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匠精神：开启中国精造时代_曹顺妮_9787111534365

2008年金融危机后，西方发达国家反思经济发展战略，意识到制造能力的削弱会危害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健康，美欧等国由此将“再工业化”战略提上议事日程，并出台了以“工业4.0” 为代表的一系列国家制造业发展战略。本书从经济的视角出发，以案例故事的写作模式，分析中国从事实体、坚守实体的企业，尤其是制造业企业，旨在指明中国制造业的未来出路：以工匠教育和平民教育培养工匠精神的文化土壤，以工匠精神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精造”迈进。

制造强国不是速成的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荀子在《劝学篇》里如是说。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这是西方人眼中的常识。
落后西方百年的中国人希望赶超。这是一个积极上进的发展目标。但问题随之而来：赶超的方法是什么？赶超的目的是什么？
自清末以来，为了避免“落后就要挨打”的命运，中国人决定开眼看世界。“不再挨打”的诉求持续了百年，最终实现民族独立。独立之后，摆脱贫穷成为紧迫之事，于是，改革开放，引进资本与技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图先富带动后富实现赶超。因此，在近半个世纪，致富成了赶超的目的。
但是，我们口中曾引以为傲的GDP世界排名第二、多家全球企业500强、钢产量世界第一等名头，并不能让我们强大的购买力在世界各国琳琅满目的商品面前获得尊严。
2015年年初，中国游客在日本疯抢马桶盖，拉开了有关消费国际产品的争论大幕。国人反驳称，中国游客去日本抢购的马桶盖，实际上是在杭州生产的。可是，进一步的真相是什么呢？生产的模具是从日本进口的。近年来国内的中产阶级掀起了马拉松跑步热，可他们脚下的专业跑鞋，几乎都是日本、美国的跑鞋品牌。也许有人又要反驳，日本跑鞋也是在中国加工的。这更能说明，我们就是日本、美国制造业的组装厂，是日本“雁行模式”的第四级，技术还得作为雁头的外国企业说了算。
就连小小的圆珠笔珠也要靠进口。“我们在钢铁产量严重过剩的情况下，仍然进口了一些特殊品类的高质量钢材。……我们还不具备生产模具钢的能力，包括圆珠笔头上的‘圆珠’，目前仍然需要进口。”2016年1月4日，李克强总理在一次化解产能过剩会议上提到的小小“圆珠”，再次让“中国制造”汗颜。一方面，中国的钢产量稳居世界第一；另一方面，高精产品持续短缺。这是一种不良的制造格局。
作为世界制造强国之一的德国，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曾被英美等金融发达国家看作守旧的工业国，工业占GDP近30%。而美国走了一条去工业化的发展之路，制造业占GDP比重从1950年的27%，下降到2010年的12%。金融危机之后，德国凭借强大的基础工业，在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中继续保持市场优势，成为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小的国家。美国则开始意识到制造业对于一个国家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开始着手重振制造业。
德国博世公司董事长菲润巴赫认为，德国强大的根源，是德国企业在制造业领域的底蕴。德国视自身为自然资源缺乏的国家，坚持走技术立国的道路。日本亦如此。强者的逻辑是，可靠的产品品质是变革与创新的基础，一个国家只有制造业强大，才能有真正的话语权。
欲成制造强国，必先学习强国。
……
从“山寨大国”到制造强国，德国用了一百年时间完成转身。当今德国在制造业界的地位，无人敢于小觑。
一百多年前，德国在青岛期间修建了质量上乘、历经百年仍发挥作用的下水道。虽然后经证实，德建下水道长度只有80里，不发生内涝更多有赖青岛的丘陵地势。但每到夏天，一有外表光鲜的中国新城市逢暴雨被淹的新闻，德建下水道就会被翻出来炒作一遍。因此，炒作德建下水道的传播心理背后，是中国人对自身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是我们对当下一些地方豆腐渣市政工程的一种抗议，这种抗议有时会将德国制造神化，可如果实地考察一下青岛的德建下水道，你会发现，德国制造值得神化。一百多年前，德国占领青岛时，在仅有2万多人口的胶澳小镇地下两米处，按照30万人口的城市规模标准设计了分层的下水道，用5年多时间铺设，宽处可通汽车，实现雨污分离。即便在技术发达的今天，这项工程的前瞻性视野仍令人敬佩。
再看看德国在青岛留下的按照功能分区的稳固建筑群，以及江苏路基督教堂三面墙上的户外机械报时钟表，从1909年原装设备安装至今，每天都在精准报时。对照中国一些地区“三年一小拆、五年一大拆”的城市规划，我们怎能不汗颜？
值得神化的德国制造，其高品质、稳定性能的优势，是很多中国制造业企业做不到的，因为做不到严谨，所以神化德国的严谨；因为浮躁，所以神化德国的专注；因为盲目自大，所以神化德国的谦虚……
真正的德国是怎样的？德国的制造业为何会走到今天？德国史学者李工真教授，在1997年撰写的《德意志道路：现代化进程研究》中有全面的分析。我并不是德国问题研究专家，只能谈一些个人浅见。
德国人让人生敬，是其骨子里存在的人性至上理念。所谓人性至上，就是每个人要获得舒适的存在，不能给周围人和物带来不便，包括环境。要做到这种程度，就要用制度和规则，把人性中的懒惰、贪婪、自私等阴暗面关进笼子里，让踏实勤劳、务实高效的品质释放最大价值。

无处不在的标准
德国人干了一件与当年秦始皇一样了不起的、足以改写历史的事情，就是标准化。成就秦始皇霸业的一项重要举措，是书同文、车同轨、度量衡统一，开启了世界标准化的先河。如今，将标准化推至顶峰的，非德国莫属。
让德国制造全球领先的首要因素，当属标准化。于1917年成立的德国标准化协会（DIN），专门制定行业标准，到如今每年发布上千项标准，其中80%以上被欧洲等国采用，从而掌握了行业话语权。2012年年底，德国标准化协会已颁布的标准累计达33149个。除了使德国具备行业话语权外，最为重要的，是率先为工业智能化打下了深厚根基。
可以预言，在全球新一轮工业变革竞争中，德国凭借用百年时间构建起来的标准化体系，处于优势地位。因此，当2013年德国提出“工业4.0”时，第一个领域就是“标准化和参考架构”，通过制定一揽子共同标准，建立起智能工厂生态链上各个环节的合作机制，优化生产流程，实现信息的高效切换。在“工业4.0”变革中，一旦在制造、产品、运营、流通、消费、反馈等生产及消费环节实现标准化，就具备了快速数字化的基础。简单理解就是，信息技术变革的基础就是将万物数字化，最终实现智能化。标准化是工业4.0的基础与前提，更是“德国制造”的核心竞争力。
德国标准化协会（Deutsches InstitutfürNormunge.V.，德文缩写： DIN ）是目前德国最大的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公益性标准化民间机构。成立于1917年。1917年5月18日，德国工程师协会（VDI）在柏林皇家制造局召开会议, 决定成立通用机械制造标准委员会,其任务是制定VDI规则。同年7月，标准委员会建议将各工业协会制定的标准与德国工程师协会标准合并，通称为德国工业标准（Deutschen Industrie-Normen）。1975年5月 21日，德国标准委员会改为现称。DIN制定的标准超出工业范围，广泛涉及建筑工程、采矿、冶金、化工、电工、安全技术、环境保护、卫生、消防、运输、家政等各个领域。截至1998年年底，共制定发布了 2.5万个标准，每年大约制定 1500个标准。其中80%以上已为欧洲各国所采用。
标准和法律条例无处不在的德国，既是标准制定者，又是标准化的最大受益者。在2002年的一次DIN新闻发布会上，DIN会长巴克（T.Bahke）指出，德国2001年在标准化方面投入7.7亿欧元，产生的经济收益却达160亿欧元。
德国制造业的标准化思维影响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医生用药量精确到毫克、主妇下厨用量具做饭、连几年粉刷一次外墙都有规定……人性至上的环境，在处处标准的保障下顺理成章地实现了，没有人会因为不准点的公共交通而打乱出行计划，没有人会随意倒垃圾而给邻居带来不便。标准主导一切的背后，是有效的执行。
在消费主义泛滥的时代，消费品的大量生产带来巨量垃圾，当中国一些城市深受垃圾围城困扰时，反观德国早在1991年便出台了包装条例，实行生产商延伸责任制：设计、生产、使用、从包装中获利的公司要出钱为包装付费，并规定可重复利用的瓶罐要占到总量的72%。1992年又开始实行“绿点”回收方法，在商品包装上印上统一的“绿点”标志，表明此商品生产商已为该商品的回收付了费。居民使用完带“绿点”标志的商品就将包装放到特制的黄塑料袋中，“绿点”系统有专人定时来各家各户收取。“绿点”的包装原料包括铝、铁、白铁皮、塑料等。一旦发现居民乱倒垃圾，就会发出警告信，如不及时改正，还会发罚单，再不改，则清洁公司就会直接撤走原有垃圾桶，换上一种高规格的垃圾桶。一旦换上这种垃圾桶后，收垃圾的费用就会提升，从而提高整个小区的住户的垃圾处理费用，即一人违规，大家遭殃，所以一旦乱倒垃圾，不仅会招来邻居的谴责，甚至有可能被管理员赶出公寓。这是美国环保人士安妮雷纳德在《东西的故事》中讲述的德国垃圾标准推行效果。通过实行包装条例，1992年和1993年德国减少了100万吨包装垃圾的产生；1993年至1995年通过此系统利用的商品包装废料约1300万吨。从1991年规定出台到1995年，美国的包装垃圾增加了13%，而德国则减少了14%。德国标准的有效执行，连美国的环保人士都感到敬佩。
在中国科学技术部网站上，有一组数据更能看出德国标准执行的效果： 2012年1月31日，德国环境部发布了自2009年以来的第二个《德国环保产业报告》。报告显示，德国环保产业已成长为年产值760亿欧元、占世界环保产业贸易额15.4%、就业人数近200万、近80%的环保产业生产领域为研究和知识密集型的德国支柱性产业之一。在1990至2010年间，德国的单位GDP能耗下降38.6%，单位GDP原料消耗甚至下降了46.8%，大气污染排放下降56.4%；80%的建筑垃圾、63%的生活和生产垃圾实现了循环利用。
反观国内，我们生活中使用的包装有多少比例实现了重复利用？社区摆放的垃圾箱又有多少比例实现了分类？我们的建筑垃圾距离80%的循环利用率还有多少差距？因为很多情况下有标准也不执行，从生产到消费各自为政，资源浪费、效率低下、流通成本高等弊端，共同阻碍着经济的提速。

随时随地地学习
去过德国的中国人，都会对德国人随时随地看书的场景印象深刻，地铁、书店、街头，随处可见看书的人。用数据来说话，8000多万人口的德国，拥有全球第二大图书市场，年出版新书9万余种，平均每万人11.5种。德国也是书店密度最高的国家，平均每1.7万人就拥有一家书店。德国对知识的尊重，体现在每个城市最好的位置，都留给了图书馆与学校。
具体到教育上，德国的人才培养体系，对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同样重视，约70%的青少年在中学毕业后会接受双轨制职业教育，其中制造业培训在所有行业的培训中占比最多，约占35%。
与中国鼓励高中生读大学相反，德国的大学只需申请即可就读。就像德国史研究者李工真教授比较中德教育差别时提到，中国年轻人考大学的目的是为了逃避生产第一线，而德国年轻人则愿意做工人。因此在德国，很多高中生毕业后都会选择先到企业当学徒，接受职业培训。每周有三至四天在企业中接受实践教育，一到两天在职业学校进行专业理论学习，培训时间一般为两年到三年半。职业学校教育费用由国家承担，企业实践培训费用由企业承担。目前在德国可以参加的职业培训多达350多种。当发现需要补充更多知识时，才会有针对性地去申请大学的专业。
德国家庭对子女的教育也与中国家庭不一样。中国父母大都希望子女从事白领工作，把靠体力劳力吃饭当作没本事，子女成绩实在不好时，才考虑职业学校。德国父母自身不会看不起产业工人，反而把靠劳动生存当作美德传递给子女。惟有在家庭教育中倡导劳动改变命运的理念，才能形成一个勤劳的国家。从教育源头重视职业培训的德国，技术工人的平均工资和白领相当，高于英、法、美、日等其他发达国家。
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就是按照这种先职业培训，后高等教育的模式成长起来的。施罗德在1958年刚14岁时便进入一家瓷器店当学徒，1961年在一家零售店当学徒。6年学徒生活之后，加入社会民主党，然后一边工作一边去夜校学法律，通过国家考试成为律师，慢慢走上政治道路。
再举一个制造业的例子。
在德国汉诺威商用车展上，我问戴姆勒卡客车（中国）有限公司总裁兼CEO罗伯特，为什么德国企业员工对老板很忠诚？这位身材高大、语速很快、话锋犀利的戴姆勒“老兵”拍拍自己胸脯说：“看看我就知道了。我在戴姆勒工作了22 年，从学徒做起，之后很幸运地参加了管理培训，一步步走到今天的岗位，难道还不是个好例子？”
这是《德国企业为什么能留住人心》一文开头提到的例子。2015年1月，新浪财经欧洲站站长郝倩在德国采访后写下此文。文章还提到德国博世公司的董事长菲润巴赫(Franz Fehrenbach)。菲润巴赫从1975年大学毕业进入博世公司，做了28年的培训生，升至博世公司主席，后又受任公司监事会主席，成为博世工业信托公司(RBIK)合伙人。郝倩问菲润巴赫：
“假设一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应聘博世公司的职位，可他三年内换了三家公司，你是否会聘用他？”
菲润巴赫笑答：“他根本不可能从我这里获得面试的机会。”
“‘持续性’对于我们公司是十分重要的。所有做出的承诺，都要去履行，而且不能中断。”他说。
当德国崇尚劳动与技能，以规矩、标准、制度管理人性时，踏实、勤劳、守规矩便成为国家的性格名片。这也就意味着，德国拥有了孕育工匠大师的沃土。但凡工匠，必须对手艺精雕细琢，经历严格的基本功训练。从戴姆勒的罗伯特到博世的菲润巴赫，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学徒与培训生的经历占据了相当长的时间，让他们有恒心一生钻研一项事业。
因此，德国之所以能制造出世界一流的产品，就是因为菲润巴赫给出的答案：“持续性”。既有由学徒到员工培养的持续性，又有承诺、责任、研究成果的持续性。所有的持续性，人才是核心。德国及欧洲也是世界上员工流动性最低的国家和地区，相对而言亚太地区的员工流动性最高。2012年菲润巴赫来中国时，善意地给中国制造业指出了一条明路：“对于中国制造业企业，我的第一个建议就是采纳我们的培训制度，去培养那些拥有高技能的蓝领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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