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冲突·极端主义·抵制现代性（本书视角独特，涵盖面广，是一本兼具学术性与趣味性的著作，既可作为从事南亚问题研究、教学等专业人士的学术参考书，也可作为对南亚问题感兴趣的非专业人士的通俗读物。）_里亚兹·穆罕默德·汗_9787802326897

本书从巴基斯坦的视角探讨了阿富汗冲突，分析了巴基斯坦既支持美国，又同情阿富汗塔利班的含混政策的根源。作者里亚兹·穆罕默德·汗系巴基斯坦前外交秘书，他在本书中考察了众多事件，并将自身的经验和视角纳入对巴阿关系的大叙事之中。

第一章
后苏联撤军时代的阿富汗冲突
（1989—1995年）随着其最后一批坦克于1989年2月14日跨过阿姆河上的海拉坦大桥（HairatanBridge），苏军按1988年4月签订的《日内瓦协定》的规定日程完全撤出了阿富汗，其间并无意外事件。全世界终于相信苏联及人们所熟悉的冷战政治景观正在发生巨变。喀布尔颇为恐慌地观察着这些事态，伊斯兰堡则强压着兴奋之情。各大国对事态发展颇有兴趣，但它们的反应就像遇到了早在预料之中的里程标志。美国和西欧国家的关注点已从阿富汗转到东欧。在南亚，人们的注意力已转到核不扩散问题，以及贝娜齐尔·布托的巴基斯坦人民党（PakistanPeoplesParty,PPP）胜选所造成的政治变迁。1987年的克什米尔选举颇有争议，对随后的抗议事件又处置不当，这导致印控克什米尔河谷四处出现动荡局势，克什米尔的旧有争端由此随之重新恶化。在最后一轮日内瓦会谈前夕的1988年2月初，巴基斯坦总统齐亚·哈克在伊斯兰堡接待了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译注：原文如此，误。戈尔巴乔夫1985—1991年出任苏联最高领导人，其职务为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1990年3月才出任首度设立的总统职务。的特使——态度和蔼的外交官尤里·弗隆索夫（YuriVorontsov）。详见RiazMKhan,UniyingtheAfghanKnot:NegotiatingSovietWithdrawal(Durham,NCandLondon:DukeUniversityPress,1991)，第254—255页。弗隆索夫的使命是要让巴基斯坦接受莫斯科提出的10个月撤军时间表，并签署已近乎就绪的《日内瓦协定》。齐亚·哈克向弗隆索夫争辩道，苏联应在离开阿富汗之前与巴基斯坦携手促成民族和解政府。他忧心忡忡地表示：否则，阿富汗将出现流血事件。齐亚·哈克甚至表示，为了促成在喀布尔建立民族和解政府，他可以公开支持苏联继续在阿富汗保持存在。但是，弗隆索夫坚持要求巴基斯坦承诺促使圣战者与苏联扶持的阿富汗总统穆罕默德·纳吉布拉谈判，并要求巴方接受为和解努力规定一个最后时限，而齐亚·哈克则含糊其辞，这场争论由此陷入停滞。一旦和解努力面临失败的风险，巴基斯坦就签署协议。第一章后苏联撤军时代的阿富汗冲突（1989—1995年）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冲突·极端主义·抵制现代性第一章后苏联撤军时代的阿富汗冲突（1989—1995）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冲突·极端主义·抵制现代性在宣布较为现实的撤军时间表之前近1年的1986年末，苏联已作出从阿富汗撤军的战略性决定，并小心翼翼地试探巴基斯坦的态度，寻求其帮助推动圣战者与纳吉布拉对话并建立民族和解政府。Khan,UntyingtheAfghanKnot，第181页。巴基斯坦未能作出认真回应，部分原因在于其军方领导层疑虑重重，怀疑苏联可能只是在策略性地进行试探并借此削弱阿富汗抵抗运动；另一部分原因则是巴基斯坦政府已因为齐亚·哈克总统和居内久总理之间的紧张关系而丧失了政策重点。戈尔巴乔夫在1987年12月美苏华盛顿峰会前夕宣布了为期1年的时间表,这令齐亚·哈克认识到苏联立场发生了变化，促使其开始呼吁建立阿富汗民族和解政府。圣战者中的强硬派拒不与纳吉布拉进行任何对话，实际上拒绝了这一设想。在1988年2月的会晤中，弗隆索夫宣布，苏联不希望因阿富汗问题而继续受到指责，“不论是否签署《日内瓦协定》”，苏联都会在近期撤军。他警告，如果没有《日内瓦协定》，苏巴关系可能面临“不测后果”，与齐亚·哈克的会晤就此突然中断。苏联希望以联合国促成的协议为框架从阿富汗撤军，巴基斯坦1988年4月在日内瓦签署了这一协议。4个月后，阿富汗圣战者七党联盟的主要构筑者齐亚·哈克在一起神秘的坠机事件中丧生。随着苏军撤离，阿富汗冲突也进入了第二个10年的新阶段，阿富汗冲突所处的地区与全球环境也已转型。纳吉布拉挣扎求生苏联保证在撤军期间继续支持喀布尔的纳吉布拉总统及其政府。《日内瓦协定》两保证国（即美国和苏联）发表的声明均援引对等义务来解释这一协议，由此为双方向阿富汗国内相互角逐的两方分别提供军事援助创造了条件。为了进一步消除纳吉布拉对遭到苏联抛弃的疑虑，苏联派遣位高权重、据信与戈尔巴乔夫关系密切的尤里·弗隆索夫出任驻阿富汗大使。阿富汗军队并未解体，纳吉布拉政府也无立即垮台的迹象，这与某些预测恰恰相反。阿富汗政府和军队方面并无转投圣战者的现象，圣战者的活动也未增加。对喀布尔政府的生存能力，巴基斯坦国内的观点并不统一，即便三军情报局这一巴基斯坦首要情报机构也不能肯定圣战者会迅速获胜。巴基斯坦驻喀布尔代办菲达·尤努斯（FidaYunus）则在《日内瓦协定》签署后不久预测纳吉布拉政府将顽强地支撑下去。他还认为圣战者七党联盟内部严重分裂，缺乏凝聚力，不具备共同的政治平台。在三军情报局的压力下，七党联盟同意在撤军期间指定一名发言人，任期6个月，但对组成一个代表性机构的问题仍未达成共识。随着苏联撤军逐渐推进，巴基斯坦政府对七党联盟施加了某些压力，要求其作出某种临时性的联盟安排或建立阿富汗临时政府（AfghanInterimGovernment,AIG）。巴基斯坦政府认为，七党联盟有必要响应联合国关于建立民族和解政府的倡议，建立一个联合阵线，从而履行签署《日内瓦协定》时在联合国承诺的义务。在完全撤军前夕，苏联外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访问伊斯兰堡，寻求巴方协助：约束圣战者不要袭击喀布尔政府，并鼓励阿富汗建立民族和解政府。苏联认为巴基斯坦可能利用苏军撤出的机会来导演针对喀布尔的袭击行动，并对这一令其极为尴尬的可能性感到不安。谢瓦尔德纳泽的来访促使巴基斯坦政府进一步采取措施，推动七党联盟组建代表机构。三军情报局成功地在拉瓦尔品第附近的麦地那·胡贾杰镇（MadinatulHujjaj）召开了七党联盟舒拉会议（或称协商会议），包括圣战者代表、阿富汗名人和乌里玛（宗教学者）在内的400多人参会。这一舒拉会议被描绘为“立约和解约人”（AhlalHalwaAqd，这是个伊斯兰教概念，指的是享有“立约或解约”的权威，并具有为穆斯林团体选择领导人的权威的人）的聚会。1989年2月底，舒拉会议决定提名成立阿富汗临时政府，并指定温和派领导人穆罕默德·纳比·穆罕默迪（MuhammadNabiMuhammadi）为总统，指定强硬派的尤努斯·卡利斯（YunusKhalis）派成员艾哈迈德·沙阿（AhmedShah）工程师为总理。此次会议得票最多的是活跃的温和派人物穆贾迪迪与强硬派领导人萨亚夫，后者得到沙特强烈支持，曾在1989年2月出任七党联盟发言人。温和派与强硬派之间敌意强烈，以至于以上两人均无法获批出任最高职务。这一职务最后由阿富汗伊斯兰民族革命运动（HarkateEnqilabeIslami）那举止温和的传统宗教式领导人纳比·穆罕默迪出任。总的说来，阿富汗临时政府只是个纸面上的幻像,它不能发挥代表机构所应具有的作用，无力制定共同的政策或战略来推翻喀布尔的纳吉布拉政府并取而代之。阿富汗境内的抵抗运动大体仍是分散的游击运动，基本各自为战的指挥官与七党联盟各派保持松散联系，目的是获得财政援助和军事援助，因为七党联盟各派正是输送援助的渠道。身居七党联盟各派领导层的主要指挥官在各自地盘具有影响力和控制力，但相互之间很少协调行动。时间逐渐流逝，而纳吉布拉仍未表现出丧失喀布尔控制力的任何迹象，阿富汗临时政府支持者的热情随之进一步消退。对圣战者推翻纳吉布拉政权的能力，巴基斯坦当局内部看法各异，不过人们普遍认为，不能承认立足于巴基斯坦境内的阿富汗临时政府或任何流亡政府。即便在齐亚·哈克时期，巴基斯坦也坚持这一立场,一旦苏联从阿富汗撤军，就更没有理由改弦更张了。三军情报局有些官员虽然承认阿富汗临时政府处于分裂状态，难以在共同的政治基础之上将七党联盟各派团结起来，但还是认为巴基斯坦应承认阿富汗临时政府，即便这一政府位于巴基斯坦国土之上。他们认为，这一承认会鼓励阿富汗七党联盟团结起来。但巴基斯坦外交部坚持认为，只有待阿富汗临时政府在阿境内立足之后，巴方才能予以承认。这导致七党联盟在巴方支持之下采取了行动，试图攻占位于喀布尔和白沙瓦之间的最重要的阿富汗城市贾拉拉巴德，该城距巴阿边境具有历史重要性的开伯尔山口约75公里。在一次讨论是否承认阿富汗临时政府的会议上，三军情报局长哈米德·古尔（HameedGul）中将对七党联盟军力是否足以夺取贾拉拉巴德这一问题作出了肯定答复，贝·布托总理随即为这一行动开了绿灯。三军情报局长可能受到了围绕阿富汗抵抗运动长期进行的各种宣传公关的误导，这些说法大肆称颂圣战者击败了作为当时的两个超级大国之一的苏联。SteveColl,GhostWars(NewYork:PenguinBooks,2004)，第192—194页。在圣战者攻占贾拉拉巴德的行动归于失败，他本人行将辞去三军情报局长职务之时，哈米德·古尔将军表示，他自己虽持怀疑态度，却受到了发动贾拉拉巴德行动的政治压力。他知道圣战者是游击武装，擅长伏击，但在围城作战或需训练有素的军队遂行的常规军事行动方面毫无经验。《纽约时报》（NewYorkTimes）1989年4月23日。这是种“事后诸葛亮”式的辩护，因为没有任何政治家可在事关军事战略或军事行动的问题上否决军方提出的坚决建议。其实，贾拉拉巴德行动行事仓促，准备不足，极为糟糕。无疑，对长期围困一座由配备重装备并得到空军支援的正规军守卫的城市，圣战者武装并未做好准备。不过，在尤努斯·卡利斯派的人马将萨马科尔（Samarkhel）一处被圣战者包围的哨所中的70名投诚士兵全部杀害，甚至将其碎尸块装入大箱送进城里的时候，这一行动已注定不会成功。《华尔街日报》（WallStreetJournal）1989年3月27日。有报道称，这一屠杀事件的执行者是与尤努斯·卡利斯有联系的阿拉伯萨拉菲派圣战者。见MarcSageman,UnderstandingTerrorNetworks(Philadelphia:UniversityofPennsylvaniaPress,2004)，第58页。阿富汗政府大肆利用这一事件，喊出了“要么进棺材，要么保国家”的口号，意思就是投降毫无出路，必须保卫国家。阿富汗军队全力以赴，苦苦支撑，而非正规的圣战者部队则在对峙几周之后烟消云散。一名在纳吉布拉下台后离开阿富汗的喀布尔高官回忆道，阿富汗军方开始一度认为无望保住贾拉拉巴德，已计划在萨罗比山口（SarobiPass）保卫喀布尔,但屠杀萨马科尔哨所投诚者的事件改变了形势。纳吉布拉政府一名前副外长1992年末途经阿拉木图之时告知笔者这一信息。显然，七党联盟领导人和圣战者指挥官对招降纳叛并无准备，但要保证行动有一定的成功机会，恰恰应该鼓励这种行为。3年后的霍斯特围城战纠正了这一策略失误。除了犯下这一策略失误以外，圣战者中的主要权力角逐者已经瞄上了喀布尔。他们对贾拉拉巴德兴趣不大，不愿为了让阿富汗临时政府有个短期的立足之地而消耗自己的资源来攻占该城。贾拉拉巴德战役并不符合他们的个人野心。贾拉拉巴德之战很快变成一场进展缓慢而代价高昂的围城战，平民伤亡严重，大批难民涌出逃难。《纽约时报》1989年5月11日和5月12日的报告称伤亡500人，难民达5万人。圣战者武装无力协调其行动。到4月底，贾拉拉巴德战事逐渐平息。圣战者放弃了这一围城行动，转而零星地对喀布尔、坎大哈等城市发动未经协调的火箭袭击，徒劳地试图向纳吉布拉的部队施加压力。贾拉拉巴德惨败是个重大挫折，对圣战者团体和阿富汗均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一战役如能取胜，本有可能在贾拉拉巴德建立个阿富汗临时政府之类的机构，可能赢得较大的国际承认并对阿富汗政治局势演化产生影响，甚至有可能防止后来那种自相残杀的冲突，避免喀布尔遭到严重破坏。此前，纳吉布拉已公开寻求与圣战者分享权力，其信号是，纳吉布拉在1988年任命了并非共产主义者的穆罕默德·哈桑·沙尔克（MohanmmadHassanSharq）出任总理。贾拉拉巴德事件之后，纳吉布拉重拾信心，放弃了这一尝试。相反，他开始将自己表现为阿富汗民族主义者，将圣战者表现为巴基斯坦的代理人。另一方面，尽管巴基斯坦支持建立基础广泛的阿富汗政府，圣战者领导人中的强硬派和三军情报局却坚持将纳吉布拉排除在任何和解行动之外。圣战者中的主要权力争夺者都盯着喀布尔，他们之间也展开了权力博弈。他们觉察到纳吉布拉气数将尽，随之开始接触喀布尔政府权力架构之中的人员。对这些圣战者领导人来说，贾拉拉巴德的挫折无关紧要。对无助于为其攫取权力的个人野心扫清道路的政治进程或任何过渡安排，他们都毫不热衷。到1989年末，圣战者之间的角逐转向了暴力手段。当时，最坚定不移的圣战者强硬派领导人、三军情报局所中意的古尔布丁·希克马蒂亚尔的伊斯兰党被控在1989年7月于法克哈（Farkhar）山谷杀害了归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AhmedShahMassoud）指挥的几十名战士。《纽约时报》1989年7月20日。国际上对阿富汗的兴趣也迅速削弱，具体指标是，得到捐助者支持的非政府组织活动减少了。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阿富汗圣战的高峰期，有数以百计的外国非政府组织在四处活动，这一数字在苏联撤军的1年之内急剧下降。留下来的非政府组织屈指可数，主要涉及联合国的难民救援活动。贾拉拉巴德行动失败了，纳吉布拉政权表现出了顽强性，美国政府对建立基础广泛的阿富汗政府的兴趣也随之逐渐消退。喀布尔政权继续从苏联获得大批武器装备。尽管如此，美国在1990年还是与苏联探讨了作出某种过渡安排来监督阿富汗选举并允许纳吉布拉参选的想法，但这一想法并未得到任何推进。《纽约时报》1990年5月3日。美国开始专注于与阿富汗战争有关的另一紧迫的遗留问题，即收回那些尚在圣战者武装之手的肩扛式毒刺导弹，其数量据估计多达300枚。与此同时，巴基斯坦政坛陷入持续的不稳定状态，主要表现是政府更迭频繁。贝·布托和纳瓦兹·谢里夫交替上台执政，对阿富汗问题的政策关注微乎其微。巴基斯坦的阿富汗政策主要操控于军方和三军情报局之手，依赖中层官员的输入。这些中层官员往往藐视外交手段或政治手段，着迷于对阿富汗圣战运动的浪漫看法，推崇强硬派的圣战者领导人，对其缺点视而不见。在贾拉拉巴德行动失败之后的1989年5月，贝·布托总理以退役将军夏姆苏尔·拉赫曼·卡鲁（ShamsurRahmanKallu）取代了哈米德·古尔。在三军情报局内部或是对阿富汗七党联盟，卡鲁均素无影响力，贝·布托无法作出任何重大的政策调整。陆军参谋长米尔扎·阿斯拉姆·贝格（MirzaAslamBeg）明确表示，他不会允许（民选）政府控制巴基斯坦的阿富汗政策和克什米尔政策。尽管有了贾拉拉巴德战役的经验，巴基斯坦军方和情报界高层仍相信，只有最不妥协、最坚定的圣战者领导人才能在阿富汗国内斗争之中占据上风。军方从这一可能性中发现了战略机会，因为许多圣战者领导人似乎都与巴基斯坦结盟并与其首要情报部门关系密切。在这种环境下，任何政治或外交倡议都注定不会成功。不过还是有三个行动值得一提。为了执行《日内瓦协定》，联合国秘书长的阿富汗问题特别代表、《日内瓦协定》谈判的参与者迭戈·科多韦斯（DiegoCordovez）发起了后《日内瓦协定》时代的首次接触行动。他的继任者贝农·塞万（BenonSevan）继续予以推动。第二个倡议来自伊朗。鉴于伊朗与伊拉克的冲突逐步降温，苏联已从阿富汗撤军，伊朗对阿富汗问题的兴趣越来越浓厚，而且希望与巴基斯坦协作。伊朗勉强承认巴基斯坦是七党联盟的主要支持者，同时又与其中某些派别特别是布哈努丁·拉巴尼（BurhanuddinRabbani）领导的伊斯兰促进会（JamiateIslami）保持联系。伊朗还支持主要由哈扎拉人构成并在德黑兰活动的8个什叶派政党，其中包括卡里姆·哈利利（KarimKhalili）的统一党（HizbeWahdat）。伊朗不愿置身于可能出现的阿富汗问题国际新倡议之外，特别是在苏联撤军后，遣返阿富汗难民的问题似乎也具备了可行性。第三个倡议是三军情报局在1991年发起的。鉴于七党联盟似乎无力实现团结并建立信得过的临时政府，三军情报局力图召开圣战者指挥官舒拉会议,这一倡议也得到了美国支持。联合国谋求政治解决方案的努力联合国特使迭戈·科多韦斯1988年6月访问巴基斯坦，试图推动和解并促成建立一个基础广泛的阿富汗政府。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在《日内瓦协定》文本敲定之时（即签字之前几天）发表声明，代表其本人正式承诺了上述义务。科多韦斯虽然对成功不抱幻想，但还是为此花费了近两周时间，数次访问喀布尔，其余大多数时间则在伊斯兰堡等待巴基斯坦劝说七党联盟领导人予以接待。鉴于和解行动意味着重启对话、建立基础广泛的政府，并与纳吉布拉分享权力，七党联盟强硬派领导人断然拒绝了联合国的倡议。反对态度最强烈的是伊斯兰党的希克马蒂亚尔派和尤努斯·卡利斯派，以及阿卜杜尔·拉布·拉苏尔·萨亚夫（AbdurRabRasoolSayyaf）的解放阿富汗伊斯兰联盟（EittehadeIslamiMujahedineAfghanistan）。在齐亚·哈克的斡旋下，三军情报局终于为科多韦斯和七党联盟临时发言人尤努斯·卡利斯安排了一次会晤。此次会晤不过是徒具形式，迭戈·科多韦斯觉得受到了轻视，从此撒手，再未返回这一领域。他始终认为齐亚·哈克和三军情报局反对开展对话，因为他们本可向倔强的七党联盟施加足够压力并迫使其就范。其实，齐亚·哈克和三军情报局是既无兴趣，也无能力迫使七党联盟与纳吉布拉对话。《日内瓦协定》签字前夕发生了欧杰瑞营地（OjeriCamp）事件，存放于此以供圣战者使用的武器发生了爆炸，造成拉瓦尔品第和伊斯兰堡两地100余人丧生。此事令三军情报局情绪低落，同时削弱了《日内瓦协定》相关外交行动所得到的支持。1988年末，态度友善的亚美尼亚裔塞浦路斯人贝农·塞万怀着与各方握手言欢、拍背示好的想法，继科多韦斯之后出任联合国阿富汗问题特别代表。贝农·塞万任联合国驻阿富汗及巴基斯坦斡旋办公室（UNGOMAP）负责人，后于1990—1992年出任其后续机构联合国秘书长驻阿富汗及巴基斯坦办公室（OSGAP）负责人。他要代表联合国秘书长履行双重使命：首先是作为特别代表，力争促成可能的政治妥协，以便扭转阿富汗境内为争夺权力而日渐加剧的政治斗争，这也是《日内瓦协定》所衍生的授权；其次是作为一个敏锐的人物，促成难民返回家园，推动阿富汗重建。然而，塞万的工作很大程度上仍限于协调涉及阿富汗问题的各联合国机构，无力实现上述两个目标。贝农·塞万和他的前任一样，认定巴基斯坦掌握着推进政治进程的钥匙，因为只有巴方能影响七党联盟并劝说其领导层接受政治解决方案。为了在1990年末首次会晤巴基斯坦新总理纳瓦兹·谢里夫，古拉姆·伊沙克·汗总统于1990年7月解散了贝·布托政府，随后的大选促成了纳瓦兹·谢里夫领导的新联盟。贝农·塞万热情准备并等待了3个月，实际结果却意义不大。塞万向纳瓦兹·谢里夫较详细地解释了其设想：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阿富汗各方（包括喀尔政权某些人士）参加的会议，由其产生民族和解政府。贝农·塞万强调，这一政府正是齐亚·哈克在签订《日内瓦协定》之前所要极力促成的。纳瓦兹·谢里夫今后还会在总理岗位上学到很多东西,当时他仅就巴方有兴趣促成政治和解一事发表了空洞的评论，并询问塞万召开这一会议的前提是什么。在联合国特使贝农·塞万离开后，总理对“这位绅士”为何大谈特淡阿富汗问题困惑不解。显然，纳瓦兹·谢里夫既未阅读简报，也不想费力气搞清楚会见的到底是何方神圣。更重要的是，这一事件反映出谢里夫政府（至少在其第一任期之初）将阿富汗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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