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化政府与政府信息公开法研究_齐爱民、张万洪_9787307060296

本书介绍了世界各国、地区政府信息公开的立法，对相关的法律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涉及政府信息公开的原则、具体制度、法律救济等，对我国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建立、完善有较高的借鉴作用。本书附有的《政府信息公开法草案学者建议稿》也为立法机关和研究人员提供了有益的范本。

现代民主的两大构成要素是公开和参与，公开是参与的前提和基础。没有政府信息的公开，公民的参与权是一句空话；而没有政府信息公开和公众知情权的行使，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民众参与国家管理和社会事务。因此。政府信息公开本来就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应有之意，是公民实现宪法权利的保障和监督政府依法行政的根本性制度。换一句话来说，一个对人民负责的政府应该是“以人为本”的政府，一个“以人为本”的政府应该是一个法治的政府，而一个法治政府的重要职责就是实施政府信息公开。
信息公开法最早源自1776年的瑞典，该法目前是瑞典宪法的一部分，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国际社会出现了一个制定信息公开法的浪潮。美国于1966年制定了信息公开法，美国的信息公开制度对于当代各国政府的信息公开制度产生了极大影响。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均于1982年制定了信息公开法。在亚洲，泰国于1997年实施官方信息法，韩国于1998年施行公共机构信息公开法，日本已经于1999年通过了信息公开法。2001年我国台湾地区也制定了“行政信息公开法”。政府信息公开法经过200年的发展，不仅仅是国内法所规定的权利，而且在一系列国际法法律文件中也得到了确认。联合国早在1946年第一次大会上通过的第5l(1)号决议中就肯定了信息自由是一项基本权利，它宣告“信息自由是一项基本权利，也是联合国追求的所有自由的基石”。1948年由联合国通过并颁布的《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可见，政府信息公开是一股国际潮流。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信息公开由于借助电子网络技术的发展，如虎添翼，效果激增，在世界范围内又开始掀起一股具有新特点、新面貌的电子政务新浪潮。电子政务作为现代政府管理观念和信息技术相融合的产物。在经历了以信息化为中心的技术层面的架构建设以后，以公民为中心、以完善政府服务为要义的政府治理结构转型，已成为对电子政务进行深层次的内涵建设的核心课题。

立法中还是理论中往往表述“非政府”主体也即“知情权人”非常容易，因为“知情权人”主体外延非常广泛，有学者提出“权利主体具有无限性”①的观点，即“有权请求政府公开其拥有的行政文件的任何人”，②这种观点将知情权人扩及所有公民、法人以及其他组织，最大限度地保障了人民的知情利益，但仍须注意两点：一是权利主体再怎么无限也必须明确，立法技术上的解决方式就是规定政府包括哪些机关或者组织，其他的就是权利主体，因此在国外信息公开立法例中无一例外的对政府或者义务主体作了列举式规定，以明确的义务主体范围来确定权利主体的范围，因此，明确政府包括哪些机关或者组织是明确权利主体范围的前提；二是权利主体中可能也有行政机关、法院甚至立法机关，权利主体与义务主体在范围上可能产生混淆，如果权利人请求信息公开的权利被侵犯，需要司法救济，那么可能造成法院、立法机关成为被侵害主体而提起诉讼的尴尬局面。因此，应对信息公开立法目的有正确的理解——为公众提供一个了解和监督国家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的途径，我们在定义政府时，应该考虑司法机关、立法机关，甚至是行政机关是否属于“公众”的范畴，明确界定政府的范围。
其次，是界定“信息”范围的需要。信息是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关系的客体，然而是否所有的信息都属于信息公开法的调整范围，这是信息公开法必须明确的。从立法例看，界定信息作为信息公开法律关系的客体时，一般都要从主体掌握的信息的角度阐述和规定，因此，在信息公开法律关系中主体与客体不能截然分开考虑，必须注重两者的一致性。
最后，“政府”的概念对政府信息公开法的原则和制度影响重大。政府信息公开法的基本原则和制度的设计，关系到法律的可操作性。关于政府信息公开法的基本原则，如公开原则、平衡原则、免费原则、自由使用原则和救济原则等，都是在学者假定只研究行政机关作为政府信息公开义务主体的前提下提出的，如果“政府”包括了立法、司法机关，在原则上至少应当增加不同国家机关的信息公开的相关原则，否则极易引起混乱。这是由不同机关的设立的不同价值取向和制度差异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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