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以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这三次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高潮为中心，系统地叙述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时期的中国人民历次反封建反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及奋发自强的救国运动，分析和总结了历次运动失败的原因及中国的出路、开放与自强等重大的问题，清晰地辨明了很多近代史令人困惑的问题，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经典名著，累计发行三百多万册。
原本约70万字，1981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983由郑惠、陈铭康、郑则民、石仲泉、孙洁人做了简本出版；199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修订本，新简本由白小麦、黎钢根据修订本对原简本作了相应的修订而成。本次出版本即为新简本。

习近平：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发行超300万册的最经典最权威的中国近代史鸦片战争为什么失败 甲午战争为什么失败 中国的出路何在 怎样才能救中国 著名历史学家胡绳阐释中华民族奋进与崛起之道

胡绳（1918－2000），出生于江苏苏州，原名项志逖，中国著名历史学家、近代史专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曾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国历史学会会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人大常委等职务。著作有《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主编）、《二千年间》、《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等，结集为《胡绳全书》，深有影响。尤其是《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发行三四百万册，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权威经典之作。

原本再版序言
原本序言
绪论
第一章 19世纪40年代以前的中国
一、经济基础
二、专制主义的政权
三、农民革命
第二章 19世纪40年代以前中国和资本主义各国的关系
一、16、17世纪外国侵入者的碰壁
二、18世纪中国方面加强防范和限制
三、英国及其东印度公司
第一编 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农民革命
第三章 鸦片战争 /
一、禁止鸦片的问题
二、林则徐的禁烟和英国侵略者

原本再版序言
原本序言
绪论
第一章  19世纪40年代以前的中国
一、经济基础
二、专制主义的政权
三、农民革命
第二章  19世纪40年代以前中国和资本主义各国的关系
一、16、17世纪外国侵入者的碰壁
二、18世纪中国方面加强防范和限制
三、英国及其东印度公司

第一编  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农民革命
第三章  鸦片战争 /
一、禁止鸦片的问题
二、林则徐的禁烟和英国侵略者
三、战与“抚”
四、战败的原因
五、三元里的斗争 
六、《南京条约》、《望厦条约》、《黄埔条约》
第四章  战争以后
一、广州城的斗争 
二、五口通商和买办阶级的产生 
三、“租界”——国中之国
四、积水深潭中的初步激荡 
第五章  太平天国的兴起
一、农民革命中的各阶级、阶层 / 0
二、金田村起义 
三、向南京的进军
四、北伐和西征
五、《天朝田亩制度》
六、天京城内的大变乱
第六章  第二次鸦片战争
一、外国侵略者在太平天国初期的态度
二、在上海和广州的虚伪的中立
三、所谓修约问题
四、英法联军占领广州和入侵天津
五、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沙皇俄国
六、从《天津条约》到《北京条约》
七、封建统治者把谁看成真正的敌人
第七章  1856—1861年的太平天国
一、长江中下游的争战
二、捻军及其与太平军的合作
三、洪仁玕和他的《资政新篇》
四、太平天国的苏杭地区
五、打着别的旗号的造反
六、宗教的迷雾和现实的斗争
第八章  国内外反革命势力的大联合和太平天国的失败
一、强盗成了朋友
二、上海周围的战争和所谓“常胜军”的出现
三、从湘军到淮军
四、知识分子对太平天国的态度
五、太平天国的内部危机
六、天京的陷落

第二编  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的形成
第九章  在农民大革命失败以后
一、社会经济的严重破坏 
二、各少数民族的群众起义的失败
三、外国资本主义经济掠夺的加紧
四、封建统治者同外国侵略者的互相勾结
第十章  封建统治者的“办洋务” 
一、洋务运动的产生
二、官办的军事工业
三、官督商办的企业
四、后膛枪和铁甲船
五、洋务问题上的一种分歧
六、洋务问题上的又一种分歧
七、中国无产阶级的诞生
第十一章  反对外国侵略的群众运动的兴起
一、60年代的反侵略群众斗争
二、洋务派对教案的态度和天津教案
三、从70年代到90年代初年的反侵略群众斗争
第十二章  帝国主义对中国边疆的侵略和半殖民地的外交
一、俄国对中国西北边疆的侵略
二、英国对中国西部边疆的侵略
三、左宗棠的西征和《伊犁条约》
四、半殖民地的外交
第十三章  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
一、中法战争之一：在战争爆发之前
二、中法战争之二：从开战到停战
三、中日战争之一：被迫应战
四、中日战争之二：议和与反对议和的舆论
五、中日战争之三：保卫台湾的斗争

第三编  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
第十四章  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掠夺
一、沙皇俄国和辽东半岛
二、政治奴役性的贷款
三、抢夺中国的铁路
四、中国面临被瓜分的危机
五、所谓“以夷制夷”
第十五章  第二次革命高潮出现前的国内阶级形势
一、清朝政府成了外国帝国主义的税吏
二、暴风雨的前奏
三、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
四、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和下层
第十六章  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维新运动 
一、维新运动及其领导者康有为
二、维新派的宣传组织活动 
三、维新派和洋务派的论战
四、维新派的向西方学习
五、庸俗进化论和政治上的改良主义
第十七章  百日维新及其失败
一、维新派的上台
二、百日维新中的光绪皇帝
三、一场争夺权力的斗争
四、政变中的失败者和胜利者
五、没有出场的角色
第十八章义和团的勃起
一、从拳会到义和团
二、义和团进入北京、天津
三、慈禧太后的“宣战”
四、义和团占领了北京吗
五、在反侵略战争的前线
第十九章  八国联军和义和团的失败
一、八国联军侵占北京
二、“东南互保”和李鸿章议和
三、一群明火执仗的强盗
四、帝国主义列强的“门户开放”政策和辛丑条约
五、义和团的历史功勋和资产阶级对义和团的态度

第四编  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
第二十章  第三次革命高潮的酝酿
一、日俄战争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
二、慈禧太后的“变法”
三、孙中山的早期活动
四、资产阶级的爱国运动
五、知识界中的革命思潮
六、知识界中革命组织的产生
第二十一章  同盟会初期
一、同盟会的成立和它的纲领
二、清朝的预备立宪和资产阶级立宪派
三、革命派和立宪派的论战
四、1906年湘赣边界的起义
五、1907—1908年孙中山领导的六次武装起义
六、1907—1908年光复会发动的起义
七、个人暗杀行动 /
第二十二章  辛亥革命的前夕
一、农民群众的自发斗争撼动了清朝统治的基石
二、咨议局、资政院和袁世凯
三、帝国主义列强的所谓“机会均等”、“利益均沾”
四、争路权的爱国运动
五、同盟会内部的涣散和它在广州的两次起义
六、从日知会到文学社 /
第二十三章  武昌起义和起义后的武昌政权
一、革命的士兵一夜间的胜利
二、新政权的成立及其演变
三、袁世凯成了内外一切反革命势力的中心人物
四、武昌的政权落到了反革命的手里
第二十四章  革命浪潮中的各省风云
一、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短命政权
二、资产阶级立宪派也不能保持自己的政权
三、套上革命外衣的军阀和流氓政客
四、旧巡抚穿上了新都督的外衣
五、“不准革命”
六、交战与议和 
第二十五章  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政府
一、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
二、袁世凯在南北议和中的阴谋
三、南京政府的腰杆不硬
四、清皇朝的覆灭和南京政府的结束
五、对帝国主义的幻想的破灭

第五编  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渡
第二十六章  袁世凯的反动统治和反袁世凯的斗争
一、1913年国民党反袁世凯的失败
二、袁世凯独裁卖国真相的暴露
三、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
四、梁启超：从拥袁到反袁
五、袁世凯的覆灭
第二十七章  五四运动
一、北洋军阀的派系分裂和南方的“护法运动”
二、民族工业昙花一现的繁荣
三、五四新文化运动 
四、五四群众爱国运动 

百日维新中的光绪皇帝

   在百日维新中光绪皇帝究竟执行了什么路线，或者说可能执行什么路线，这是值得考察一下的问题。
    由于光绪皇帝表示了对康、梁、谭一派人的同情，而发动政变扼杀百日维新的慈禧太后在一举粉碎康、梁、谭一派人的同时，把光绪皇帝看作维新派的保护人而加以贬黜，还由于失败后的康、梁竭力把光绪皇帝歌颂为他们的理想的圣主，于是人们往往把光绪皇帝看成是代表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维新派的皇帝。
    这种看法是不符合于历史事实的。拿光绪皇帝在百日维新期间的许多实行新政的诏书的内容来看，拿光绪皇帝对于维新派向他提出的具体主张的态度来看，光绪皇帝并不能够真正实行维新派的政治路线。他所采纳的其实是洋务派的政治路线。洋务派基本上是同买办资产阶级相结合的封建大地主的政治路线，维新派是软弱的动摇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路线。光绪皇帝在百日维新中形式上是接受了康有为这一派的主张，实际上他还是在走张之洞这一派的路子。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光绪皇帝很难真正成为一个维新派的皇帝，这不是由他个人意志决定的。作为维新派的社会基础的民族资产阶级，处于那样软弱的地位，不可能有一个自己的皇帝。维新派只能在幻想中把光绪皇帝打扮成他们自己的圣主，但不能在现实中创造出这样一个皇帝来。
    康有为在《公车上书》和《上清帝第四书》中都提出了召开国会的建议，在《应诏统筹全局折》中又提出了定宪法的要求，并在奏书中多次提出“君民合治”的主张。这些都是维新派不同于洋务派的最主要的政治纲领。康有为所说的国会虽然只是一个民选的咨询机构，谈不到为资产阶级争取立法权力，可是，在百日维新的上谕中没有只字的反映。光绪皇帝仅仅在一道上谕中说：“士民有上书言事者……不准稽压，倘有阻格，即以违旨惩处”。过去，士民(包括资产阶级)连上书的权利也没有，现在可以有这点权利了。这同立宪、开国会距离还远得很。
    康有为的另一个重要的政治建议是：“开制度局于宫中，选公卿诸侯大夫及草茅才士二十人，充总裁，议定参与之任，商榷新政，草定宪法，于是谋议详而章程密矣。”他想使制度局成为一个具有立法职能的新政领导机构。他还向皇帝明白地说，原有的军机处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都没有用处，要实行新政，不能交这些大臣议论；这些旧机构纵然不必撤销，但一定要添设制度局，由维新派来掌握中央立法、行政大权。
    康有为关于制度局的第一次奏折送上去以后，光绪皇帝仍然交给总理衙门和军机处的大臣“妥议具奏”。他们说些空洞的官话，否定了康有为的建议。关于制度局的第二次奏折送上去以后，石沉大海，杳无信息，连下部议的待遇也没有得到。
    对于康有为的重要奏议，光绪皇帝经常“发交大臣们议复”，议来议去，或则不了了之，或则议出“变通办法”，弄得面目全非，成了废话。康有为也感觉到这一点，他屡次在奏议中呼吁“臣请皇上断自圣心”，甚至明白地提出“请勿下部议，特发明诏”。可是，他始终没有觉悟到光绪皇帝对有些事情下明诏，另一些事情下部议，这种选择，一方面，反映了光绪皇帝的处境困难；另一方面也是光绪皇帝的政治态度的表现。
    在经济方面，康有为所提出的最重要的建议是设通商院(或称为工商总局)和废除厘金制度。这两条都是发展资本主义的措施。当时所谓商务，是包括工业在内的，康有为要求由普通商人试办商务局设商会、股份公司，主张“广纺织以敌洋布，造用物以敌洋货”，这些显然是代表了要求独立发展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百日维新中，光绪皇帝虽曾多次发出“振兴商业”的上谕，但其内容却和康有为所主张的不同。皇帝的有关上谕是根据总理衙门的建议，要刘坤一、张之洞等各省督抚“拣派通达商务明白公正之员绅，试办商务局事宜”。“员”就是在职官员，“绅”就是卸任官僚或有功名的地主阶级头面人物。商务局必须在地方长官督率下，由员绅试办而不让普通商人参加，这纯粹是洋务派的政策，而且是早期的洋务派政策。
    康有为又曾上奏折，申诉商人得不到政府保护，反而受到地方各级官吏重重欺压的痛苦。他主张，如果朝廷不设立商部，那么各省可先成立商务局，都直属于总理衙门，由商人们公举可靠能干的人来办理。他的用意是借北京总理衙门的大官的权威来使商人摆脱地方官员的欺压，并且让各省商务局完全由商人来办理。但是光绪皇帝的上谕却重申，要求各省督抚“设立商务局，选派员绅开办”，与康有为所上奏书的调子显然不同。
    七月初五，光绪皇帝又发出“训农通商”的上谕。这道上谕虽然说要在北京设立农工商总局，但并不是康有为的由中央直接管理各省商务的主张。当时，商务应由中央机关统管还是由各省分办，是维新派和洋务派争论的问题之一。维新派主张由中央机关统管，反映了民族资本要求冲破分割状态下的封建制度给发展工商业所造成的各种障碍。洋务派地方官仍主张分办，目的则在于发展和巩固自己的经济势力。光绪皇帝的这道上谕规定，农工商总局大臣的任务仅仅是“随时考察”，并无权指挥各省农工商分局；各省设立的农工商分局则是由督抚选派绅士管理。被任为督理农工商总局的三个官员，不过是赏给三品卿衔的道一级的官员，当然管不了各省督抚。而且这三个官员都是洋务派所信任的人，与维新派毫无姻缘。所以这道“训农通商”的上谕是完全适合洋务派的需要的。
    康有为关于废除厘金的建议，也遭到光绪皇帝的拒绝。对于厘金制度，当时已是怨声载道。这种苛暴的税收勒索，严重阻碍商品流通，窒息工商业的发展。康有为在七月间上奏说，厘金最是有害于商，必须坚决加以裁撤。但是七月二十九日，光绪皇帝专门发了一道关于厘金问题的上谕，其中认为厘金的章程本来是很好的，只是执行中有些流弊，现在只是要求“兴利除弊”，不能废除。这道上谕同康有为的看法南辕北辙。在这个问题上，光绪皇帝显然不能代表要求自由发展的资产阶级的利益。
    在文教方面，康有为最重要的建议是改革科举制度。百日维新开始后，他所上的第一道奏折就是要求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在康有为看来，八股改成策论，不只是个形式问题，而且要在内容上进行根本改革。他要求通过策论的考试，“从此内讲中国文学，以研经义国闻掌故名物，则为有用之才；外求各国科学，以研工艺物理政教法律，则为通方之学”。这是要把西学引进策论之中。光绪皇帝于五月初五下令废除八股。但是，所采取的办法却是废形式而不废内容。五月十六日张之洞发出了《妥议科举新章折》。所谓“妥议”，就是说康有为之议不妥。这封章奏与康有为的建议针锋相对。六月初一，光绪皇帝发出上谕，大事表扬张之洞的奏折，同意了张之洞所提出的乡会试分三场考试、第三场试四书五经的方案。对两派在改革科举制度上的争论，光绪皇帝的上谕毫不含糊地支持了洋务派。
    光绪皇帝并不是完全不采纳维新派的建议。例如广开言路是维新派所竭力主张的，这个建议光绪皇帝采纳了。禁止缠足是维新派大力提倡的，光绪皇帝也发了上谕支持。但这些只是次要的问题。在重大问题上，维新派的建议是没有被采纳的。
    有一些上谕的内容，虽然在康有为的奏折中提到过，但并不是维新派独特的主张。例如裁军、练兵、推行保甲制度、开筑铁路、举办邮政、废除漕运、开办学堂等，都是洋务派一贯主张的，在张之洞、王文韶、荣禄、胡燏棻的奏折中也有详细的论述，而且大都是先于康有为提出的。
    作为百日维新的开端的“下诏定国是”这件事还值得说一下。虽然从总的形势上说，这件事是康有为领导的维新思潮所促成的，但是直接推动者却是翁同龢，他起草了两篇“请定国是”的奏折，先后交御史杨深秀和侍读学士徐致靖，以他们的名义送给皇帝。光绪皇帝征得慈禧太后的同意后才下了四月二十三日的《明定国是诏》。这里所说的“国是”，其实并不是维新派所说的“国是”。
    康有为在要求定国是的奏折中所说的是：“采万国之良规，行宪法之公议”。话虽少，却讲出了“定国是”的要害问题。但是光绪皇帝的《定国是诏书》却是说：“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康有为说的“国是”，是效法西方，实行宪政；光绪皇帝诏书中所说的“国是”，仍然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虽也说要“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但其目的只是“以救空疏迂谬之弊”。
    百日维新中光绪皇帝所发上谕虽然有一百多条，但其重点和脉络很清楚，反复强调的主要是练兵和筹饷。筹饷是为了练兵，所以其实是一件事。定国是的诏书中就指出：“试问今日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梃以挞坚甲利兵乎?”以后的诏书又明白地说：“今日时势，练兵为第一大政，练洋操尤为操兵第一要著”。把练兵作为“第一大政”，是洋务派的老方针，这是早已行过的，而且早已遭到失败的一条方针。这条方针，同维新派所提出的变法之本，在“变官制”，效法西方国体的主张是有原则区别的。
    光绪皇帝既然并不能采纳维新派的主要政见，为什么又重视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人呢?
    光绪皇帝当时不可能区别维新派和洋务派，他是把维新派当作洋务派的后起之秀来使用的。维新派在强学会和保国会中的活动，使他看到这批人有动员社会力量的本领，他企图通过维新派利用这种社会力量，同慈禧太后对抗。
    洋务派和维新派相互间也常常是划不清界限的。翁同龢和徐致靖政治上都不是真正的维新派，但他们向皇帝推荐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人，认为他们都是极有才能的人。康有为也曾引张之洞为知己，光绪二十一年的《公车上书》中很推崇张之洞。梁启超也曾经向张之洞执弟子礼。光绪二十三年时，两派的政见分歧虽然已经明朗化，但维新派的有一部分变法主张，是同洋务派一致的。当时洋务派的内部，也有政见的分歧，联俄派和联英派就吵得不可开交。在这种情况下，光绪皇帝虽然知道张之洞和康有为有分歧，仍然可以把康有为看成是洋务派的同党。他同意维新派和洋务派相一致的意见，而否定维新派所提出的同洋务派有抵触的主张。维新派则从来一厢情愿地把光绪皇帝看作自己的“圣君”。
    光绪皇帝之所以起用维新派，按他自己的说法是：“非变法不足以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康有为也提出破格擢用小臣的要求来为维新派争取政治地位。两人所说，表面上相同，实际的阶级内容并不相同。且不说光绪皇帝还不能区别这两种说法的阶级差别，即使他能区别，由于他企图实现一定程度的“变法”，由于维新派衷心地拥戴他，而且他面临着同慈禧太后争权的斗争，他仍然会把维新派引为同志，企图借助他们的力量来实现眼前的目的。这种现象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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