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心阳杂文自选集：从傻瓜到恺撒_张心阳著_9787515510156

　　《张心阳杂文自选集：从傻瓜到恺撒》精选了张心阳先生70余篇杂文结集出版。其中有对社会文化和社会现象的批判，揭示人性的丑陋与虚伪。他呼唤公正、道义和秩序，呼唤法律、道德和良知。本书还有对前苏联问题的关注，以此为题材的杂文曾在中国文坛引起关注。

　　《张心阳杂文自选集：从傻瓜到恺撒》书摘：从傻瓜到恺撒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思想政治家马基雅维利讲过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如果布鲁图装成一个傻瓜，他就会成为恺撒。”
　　据传，布鲁图是恺撒的私生子。他聪颖才高，精于哲学，且富有管理国家的才干，深得恺撒的信任。恺撒在征服高卢，建立独裁统治制度之后，把总督大权交给了布鲁图等人。然而，布鲁图却不满恺撒的新政，与反对派元老院的一帮人勾结在一起，在他的主谋下将恺撒诱至元老院中杀害。据说，当布鲁图举起刀向恺撒砍去时，恺撒就不再抵抗，用长袍把脸蒙住，一任其砍杀，并且用布鲁图最熟悉的希腊文说：“孩子，你也来杀我！”由此可见恺撒对布鲁图的信任。然而，企图和反对派一起获得最高权力的布鲁图很快遭到国民的反对，最后被恺撒的继承者安东尼和屋大维的联军打败，自杀身死。
　　恺撒是年已是56岁，而这时的布鲁图才40岁，加上恺撒对他的器重，只要稍有耐心，执政权就可能很快落到布鲁图手里。可是，长着一颗哲学头脑的布鲁图却一天的傻瓜也不愿当，最终非但没有获得权力，而且抛尸荒野。无怪乎马基雅维利发出如此感叹。
　　在人类历史上如果说还有谁像布鲁图那样，中国的林彪一定要算一个，他把自己装成傻瓜一直装得十分的好，不仅赢得了领袖无比的信任，而且全国亿万百姓也都心悦诚服。可惜的是他都装到最后了，却没能憋住，最终没能成为恺撒。
　　但在人类历史上无疑有装得成功的，这就是一个生长在乌克兰农民家庭且几乎没有上过学的人，在这一点上他可谓做得十分老到，他用自己生命一半的时间充当傻瓜，最后终成恺撒。这个人就是尼基塔·赫鲁晓夫。
　　1929年，身为基层党务工作者的35岁的赫鲁晓夫被推荐到莫斯科工业研究院进修，在这里他成了斯大林的妻子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的同窗。当时斯大林正在全苏联开展一场声势浩大的“切肉运动”—强制推行集体化，几百万农户被赶进集中营惨遭迫害。研究院的同学来自全国各地，亲眼目睹农民惨遭生灵涂炭的事实。为此大家在一起时常常要谈论到这些事情。娜杰日达听到后，本着为农民呼吁的目的，向斯大林讲了这些情况。斯大林很不以为然，认为这是撒谎，是反革命宣传。娜杰日达说，不过，也有一个人小心谨慎地对我说他们谈论的不是事实。这个人就是尼基塔·赫鲁晓夫。斯大林于是记住了这个名字。在赫鲁晓夫尚未结业时，就经斯大林批准调至莫斯科市委工作，并成为斯大林家里的常客。
　　赫鲁晓夫真的不知道强制推行集体化过程中农民的惨状吗？他来自最基层，如何不知道？他在退休后的回忆录里说，他在研究院公开场合讲的话都是“昧着良心说的”。在当时他觉得需要装傻。
　　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赫鲁晓夫出于他“富于人情味”的天性是不赞成这一运动的，但他仍然给领袖以“配合”。他深知，若不作配合，连现有位置也呆不住。他表面上积极参与对清洗对象的签名，暗中却尽可能少地使用残酷手段。因为方法比较巧妙，还是深深得到斯大林的信任。1938年，在他的战友布哈林、李可夫等人在卢比扬卡监狱准备受审的时候，赫鲁晓夫却在政治上步步高升，先是成为共产党乌克兰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随后被选进苏共中央政治局，任候补委员，跻身于苏联10个最有权势人物之列。
　　1943年3月，身为空军飞行员的赫鲁晓夫之子酒后开枪致人死亡，使赫鲁晓夫与斯大林之间的关系面临着严峻考验。杀人就得偿命，赫鲁晓夫为了儿子的性命跪着向斯大林求情，然而却没有得到斯大林的宽恕。斯大林冷冷地说：“我无法帮助你，您的儿子将接受苏联法律的审判。”在赫鲁晓夫感到无望之际，他十分伤心地对身边人说：“列宁为了哥哥报复了沙皇一家，而我为了儿子不会原谅斯大林。”可尽管如此，其子被执行了死刑之后，赫鲁晓夫在斯大林面前仍然一如既往地满脸堆笑，表现出对“伟大领袖”的忠心耿耿。
　　这就是从傻瓜到恺撒的政治艺术：心里对一个人恨恨不已，而表面仍和没事儿一样，甚至颂扬他、满足他。1949年底，赫鲁晓夫回莫斯科任莫斯科州党委书记兼莫斯科市委书记，此时正值斯大林70岁寿辰。他尽管对斯大林杀其子一事一直耿耿于怀，但他还是满腔热情地把这件事当作第一要务来办，召集市政、交通、文化、艺术、宣传、安全等多方面负责人制定了一个宏伟而细致的庆典计划。同时他还在《真理报》发表文章，声称“苏联各族人民在斯大林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朋友、父亲和领袖。斯大林以其朴实成为人民的朋友；斯大林以对人民的爱成为人民的父亲；斯大林以其作为各族人民斗争领导者的英明成为人民的领袖。”这位“外省的乡巴佬”、“纯朴的矿工”，以其绘声绘色之语，把大独裁者吹得心花怒放，完全解除了对他的戒备之心。
　　终于，布鲁图的时代到来了。1954年3月5日斯大林溘然谢世，这使得赫鲁晓夫如释重负，他在剪除贝利亚之后，昂然登上“一把手”的宝座，成了新“恺撒”。两年后，他在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用长达四个小时的报告，把老“恺撒”的伪装一一剥下，将其所谓的功绩一一否定。那个当年被他奉为神明的“恺撒”终于被他拉下神坛，还其以真实、狰狞的面目。
　　这就是极权主义和专制制度的特色。任何一个人要想在最高权力者那里获得信任和继承权，都必须讨得最高权力者的欢心。而欲获其欢心，自视高明是不行，固执己见也是不行的，独树一帜则更行不通，他必须是乖巧的、驯服的，甚至是唯唯诺诺、傻里傻气的。英国著名政治哲学家冯·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对极权主义制度下的人们有这样一段精彩的阐述：“要成为一个对极权主义国家的运行有用的助手，一个人单单准备接受那些为可耻行径而进行的巧言令色的辩护还是不够的；他自己还必须积极地准备破除他所知道的任何一种道德的约束，如果这对达到为他们所设定的那个目标似乎是有必要的话。由于这些目标的确定是最高领导单独作出的，充当他们的工具的人就绝不能有自己的道德信念。他们首先必须无保留地委身于领导者本人；除此而外最要紧的是，他们应当完全没有原则，并且名副其实地做到不择手段。他们能有自己想要实现的理想；他们应当没有可能会妨碍领导者意图的是非观念。”极权制度下，一切都是由最高权力者来决定的，他们从所谓的集体主义出发，排除一切异己力量。换句话说，哪里存在着一个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共同目标，哪里就不会有一般道德、规则和“另类”的容身之地。与此同时，在他们看来，实现这个崇高目标还是长远的，为了这个长远目标，他们会自然而然地把那些在自己面前俯首帖耳的人视为“知己”，这一方面可使自己对“身后事”大放其心，说明权力还会在“自己人”手里，可以一成不变地继承自己的“遗志”；另一方面也可避免让人们觉得继任者比自己更高明、更伟大，使自己失去无比崇高、无比伟大的光环。一言蔽之，无论于未来之事业，还是个人之名望，权势人物都希望他们永远是自己的忠实走狗，而不希望他们是自己的另类或比自己更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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