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质作为唯一可以制备液体燃料与平台化合物的可再生资源，对缓解化石能源供应压力以及环境恶化，意义重大。《生物质选择性热解制备液体燃料与化学品》共9章，围绕了生物质热化学转化制备液体燃料及化学品展开，第一章介绍了生物质资源及其应用现状，第二章至第四章着重介绍生物质主要化学组成的选择性热解机理及其多层面协同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第五章至第八章介绍生物质快速热解制备生物油、生物油的品质提升、生物质催化热解以及共混催化热解技术的相关内容；最后一章（第九章）将重点介绍生物油在品质提升过程中（主要指催化化学法），催化剂积碳的机理以及抑制积碳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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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绪论
　　环境恶化日益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良好的环境对经济的快速发展有着推动作用，而经济发展又反过来为环境改善提供了物质基础。当前，全球环境污染状况曰益严峻，人们的环保意识还有待加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面临挑战。衡量环境状况的标准越来越多样化，既包括自然资源等生产魏的指标投人，也包括二氧化碳等伴随物的排放。由于环境对经济发展制约性逐渐增强，因此研究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将有明显的现实意义。本书采用由大到小、由面到点的方法，逐级分析城市环境发展问题。下面分四段对本书内容进行归纳。
　　第2章从全球视角分析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发展现状，进而分析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对我国节能减排的促进作用。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可对二氧化碳排放进行量化控制，能够促进企业加大低碳技术投资，通过市场机制加强企业间减排合作，是一种成本有效的减排手段。目前，许多国家都在加快本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探索和建设工作。除了欧洲联盟(简称欧盟）以外，在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简称“十二五”期间，我国有包含北京和上海在内的七个省市获准开展先期试点，在此基础上我国将探索建立国内统一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可以预见，碳排放权交易在未来全球节能减排实践中将会发挥重要作用。该章首先利用非期望产出数据包络分析(dataenvelopmentananlysis，DEA)模型测算了1995!2011年我国、美国、日本、欧盟和澳大利亚碳减排效率值，并基于国家之间的效率差异，研究了各国实施碳交易体系的有效性。通过酿发现，我国与其他国家在碳减排效率上存在巨大差距，从而揭示我国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必要性。其次，针对我国“十二五”期间节能减排的现实背景，利用以我国经济为背景的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通过构建省际碳排放权交易机制模型，探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对实现我国“十二五”期间碳排放强度下降目标的成本节约效应。本书的研究估算了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交易规模，分析了不同交易情景下的碳均衡价格，以及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对我国31个省（自治区、前市，港澳台地区除外)减排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为实现“十二五”期间碳排放强度下降17%的目标，扣除自然下降率，全国二氧化碳排放需要减少约6.39亿吨。如果全国能够建立统一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总的减排成本约为120.68亿元，相比无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情景节约减排成本23.44%，此时碳排放权交易量为1.21亿吨，市场碳均衡价格约为38.17元/吨二氧化碳。本书的研究同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对参与交易省份的成本节约效应各不相同，总的来看，东西部地区成本节约较为明显，部分西部地区能够在完成自身减排目标的前提下，通过加入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而获取正的收益。最后，通过总结酿的结果，提出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游在的问题，并给出相关政策建议。
　　第3章首先回顾了国内外有关城镇化效率研究工作，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利用Super-SBM(slacks-basedmeasure，即松弛变量的度量)模型，基于1999?2012年的城镇化投入产出数据，测算了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西藏及港澳台地区除外）的城镇化效率。其次，通过对我国城镇化效率的实证分析，采用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对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城镇化效率进行量化比较。最后，基于分析结果，提出提高城镇化效率的政策建议。定量分析表明，我国城镇化发展的总体水平不高，并且存在严重的区域不平衡状况。其中，东部地区的城镇化效率较高，远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但东部地区的内部差异也比较大。西部个别地区城镇化效率排名靠前，但与西部其他地区有明显差距。中部地区未能够与东部地区形成良好的联动机制，城镇化效率整体不高。全国总的城镇化效率在过去10年并非一直在提高，而是有缓慢下降的趋势。这表明，在以后的城市化推进中应该注意统筹兼并，协调区域均衡发展，形成城镇联动机制，从而提高整体城镇化效率。
　　第4章将研究视角聚焦在安徽省生态效率评价上。首先，对所选取的指标进行描述统计分析）其次，利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uper-SBM模型对全省各个地区的生态效率进行测度和排名，通过比较效率歡小来观察非期望产出对各地区环境的影响。基于模拟结果，比较分析了皖南、皖中和皖北三大区域之间和区域内部的生态效率水平的差异。该章将Super-SBM模型应用到生态效率评价层面，利用该模型测算了1999~2012年安徽省16个地区的生态效雜。结果显示，安徽省地区生态效率水平差异较大，但整体呈上升趋势。通过Super-SBM模型与经典SBM模型的对比分析发现，Super-SBM模型在处理非期望产出时具有一定的优势，解决了Super-SBM模型中因多数地区效率值为1而不能进一步评价和排序的问题。该章的研究还发现，生态效率较高的地区一般为经济发达且环境保护较好的地区，生态效率较低的地区往往是环境污染严重的地区。根据安徽省16个地区Super-SBM模型生态效率值和经典SBM模型生态效率細比较可知，Super-SBM模型具备潜在优势，因为各市的生态效率值具有较好的区分度，但总的趋势是提高的。安徽省16个地区生态效率的差异较为明显，最高的生态效率值大约是最低值的7倍。该章的研究发现，通过三大区域生态效率值的对比分析可知，皖南地区和皖中地区的生态效雜较高，皖北地区的生态效率较低。但是，皖中地区的效率值波动很大，凸显出政策的持续性不够。皖北地区的效率值较低，提高其生态效率刻不容缓。
　　第5章将研究重点落脚在天津、蚌埠、苏州和重庆四个市上，通过案例分析探究它们在城市生态转型中面临的环境污染困境及其解决之道。由于地区资源蕴藏和发展阶段的差异，四个城市面临的环境压力和需要优先解决的环境问题不尽相同。其中，在天津的案例中，我们重点关注天津市静海县水污染问题，采用1992!2012年天津市工业“三废”排放和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数据，通过建立平滑转换模型，探讨天津市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内在关系。结果发现，随着经济的增长，天津市近年来环境污染日益严重。与之不同，苏州市的案例突出其城市生态环境建设体系的构造，并通过模糊数学的方法細苏州市和江苏省的其他12个市区进行综合评价，得到苏州市与其他地区在环境效率方面的差异，并得出相关结论和政策启示。重庆市案例全面分析了重庆市经济发展和环境污染现状，对环境变化趋势进行了Daniel检验，结果发现环境污染变化趋势显著，指出重庆应加强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蚌埠市案例首先分析了蚌埠市经济发展和环境污染状况，利用2007!2012年总共发生的16起环境污染突发事件，探讨了蚌埠市生态城市的城镇化在推进过程中面临的制约因素和困境。其次，从水污染、大气污染、固体废物污染、能源消耗、城市绿化率五个方面探究蚌埠市在城市发展中的环境压力。最后，运用SWOT分析给出相关政策麵。
　　随着全球经济的不断发展，世界各国化石能源消费正在快速增加，由此导致的气候变暖正在威胁着人麵以生存的生态家园。控制二氧化碳排放是减缓当前气候变暖的一个有效途径，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在尝试利用市场的手段来控制本国温室气体的排放。碳排放权交易作为一种成本有效的市场化减排手段，自提出以来就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当前，不仅是以欧盟为主的发达国家，包含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也在开展本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设工作。可以预见，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在未来全球节能减排中必将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本章主要从全球视角分析各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发展现状，并在此基础上模拟分析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对我国节能减排的促进作用。
　　2.1研免背景
　　2.1.1全球性气候变暖与碳排放权交易机制提出
　　气候变暖已经成为21世纪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难题。在过去的150年，人类社会通过燃烧化石能源积累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是排放的温室气体在大气中不断累积，由此造成的温室效应正不断影响和威胁人麵以生存的生态系统。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PanelonClimateChange，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指出出自1840年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通过燃烧化石能源向大气中大约排放300十亿吨碳(gigatonsofcarbon，GTC)，使得全球平均温度大约上升0.74°C。全球暖化引起北极冰川的快麵化，带来海平面的迅速上涨，自1961年以来，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的年均速率大约为1.8毫米/年，而从1993年以来，这一速率增至为3.1毫米/年。世界银行的研究指出，国际社会现有的温室气体减排承诺不足以有效减缓全球暖化的趋势，如果当前的趋势持续下去，到21世纪末全球温升可能高达4C。到时人们可能面临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如沿海城市被淹没、粮食危机、水资源匮乏、生物多样性遭遇不可逆转的损失等。
　　将全球温度上升幅度控制在某个合理水平已经成为当今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发达国家，如美国等，由于在气候变化应对方面具有雄厚的资金和领先的技术，他们率先尝试利用行政和市场的手段来减缓气候变暖的实践。“酸计划”是将排放权交易机制应用于控制气体排放最早的探索，随后，碳排放权交易法律法规在美国部分区域相继出台，为将排放权交易思想引入温室气体控制提供了法律制度保障。2001年丹麦提出温室气体减排计划，英国也于2002年规划建立全国性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日本环境署宣布拟在2003年正式推出本国碳排放权交易计划。在此之后，澳大利亚和挪威也相继声称开始施行碳排放权交易的探索。2005年，欧盟碳排放权交易体系（theEuropeanUnion’semissiontradingsystem，EUETS)正式建立，该交易系统已经发展成为当今世界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我国在“十二五”期间也明确提出要建立本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构想，目前包括北京和上海等在内的七个省市已经获准开展先期试点。可以预见，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在未来全球节能减排实践中将发挥重要作用。
　　目前的国际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大致可以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项目为基础的交易市场）另一类是以配额为基础的交易市场。气候变化是关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全球性问题，需要所有国家的高度关注与有效合作。碳排放权交易制度作为一种依靠市场调节来实现温室气体减排任务的有效机制，已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下，我国目前尚无强制性量化减排义务，所以国内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需求明显不足，碳排放权交易制度也不完善，在国际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中处于边缘地位。但我国碳排放量已经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位，因而在温室气体减排方面承受着较大的国际压力。因此，出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保护国内生态环境和减轻国际压力等综合考虑，发展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推进温室气体减排势在必行。
　　作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欧盟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发展始终走在世界前列，实现了碳排放权交易机制舰与实践之间的有机结合，为世界其他地区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提供了较好的样板。其他发达国家，如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也都在积极筹建各自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我国作为全世界二氧化碳减排量一级市场的最大供应国，由于研究缺失和相关市场化机制不到位，长期没有定价权，国内企业处于国际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价值链的低端，损害了国家的整体利益。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利用市场机制解决环境问题的经验还不成熟’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过程中还有许多需要学习借鉴的地方。立足本国国情，找出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发廳距，进而制定科学合理的政策措施，对我国建立健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意义显著(樊纲，2009)。
　　我国推进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有内在的必要性，其取决于本国国情。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阶段，能源消费过于集中、能源结构不合理和能源效率低下的问题比较突出，因此，能源消费的持续增长将不可避免地带来温室气体排放的增长。截至2011年，我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碳排放国。目前我国能源结构中煤炭消耗占比过高，这种现状亟待扭转。由于我国还处于工业化进程中，城市化进程也在稳步推进中，能源消耗和碳排放还会不断增加。如何保证能源供应，科学有效地应对环境污染问题，从而实现整个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是当前决策者面临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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