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在桥上跨文化相遇与对话_鲁进，[法] 魏明德著_9787301273760

《舞在桥上——跨文化相遇与对话》由两位旅人，也是两位杰出的学者共同写成。她，从中国腹地四川小城出发，走进了法国文化的瑰丽殿堂；他，从法国出发，周游世界，然后在中国古老文明中觅得归处。他们相遇，对话，意外发现，虽作相逆之旅，却在精神的星空里遥遥相契。虽然地球日渐变得小而平，但是，从一种语言走进另一种语言，从一种文明切入另一种文明，从来都不是易事。他们是用中、英、法三种语言著述的学者，是永远走在桥上的智识舞者，是探路觅途的奥德赛，但他们并不孤独，因为他们脚下的路，与徐光启和利玛窦的道路相交会。

　　穿越在多种语言之中

　　鲁进

　　带父亲赴美之前，他的朋友在北京为我们饯行，席间除了一个北京人，都是我的故乡四川自贡人。我和老乡说自贡话，和北京人说普通话。谈兴正浓时，北京人突然说：“你中文讲得真不错啊。”

　　我生长在中国，这样的恭维多么奇怪!北京人解释说，他见过不少像我一样定居国外的人，他们讲中文时都不大流利了，甚至时常夹带英文词，很让人别扭。我告诉他，在美国和那里的华人说话时，我也会夹带英文词，因为那属于我们生活的环境，但是在中国我不会，因为环境和对象都不同。再说，即使夹带外文，对我来说也未必是英文，还有在我思想、工作和生活中都很重要的法文，甚至有正在学习的西班牙文。如果我把它们都混在一起，别人能不能听懂先不说，自己就该去精神病院了。

　　我的第一语言并不是标准普通话，而是四川自贡话。如果你生长在四川，你就会觉得不存在什么四川话，因为四川那么大，每个地区的口音都不完全一样，就是邻近城市的口音也有明显的区别，以至于可能成为自己骄傲的资本，被人讥讽的笑柄，或者区别亲疏的界限。我在17岁上大学之前除了念课文外没有讲过普通话，不过后来的条件却很好，在北大的宿舍里住了七年，一直有北京同学作同屋，那都是耳朵很挑剔的学外语的女孩子，她们对细微之处只言片语的指教，是很难从别处得

　　来的。

　　我中学学的是英语，上大学却选择了法国文学专业，前两年不免有些悔意，因为我那时盼望早日具有欣赏作品的能力，却不喜欢学习语言，就像希望领略山顶风光却嫌爬山太累一样。到第三年才学出点意思来，因为开始有文学课了。等到用法文写了硕士论文后，英文已经忘得差不多了，阅读还可以，但是讲不出来。我那时分配在北外的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王佐良先生是我们的所长，他让我把所里的英文杂志，比如《纽约人》《纽约时报书评》《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上的文章做卡片摘要，我做了一些，他当时很满意，觉得法文专业的研究生英文能这样已经不错了。准备去美国留学时，我也开始学习托福。我在北大三角地看见广告：“留美硕士、托福640分获得者任教……”我不知道640分有多高，就知道自己没有那么多钱，只好土法上马自学。因为法文的基础，词汇和阅读都不成问题，语法也可以学会，最难的是听力，那段时间我听了好多录音，后来竟然考了647分。

　　到了波士顿学院后，我发现听懂当地人讲英语很困难，尤其是学生说话东拉西扯，和托福录音差得很远，自己表达更是吃力，法文专业又不像理工系有成群的中国学生，法语就成了我的避难所。因为上课和论文都用法语，班上既有法国人也有美国人，我完全可以适应。可是这样一来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我刚来时不会英语，不知道我那时就可以用英文阅读很多美国人都看不懂的文学理论文章。这个美名一直传了下去，临毕业时一个新来的法国同学还这么恭维我：“我真佩服你的勇气，不会英文就敢到美国来留学!”

　　这样的恭维应当怎样回应?只好一笑了之。很多年后，我又时常听到相反的评论：“你说你的法文比英文好?这怎么可能呢?你在美国生活了这么多年，在法国有这么久吗?”

　　世界上有多少我们不了解和不理解的事情，可是我们却那么容易断定什么事是可能的或者是不可能的。

　　在美国从事法国文学研究的学者普遍是或者用法文、或者用英文写作，用英文写作自然在美国发表机会多一些，用法文写那一般就要到法国或者魁北克，我在多数情况下选择了后者，这是因为很长时间里用法文思考感觉更自然，也是因为觉得既然是在讨论法国文学问题，那么对象当然是懂法文的人，加上从在高师留学起到现在，我和法国或魁北克的学者交往更深，这不完全是我自己的原因。

　　和一个美国同事在语言实验室查资料时，我给她看一个中文网站，她指着屏幕上的中文说：“你真的会这个吗?告诉我你真的会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感谢在国际会议上认识的国内学者，他们对我一见如故的热情，让我有机会回归了母语的家园。我从2002年开始在《中华读书报》上发表文章，在这之前用法文写的论文，我都觉得很难翻译成中文，因为1989年出国后，中文还存在于我的一部分生活中，但是写文章时已经不再用中文思维，这和翻译完全不同。

　　“你用什么语言做梦?”很多人问过我这个问题。其实多数时候我们根本不记得做梦时用了什么语言，但是的确有记得的时候，尤其是突然或者很快醒来时。做梦用什么语言取决于你梦见了谁，梦里在什么地方，在做什么事情。醒着的时候也一样，我如果习惯和某人讲某种语言，就不会轻易改变，否则就很别扭，似乎在扮演一个角色。

　　我和安妮在都柏林的国际18世纪年会上认识。汽车正要出发去参观一个庄园，车上每一排椅子上都至少坐了一个人。我靠窗坐着，旁边的位子空着，安妮上来后，看了看我胸前的名卡，知道我从美国来，就用英语问我旁边有没有人，我看了看她的名卡上写着来自法国，就用法语说，没有人，请随意坐。安妮是法国的英文教授，我们后来的习惯是用法语交流，尽管她和我女儿说英语。

　　我曾经十几年没有回过故乡自贡，觉得家乡话已经忘了，给家人打电话时也讲普通话。当我收到高中闺蜜的信和电话号码时，决定给她打个电话。这么多年杳无音信，好容易联系上了如果和她说普通话，一定会增添我们的隔阂，所以我独自练习了差不多半小时自贡话，心里没底，可是一听到她的声音我就毫无问题了。后来回到自贡时，很多同学告诉我，所有离开家乡的同学里，我的自贡话最原汁原味，声音没有变，口音没有变。生于加拿大的法语作家南希·休斯顿(Nancy Huston)说自己做不到这一点，老同学不知道南希·休斯顿是谁，但是他们觉得有些同学变了，他们更喜欢没有变的同学。

　　“你一定有语言天赋!”没有，没有，真的没有。我不会鹦鹉学舌，不理解的东西从来就记不住。还不如说是多年的经历改变了我大脑的结构。我和大学生一起坐在教室里，开始学西班牙语，和当初那个在北大学法语的17岁少女相比，我更懂得语言，更知道怎么学习，记性也不差。学一门语言仅仅为了应付生活和工作，那还不算难，真正让一种语言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我必须感受到它特殊的美。在我心中，中文和法文一直是最美的。而英语呢，在来美最初几年只是生存学习的工具而已。但是有一天和朋友在波士顿去看了音乐剧《歌剧院幽魂》，受到其中歌曲的震撼，从那以后，我才开始觉得，英文也是一门美丽的语言。我心中能不能再容纳一门美丽的语言，现在我还不知道。

　　摇荡在轻雾与阳光之间

　　魏明德

　　我父亲来自欧洲法兰德耳，但我对地中海的阳光和拉丁语言，有一种说不出的思乡情怀。

　　我上初中的时候，第一个学习的外语是德文，我学得不太好。当时是在70年代初，学校使用的教材仍然带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氛围，阴郁而晦暗，充满德国战败后的悲凉。简单说，就是一点也不有趣……授课的老师也是如此。

　　音乐与诗想的德国

　　我妈妈是德文迷，在我的床边贴了一堆动词变化表和位格表，光看到那些密密麻麻的东西就使我退避三舍，怎么也记不住。

　　直到后来渐渐接触里尔克(Rilke)等人的诗，特别是巴赫的音乐之后，我才勉强“入门”，但是一直无法正确流畅地开口说德文。

　　西班牙式的悲欢离合

　　相反，从高中一年级开始，我就发现西班牙语非常有趣，会话课滑稽好笑，授课中歌曲和诗占了大部分，使我迷上西班牙式的悲欢

　　离合。

　　高中三年，西语的老师都是年轻女性，她们的态度轻松自在、热情洋溢，使得学习语文变得更加容易。上大学后，我继续修西语，这一辈子所交的朋友，不是西班牙人就是拉丁美洲人，西班牙语甚至成为我的一部分。

　　坦白说，我的德文学不好，多半要归咎于自己的懒惰以及对西班牙文的偏爱。对一个法国人而言，德文比较难学，而西班牙文尽管不像初学时以为的那么简单，但入门容易多了。

　　金发褐眼的我爱慕地中海

　　这或许不是唯一的原因，可能也包含认同感的问题。虽然我的童年在法国度过，但我的家族来自法兰德耳(la Flandre/Flanders，包括比利时、卢森堡以及法国东北部分地区)，这个地区的历史相当复杂：在语言文化上和日耳曼民族很接近，但好几世纪都是被西班牙所占领。虽然在政治上的记忆不甚愉快，但在这段时间却多少感染了地中海文化的

　　内涵。

　　虽然我的头发是金色，但是我的眼珠是褐色，这是从我的母系那边遗传而来，他们长得多少有点像西班牙人的样子。

　　我听亲友谈起，母亲的祖先曾经是海盗，住在法国西北沿海。他们常常在暴风雨来临时，放火烧毁船只，以便抢劫财物。他们其中或许有些是西班牙逃兵，谁知道呢?我就这么胡思乱想，只知道自己不愿承认是北欧人。

　　拉丁语言的呼唤

　　我对地中海的阳光和拉丁语言，有一种说不出的思乡情怀。以前我父亲是拉丁文教授，他出身于法兰德耳一个贫穷的家庭，20世纪才移民到法国找工作。我父亲那一代的移民几乎都不说法兰德耳语了。

　　我父亲升任教授后，就被派到北非的阿尔及利亚任职，而我就是在那里出生的。所以打一开始，我的脑海里就摇映着北国的轻雾以及地中海沿岸的暖阳，直到我14个月大时才离开北非……

　　无尽迁徙中的珠宝盒

　　这种一南一北的情愫持续很长的时间，而且沾染“浪迹天涯”的味道：因为童年我是在意大利边境的阿尔卑斯山度过，而成年后的第一份工作，却又把我带到比利时的布鲁塞尔;然后我又离开那里，住到邻近西班牙的土鲁斯(Toulouse)。

　　而此刻，我则逃离南、北欧之间的无尽迁徙，来到了台北。在这里，才有真正所谓认同的问题吧!所幸在内心深处，我一直珍藏着北欧的轻雾与拉丁的阳光。

　　认同的难题无解也罢，或许正由于这种复杂的情结，不断地使人自我探究，并在面临各种困境中，找到启发性的答案。

　　对于自身归属感的问题，我觉得不该简化它，也不该去突显它，而是应该多用一点幽默感，多给它一点空间，学着在自我与集体的矛盾中取得祥和。这就是阴阳调和的处世态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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