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拓者 著名历史学家访谈录》汇集了当代十余位中外著名历史学家的访谈。接受访问的学者们均为各自研究领域的开拓者与铺路人，对当代历史学科的奠基和推进卓有贡献。在访谈中，他们回顾自己的学术人生，评论和反思当前的历史学的研究现状，并为历史学的未来指明了方向。阅读这些篇章，仿佛与智者面对面交谈，带给读者一种“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愉悦与收获。

　　《开拓者：著名历史学家访谈录》：接受采访的学者，无一不是历史学的领军人物，他们的故事，各具个性，栩栩如生，构成了史学史的一方角落；对年轻的学子们，亦是一种激励和启发。

　   王希，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教育部首批文科长江学者讲座教授，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印第安纳大学历史系教授。

　　卢汉超，美国乔治亚理工学院（GeorgiaInstituteofTechnology）艾伦人文学部教授。

　　姚平，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系教授。曾获全美人文基金会研究奖(2005—2006)、富布赖特资深学者奖(2011—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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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学的新使命与新挑战
　　埃里克?方纳(EricFoner)本身是一个故事，并且带有一些传奇色彩。他出生于一个史学世家，父亲杰克和叔父菲利普都是历史学家；16岁上大学，先后从哥伦比亚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获得本科学位；22岁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研究论文，随后师从著名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特（RichardHofstadter），26岁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27岁发表专著并开始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两年后，方纳转入纽约市立大学和牛津大学任教，于1982年重返母校，担任美国史讲席教授至今。
　　方纳的研究领域涵盖19世纪美国史、美国内战与重建、美国政治文化史、非裔美国人史、美国激进改革运动以及林肯研究。自1970年以来，他出版了近二十部专著和编著，其中多部著作以史料丰富、见解透彻、观点独到和文笔精美而成为美国史研究的经典著作。他的《重建：美利坚未完成的革命（1863—1877）》一书获得六项学术奖，包括代表美国史研究最高成就的班克罗夫特奖；他的《给我自由：一部美国历史》成为美国大学最受欢迎的美国通史读本，自2004年以来，已经连续再版四次。2011年，他的《烈火的考验：林肯与美国的奴隶制问题》再度获得班克罗夫特奖，并获得了当年的普利策奖（历史类），成为极少数同年获得这两项大奖的美国学者之一。
　　1993年和2000年，方纳分别被选为美国历史学家组织和美国历史学会的主席，成为能在一生中获此两项殊荣的极少数美国历史学家之一，足见美国历史学界对他的学术成就的赞赏和尊重。
　　王希：您的第一本主要著作《自由土地、自由劳动、自由人：内战前共和党的意识形态》是1970年出版的，这正好是史学界发生革命性变革的初期，您显然经历了这场史学变革，您如何看待自己在其中的位置?
　　方纳：我开始做研究的时候，可以说还是一个传统的政治史学家。我当时的研究题目是意识形态，但我实际上真正研究的是政党政治和政治领袖。这样的研究直到现在还有人在做。我认为，只要“政治”这个概念不是局限在国会辩论和选举这类狭隘的范围内，政治史的研究仍然是十分有用的。研究选举活动和过程本身也没有什么不妥，但在政治史的研究中，“政治”这个概念的内涵一定要扩展。“政治”应该包括政治权力在现实生活中的许多领域内运作和运用的内容和方式。“政治”不仅存在于社会生活中，也存在于家庭生活之中。譬如说，传统的妇女史很重视妇女选举权的研究，这几乎是妇女史的一个经典课题。但新妇女史却使我们认识到，妇女对于政治的参与和影响早在她们获得选举权之前就已经开始了，禁酒和废奴团体等自愿性妇女组织都是妇女对政治施加影响的重要媒介。换句话说，在她们还没有赢得政治程序中那些决定选举结果的位置之前，美国妇女就已经在公共生活中找到并扮演了影响政治的角色。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JürgenHabermas)提出的“公共领域”(publicsphere)是一个重要的分析概念，对于认识和理解政治在社会不同层次的发生和运作是相当有用的。当然也有历史学家继续在做总统传记或传统的政党研究，迈克尔?霍尔特去年出版的大部头著作《美国辉格党的兴起与衰落》，有1200多页，就是一个例子。有人认为这本书虽然有价值，但主题和风格都过于陈腐，带有旧史学的遗风。现在继续这样写历史的人是越来越少了。这部书能不能得到史学界的大奖倒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因为它的确代表了一种回归传统史学的趋向。我认为，政治史的研究者并不需要抛弃自己的研究计划，但必须吸收和囊括新的研究方法和成果。无论怎么说，历史学家总不能对近年来史学界的变化视若无睹，而一味埋头按照原来的路子进行研究和写作。
　　王希：研究方面的变化对美国史的教学有什么影响呢?
　　方纳：传统的美国史学以从殖民地时期至今美国政治和思想的发展为基础，建立了一套定义清楚、脉络清晰的美国史叙事模式。尽管这种模式对美国史所作的结论并非完全准确，但它却有一种高屋建瓴的概括能力，能清楚地勾画和界定美国发展的脉络，尤其适用于美国通史课的教学。今天的美国史教学可就不那么容易了。如何将美国历史经验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准确地传达给学生，如何帮助他们理解“自由”和“民主”等这些概念本身不断被质疑、挑战和重新定义的历史事实，我们目前还没有找到有效和通用的答案，所以美国史的教学要比从前复杂和困难得多。除此之外，档案研究与课堂教学之间仍然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为了弄清美国史上的一个具体问题，你也许要在档案馆里苦苦研究若干年，但你能在通史课上与学生讨论这个问题的时间恐怕不会超过五分钟。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采用叙事（narrative）模式的问题，即历史是不是一定要用叙事体来写作。现在有的学者已经把“叙事性历史”(historicalnarrative)作为一种“虚构性写作”(fiction)而彻底抛弃了。在海登?怀特这样的后现代学者看来，历史研究和写作说穿了无非也是一种虚构，历史学家的工作无非是在创造发明一种叙事模式，即选取一些过去发生的事，将它们串连起来，再人为地加上一些这些事物本身并不具备的意思，以增强叙事的故事效果。这种批评有它的可取之处，至少它提醒历史学家在研究和教学中在选择材料和方法时要倍加审慎，不要将那些没有经过明确论证的推论当成事实和真理强加于人。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教历史的时候不可避免地要创造不同的叙事模式，这就是历史学的本质：表现和叙述因时间的推移而产生的变化。尽管新史学注重对普通美国人历史的研究，但在教学中，历史学家仍然无法避免要讲述杰斐逊、林肯和罗斯福这样的政治人物。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些领袖人物把你描述的美国历史连结起来，使其成为一个连贯的整体。所以，即便是那些反对使用叙事体的人在教历史时也不得不采用这种方式。你总不能像一个社会学家那样来教历史课吧，只是给学生机械地罗列一大堆不带历史概念的事实和数据。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就不是历史学家了。所以，历史教学的问题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如我刚才提到的，主要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找到如何将史学研究的新趋势和新成果贯穿到大学历史教学中去的路子。
　　王希：有没有什么有效的方法能将传统的叙事性历史与新史学结合起来，使它们成为相辅相成、而不是相互排斥的教学和研究方式?
　　方纳：我在《美国自由的故事》中就进行了这方面的尝试，成功与否，另当别论。我想展示的就是历史学家有可能创造出一种既有别于传统的叙事模式、但又具有连贯性的新美国史叙事模式，你也许可以把这种方法称为一种“竞争性叙事”(acontestednarrative)。这是一种不确定的、开放性的叙事，它没有一个事先设定的开端、中间和结尾，也并不只是叙述美国历史上的进步和成就，事物的发展总是既有前进，也有倒退，并非只是遵循一条永恒向前的直线。“竞争性叙事”的目的就是要说明，在美国历史上的每一时期内，许多事物和观念总是处在不断地被人们质疑和辩论的状态之中。我在书中描述了“自由”作为美国社会和历史的中心思想在美国历史上演变的过程，我想展现在美国历史的不同时刻“自由”这个概念是如何引起争议、受到质疑和被重新界定的。在这样的叙事体中，事物的不确定性始终是研究和写作要考虑的重点。这样做可能会使学生也产生一种不确定感，他们甚至可能因此感到有些不适应，但这是解决美国史教学困难的一种尝试。
　　王希：近几年来，美国公众舆论就历史问题展开了好几场大辩论，为什么美国公众会突然对美国史的写作和解释如此地关注和投入？
　　方纳：美国历史在1990年代一度成为公众辩论的焦点，这着实使许多历史学家大吃一惊。一般来说，美国的公众和舆论界并不关心历史学家的研究，但在90年代，史学界内出现的对美国史的重新解释和对旧史观的修正却变成了热门的政治问题。这些引起争论的问题包括制定和颁布全国性的中小学《历史教学标准》、在国家历史博物馆举办有关美国在日本投掷第一颗原子弹的展览、迪斯尼乐园希望建造一个以美国历史为主题的游乐场的计划、在首都华盛顿举办有关美国奴隶制历史的展览以及为纪念遭到纳粹德国屠杀的犹太人的展览馆等，还有南部邦联的旗帜是否应该继续悬挂等问题。这些都涉及美国历史上的敏感问题，或者说都是继续存有严重分歧和争议的问题，因而在公众中引起了激烈而持久的辩论。这些辩论的核心实际上是美国人应当怎样书写和记忆自己的历史。就对待历史的态度而言，美国人实际上是一个很矛盾的民族。一方面，美国人——当然这是一种泛指——是一个注重未来的（future-oriented）民族。托马斯?潘恩（ThomasPaine）当年曾说过：“我们的过去决定了我们要创造一个崭新的世界。”在潘恩看来，建立美国的真正意义是对过去的抛弃；这个过去就是欧洲大陆，就是旧世界，而美国是一个属于未来的国家。与其他民族国家不同的是，美国的国家认同（nationalidentity）不是由那种根基于数百年历史而形成的国土疆界或那种经过数代人的积累而形成的单一“民族”（volk）传统来确定的。美国人既不是由一个共同分享的过去、也不是由一个对未来的共同期望连为一体的，因此有些美国人认为历史无关紧要。若干年前，在国会调查伊朗门事件的听证会上，当里根总统被问到一年多以前发生的事情时，他回答说：“那已经是古代史了，已经不重要了。”在他看来，发生在一年以前的事就已经是古代史了！
　　但另一方面，美国人又十分重视历史，对历史充满了强烈的兴趣。眼下历史很受大众的欢迎。有线电视网中的“历史频道”（HistoryChannel）属于热门频道，历史书的销路不错（尽管销路好的历史著作并不一定是由专业历史学家写的），参观和游览历史博物馆、历史遗址及类似葛底斯堡这样的国家历史公园的人终年络绎不绝。对许多人来说，历史带给他们一种认同感：一种家庭的认同感和一种民族的团结感。人们不仅看重历史，更看重历史的功能，对历史功能的发挥和运用也很投入。保守派认为历史的功能就是向人民灌输爱国主义思想。前一段时间，曾有人指责历史学家在写作中没有足够地强调国家的目的，没有充分地表现爱国主义思想，没有对美国民族的内在凝聚力给予应有的认可和强调等等。
　　与此同时，其他一些群体对历史又抱有另外的期望。传统的历史研究把黑人排除在外，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黑人权利被剥夺的现实；民权运动将黑人重新纳入美国历史的范畴，也推动了对黑人历史的重新书写。妇女史也是女权主义运动在20世纪60年代复兴的结果。对于这些从前受到排斥的群体来说，历史研究是一种使他们原来所处的历史地位合法化的途径，他们希望通过对其历史地位的重新定位和评价来建立一种新的对美国历史和美国国家的认同。这些不同的诉求显然给历史学家的工作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历史学家的工作不应该是为了帮助某一个社会群体做到自我感觉良好，因为我们不是心理学家。无论是那些在历史上受过压迫而迫切要求在历史中寻找国家认同感的群体，还是那些坚持历史的功能就是向人民灌输爱国主义思想的群体，历史学家的工作不应该是简单地去迎合或满足这些群体的愿望，增强他们的自尊心，让他们为自己的过去感到骄傲等等。历史学家的工作应该是把过去发生的故事——包括这种故事本身具有的种种复杂性，以及它所具有的正面和反面的内容——尽可能准确而有力地讲述出来。这是历史学家的责任。
　　历史研究当然不能回避政治内容，事实上历史学家提出和关心的问题本身就受到他们所处环境的影响。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如果史学研究被当成一种为政治服务的工具，其成果也就往往变成一种不可信赖的历史了。如果一个人研究历史的出发点仅仅是为了证明和宣扬某一特定的政治观点，他可能不得不对历史作简单化的处理，甚至有可能曲解地割裂历史。所以，历史学家面临很大的压力，肩负重要的责任。我们的工作就是保证人民能尽可能地获取最优质的“历史感”(senseofhistory)。有一件事时常令美国历史学家感到苦恼，那就是尽管公众社会对历史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但真正懂得美国历史的人却不多。这一点在一年前克林顿总统遭弹劾的前后表现得尤为突出。当然我并不指望所有的新闻记者或普通群众对弹劾总统的细节都做到了如指掌，很多历史学家也不一定知道美国历史上出现过多少次弹劾，但人们起码应该知道制宪者们当初为什么要建立弹劾的机制，至少要懂得弹劾作为一种法律程序所必须依赖的基本原则等等。但真正深入了解这些知识的人实在太少了，这说明我们历史学家还需要更努力地工作。
　　王希：作为现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您认为美国历史学界在近期将面临什么样的挑战?
　　方纳：我想我们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是如何使所有的历史学家都能在历史学界得享一席之地。如前面提到的，我知道有相当一批历史学家有一种被新史学排除在历史学界以外的感觉，他们觉得自己从事的研究不再受到重视，有的研究甚至被贬为过时的或不重要的，他们的研究领域也不再具有什么重要意义等等。毫无疑问，新史学为历史研究带来了新鲜血液，历史学家不可能总是重复同样的研究，每一个时代都会有自己的方式来研究历史，这一点是无可非议的。但是，新一代人有时会以否定上一代人成果的做法来界定和树立自己，这是需要审慎而行的。随着我自己开始告别中年，我对老一代历史学家的尊重日益增加。我认为，史学界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必须具有包容性(inclusive)的时候了，所有形式的史学研究都应在史学界受到欢迎。
　　我们面临的第二个挑战与其说是与历史研究有关，不如说与历史教学的机制有关。如你所知，我们目前面临一个严重的历史学家的就业问题。因为大学聘用的史学教授的人数远不如过去多，刚刚拿到博士学位的人要想顺利地在大学里谋得一个全职工作远不像从前那样容易。许多人只能屈就去做兼职或临时教授，他们的工资不高，能享有的作为教授的权利很少，晋升和转正的希望渺茫，如何使这些历史学家获得起码的有尊严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是一个重要问题。历史是一门重要的基础学科，与其他任何学科相比，它都应该被看成是一门非常核心的学科，我们必须要使社会、政治家、各州议会和大学都认识到这一点。当财政出现紧缩和困难时，政府和学校的决策者们首先裁减的往往是历史、文学和艺术这些看起来并不具有任何现实重要性的学科，他们觉得这样做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而且也更有道理。他们认为，把钱花在科学研究、技术培训、电脑培训等课程上显然要比把钱花在历史学科上更为明智和更具有说服力，因为科技课程可以为学生毕业后找工作提供直接现实的好处。这些决策者应该懂得，历史也许不一定能帮助学生找到某份特殊的工作，但历史能够培养学生学会如何思考，帮助他们学会在民主社会中扮演一个有思想的公民的角色，学会思考比简单地为找一份工作而学习要重要得多。
　　王希：历史学界本身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呢？譬如说，新美国史学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
　　方纳：历史学界已经出现了一些对新史学的批评，这些批评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其中一种批评认为，新史学在研究内容的扩展、方法的多元化以及要求对所有社会群体面面俱到的做法上，已经导致了美国史研究中的“碎化”(fragmentation)现象和趋势。持这种批评观点的人认为，目前的史学非但未能产生具有高度概括和综合性的叙事性美国史，反而把美国史研究变成了一种四分五裂的地方或单个群体的研究。地方和群体的个案研究本身是非常有价值的，但如果只是把它们简单地拼合起来，我们并不能够得到一个完整的美国历史的总体画面。所以，如前面提到的，我们仍然需要探索一种新的方法，一种既能帮助我们重新把握美国历史的整体面貌、但同时又不至于迫使我们放弃新史学所具备的那种对美国史的深刻洞察力的方法。有些历史学家认为对“综合性史学”的重新呼吁是一种倒退的表现，认为这是要求史学研究回到政治史为中心的时代，我并不这样认为。
　　史学界面临的另外一个挑战是我们如何超越所谓的“美国例外论史学”(thehistoryofAmericanexceptionalism)的模式。我想，从定义上讲，国别史本身就或多或少都带有某种例外论的色彩，因为国别史通常以国界来划分，民族国家(nation-state)是历史研究的分界线，人们常常研究法国史、美国史、俄国史或中国史。当然也有许多人研究国与国之间的历史，但绝大部分的历史仍然是以国家为划分界限的。比起其他民族国家的历史学家来说，美国历史学家更强调美国历史的独特性和例外性。美国历史学家通常把历史分成两类：美国史为一类，世界上其他所有国家的历史被归为另一类。但在已经来临的21世纪里，全球化正在迅速发展，传统的国界划分将在许多方面扮演一个越来越不重要的角色，民族国家并不会完全消失，但在经济生活和人权等领域内，有些问题可能会超越国界。所以，我们面临一个如何将美国史研究与更广泛的世界背景相结合和整合的问题。有些领域已经开始朝这方面发展了，如殖民地时期历史的研究，现在就是放在大西洋领域和英帝国整体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历史学家现在更强调英国、非洲、加勒比海地区和北美殖民地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交往，而不再是孤立地研究殖民地史。丹尼尔?罗杰斯(DanielRodgers)去年出版的《大西洋的跨越》一书就是一个优秀的例子。这本书描述了20世纪初美国进步运动时代的立法如何受到了欧洲社会立法的影响，叙述了欧洲与美国在应对现代资本主义及其对社会生活的冲击方面的思想和政策交流的过程。
　　但是，由于传统的例外论偏见的存在和现在绝大多数史学家所受的训练仍然是国别史这一现实，要想迅速把美国史研究推进到一个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下仍然存在不少困难，同时这样做也有一定的危险性:即由于不能进行深入的研究从而将历史简单化。讲“让我们来写一部世界史或国际史”这句话很轻松，但真正有能力在不同的地方(和国家)从事深度研究、同时又能熟练掌握各地(国)史学成果的学者却不多。将美国史置于大西洋背景下来研究自然很好，但有多少美国历史学家真正熟悉和吃透了其他各国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包括法国的、西班牙的，甚至英国的？要做到这一点是很困难的。不过，这样的努力会在一定程度上使美国史研究逐步向“非民族国家化”(de-nationalize)或“国际化”(internationalize)方面移动，这是一个挑战。总体来看，这样做是有正面意义的。例外论往往使许多美国历史学家无法认识到更广泛的国际趋势，而事实上，无论是劳工或移民模式还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都是以国界来界定和划分的。
　　王希：除了写作和教学之外，您还同时扮演了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在公共历史教育方面投入了许多精力。您是如何看待历史学家与公共知识分子这两个角色之间的联系的?
　　方纳：我的确希望发挥一些公共知识分子的作用，尽管我也意识到这样做是有一定危险的。我相信作为学者我们有责任与更大范围的读者分享知识的成果。我的著作有一部分是为专家写的，如我的《自由的立法者们》一书就是一部专业性很强的书，目的是帮助研究重建史的学者了解黑人与那个特定时期的美国政治的联系，普通读者对此不一定感兴趣。
　　但另一方面，我也力求用一种并不是专门研究历史、但对历史拥有浓厚兴趣的读者可以接受的方式来写作。我最近出版的《美国自由的故事》就属于这一类著作。即便是我研究重建史的专著，虽然是一本典型的学术著作，有上千个脚注，但能拥有相当一批普通的读者。在该书出版后的十二年里，许多人——相当一批人并不在学术圈子里工作——都来听我关于重建的讲座，并且告诉我他们读过我的重建史。许多黑人听众——其中也包括那些文化程度看上去并不很高的黑人——也告诉我同样的事。这一点让我感到非常惊讶。因为这本书能够为没有受过专门史学训练的人读懂，它所包含的研究成果因此得以传播到更为广大的公众。我认为一个历史学家应该把这样的工作当成很重要的事来做。
　　我有时也给《纽约时报》（TheNewYorkTimes）和《民族》（TheNation）这些报纸杂志投稿，也应邀接受电台、电视台的采访。当历史学家作这样的事情时，要紧的是记住你此时戴的是哪一顶帽子（意即扮演的是哪一种角色——译者）。我给《民族》杂志写稿时，我的角色不仅是一个历史学者，同时也是一个公民，我写的是我作为一个公民的意见。我有可能在写作中涉及历史上的问题，但我不坚持我在此讨论的历史是一种“绝对的真理”（truthwithacapitalT），我的观点是带有历史感的观点，但只是一家之言。在民主社会，人人有权表明自己的观点，但如果历史学家声称因为自己是研究历史的从而对政治问题具有某种特殊的洞察力，那就错了。举个例子，在弹劾克林顿总统的辩论中，有的历史学者经常引用历史研究的结果来证明克林顿总统是否应该被弹劾。我从不发表这样的意见。对克林顿是否应被弹劾，我有自己的看法，但我不认为我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和意见仅仅因为我是研究历史的就一定比其他人的观点更有价值和说服力。如果一个人要真正懂得弹劾或其他公共政策方面的问题，他必须了解这些问题是怎样出现和发展到目前这个地步的。正是因为我觉得建立和普及公众的历史认知十分重要，我才决定接受电台、电视台的采访，并为报章杂志写一些短文。由于公众的历史知识贫乏才对于历史表现出许多误解，人们太热衷于将历史简单化了，历史学家有责任来努力将正确的历史知识告知公众。这样做实际上也是一种教学活动，一种在课堂之外的教学。
　　王希：您刚才谈到霍夫斯塔德促使您将写作看成是历史研究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也记得刚到哥大时您对我讲过的一句霍夫斯塔德的名言：“百分之九十的写作都是重复的写作。”(Ninetypercentofwritingisrewriting.)对于许多人来讲，写作，尤其是要写得好，是一件非常难的事，能不能谈一谈您是如何写作的?
　　方纳：写作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个问题，我不害怕写作，而且写得也比较快，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我在牛津大学所接受的训练。我从哥伦比亚学院毕业后，到牛津学习过两年。牛津的教育制度与美国大学不同。我不知道中国的教育制度如何，也许也有差别。牛津实施一种导师—学生一对一指导式的(tutorial)教育方式，每个星期，每个学生都得就一个历史问题写一篇学术论文。这样你就不得不强迫自己多读快写，而且还要学会快速地写不同的史学题目。通过两年的训练，我觉得自己写东西的速度提高了许多。老实讲，一个人如何写作以及为什么能够写得快是一个很难说明的问题。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历史学家可能很少去反思这个问题。对此，我还真得要仔细想一想。
　　至于我著作题目的选择，有一部分是出自我对当代问题的兴趣，如我的第一本书《自由土地、自由劳动、自由人》，就出自我对美国历史上种族问题的兴趣，也与我所处的民权运动时代有关。如果你浏览一下我的著作，你会发现我一直在力图研究美国历史中的不同问题，但这些研究又都集中在弄清政治思想、政治行动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史与政治史之间的联系上，这些问题也就是美国史学界常称的所谓“霍夫斯塔德问题”(Hofstadter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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