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物质与发展-[修订本]_蒋庆_9787533463922

本书是大陆新儒家代表人物蒋庆先生的代表作，十多年来，“政治儒学”一词因此书而为中国思想界所熟悉，本次修订了若干细节问题，并增补了盛洪先生所作的序言。全书论述了政治儒学的各个问题，对西方自由主义、中国民族主义等提出了深刻的批评。

第一章政治儒学与当代儒学的另一发展路向
第一节从心性儒学走向政治儒学
新儒学发展到现在，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人们一开始激烈反对，后来逐渐同情，最后认同接受。就连反对新儒学的人，也不得不承认新儒学是当代中国学坛上一支举足轻重的学术力量。新儒学对中华民族的精神贡献可谓有口皆碑，功不可没!但是，毋庸讳言,新儒学也存在着严重问题，受到来自学术界各个方面的猛烈批评。其中大部分批评都集中在新儒学同现代民主政治的关系上，即新儒学的外王问题上。这些批评有的根本不懂儒学，固无足论；有的则相当中肯，说到了新儒学的要害，不能等闲视之。但是，这些批评都是来自儒学传统之外，其批评的目的并非是为了发展儒学，完善儒学，而是为了证明自己所持之学高于儒学，儒学实不足取；或者是为了证明自己的研究客观公允,四平八稳，足以对新儒学的是非功过作一番所谓纯学术的考察而已。这种从儒学传统之外来批评新儒学所得出的论断有的虽然有中肯之处，但在解决新儒学面临的问题上则往往不得要领，甚至偏颇错谬。因此，要真正做到中肯地批评新儒学，并正确地解决新儒学所面临的问题，就必须从儒学传统的内部来批评新儒学,即进行儒学的自我批判，发展新儒学，完善新儒学。下面，就分四个部分来进行论述。
(一)当代新儒学面临的最大危机是未能开出新外王
任何一种历史上出现过的伟大文化，都必须包含着两个部分：一是透显出深植于人生命深处的天道性理；一是将此天道性理落实到人间社会，形成体现此天道性理的文物典章制度。犹太文化、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文化、中国文化，甚至以出世为特征的印度文化都不能例外。如果一种文化只在人的生命深处透显出天道性理而不能将此天道性理化为具体的文物典章制度，即不能在具体的文物典章制度中体现出天道性理的价值，这种文化就是残缺不全的文化，这种残缺不全的文化最后会因为得不到具体文物典章制度的滋养而衰萎死亡。这是因为个人的身心性命固然能支撑住天道性理,但支撑不住整个的人类文化，人类文化只有建立在内在生命与具体文物典章制度相结合的基础上，即建立在天道性理的外化形式上才能存在。因此，历史上出现过的所有伟大文化都曾积极地去制定文物典章制度，建立天道性理的外化形式,创造出了丰富多彩的人类文明。但是,以此来衡量当代新儒家,我们发现，当代新儒家只能在生命中透显出天道性理，而未能将此天道性理落实到中国社会，因而不能在中国建成体现此天道性理的文物典章制度。鉴于此，我们不能不说新儒家代表的是一种残缺不全的文化，不能不沉痛地指出新儒学面临着衰亡的危险!用儒学的术语来说,就是新儒学未能开出新外王，仍然有可能成为“绝学”。这是当代新儒学面临的最大危机，也是研究当代新儒学不能回避的最大课题，而要了解当代新儒学面临的这一危机，就必须首先了解当代新儒学的性质。
当代新儒学，可以概括地称为生命儒学或心性儒学,这是因为当代新儒学所关注的对象主要是生命与心性，用哲学上的术语来说，就是个人的存在、形上的本体和以生命心性为归依的抽象的历史文化。这从唐君毅先生的代表作《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牟宗三先生的代表作《心体与性体》、《政道与治道》等新儒学的经典著作中都可以看到，兹不具引。新儒学关心生命心性，还儒学的本来之义，本无可厚非，但新儒学在关注生命与心性时，出于孤臣孽子的激愤心情，表现出了一种极端化的倾向，这种极端化的倾向使新儒学不能越出生命与心性一步，而是萎缩在生命与心性的领域内优游涵泳，潜沉玩索，最终未能开出新儒学所希望开出的新外王。(牟先生在《政道与治道》一书中已经看到新儒学最紧迫的任务是开出新外王,即“本儒家骨干转出政道”，但牟先生以后的学术研究并未在此一问题上用心，而是为了“彻法源底”转到了生命与心性上，新儒学开出新外王的一点契机从此熄灭，殊为可惜。)当代新儒学在生命与心性上表现出来的极端化倾向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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