷尔德林的直接性就是对时代的直接性。他的本质基础是由其历史意识而决定。……荷尔德林的历史意识更多的是当下的意识和对当下中产生未来的意识。……我们的诗人没有一个像他那样仿佛被未来的当下所吸纳。未来就是他的当下，就是他所见的东西，并以诗文形式宣告出来。”伽达默尔《荷尔德林与未来》，见《美学与诗学：诠释学的实施》（吴建广译，第2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着眼于这个“未来的当下”的诗人命运注定是暗淡的，这种对现实当下的拒斥和对“将来之神”歌咏的“非均衡性”，注定了诗人与当下的不相容，因为今天的人们试图取悦这个当下的现实，“无论如何都铁了心要去为他们的生存讨价还价，不管跟谁。这是对生命和财产的顶礼膜拜。”雅各布?布克哈特《历史讲稿》（刘北成、刘妍译，第7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而这样的现实和历史从来都是战无不胜的，按照本雅明的说法，“它总是会赢”，它充满诡计并且也依靠诡计。诗人惟有舍弃当下与未来的均衡性，舍弃“俗世诸神”与“唯一者”的平衡，“在舍弃中借力于真正历史的逻辑，西方的全部历史就向诗人敞开。历史的‘深不可测的寓言’与希腊传说的诗学当下走到了一起。”伽达默尔《荷尔德林与古希腊》，见《美学与诗学：诠释学的实施》（吴建广译，第1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正如“对位法”在音乐中具有的结构性功能一样，也就是将几个旋律编织成一个整体的技法，荷尔德林诗歌中的“历史对位法”，在于借助真正的历史逻辑，从而发明过去和未来的“神学”维度，通过这样一个维度，将历史重新编织成一个整体。 

我将以伽达默尔精心阐释的《饼和葡萄酒》一诗，来继续这个问题，在这首诗中，“历史对位法”的取向就在于，这种带有“神学”色彩的历史意识，穷追当下的困厄，在当下的“黑暗状态”和不到场的“缺席之物”之中，从大地上和具体的时间、地点上，寻找解救和救赎的力量，而不是跟随教会里的基督将大地废弃，眼望上苍。这种未来的当下意识，在诗歌中汇集在“夜”这一形象之下，“夜”象征着欧洲诸神远离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对于未来，现实的计算法则，政治的或经济的，不断拖延这个“当下”的时间，精明的头脑满足于赢与亏的权衡，也不断制造着“缺席之物”，“他们被锻接到/自己的忙碌上，在喧嚣的工场里/他们听到的只是自己，这些野蛮者用强力的臂膀/拼命干活，从不停歇，然而怎么干都/没有结果，就如复仇女神，留下的都是可怜着的劳累”（《饼和葡萄酒》，吴建广译）。而诗人则以另外一种计算法则，已经熄灭的“白昼法则”，来权衡诸神远离的困苦，并保存和传达神的信息。伽达默尔对此的解释是：“这就是诗人的使命：他是这个时代的领唱者。他唱出未来将要出现的东西。记忆演变成期待，保存演变成希冀”伽达默尔《荷尔德林与未来》（前揭，第26页）。这种声调对于今天的诗人来说，可能过于高亢，原因就在于它几乎无法实现，它要价太高，我们现实的全面破产，注定我们无法支付这高额的索取，而以这样的观念来衡量今天的诗人，无疑也会被认定是在敲诈勒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