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近代的肌理_马自毅著_9787208197961

收录了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马自毅（1952-2024）一生的学术精华，集中展现了她在近代思想史、知识分子史及启蒙思潮等领域的深耕与成就。马自毅先生早年师从陈旭麓先生，毕业后留校任教，以严谨深刻的治学态度、开阔多元的研究视野，在学界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印记，其学问深得师传，更具自身独到的思考与洞见。本书汇编了先生的二十八篇精华论文，分为四编，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第一编聚焦进化论在中国的接受与嬗变，剖析西方思想本土化的复杂历程；第二编以详实的研究示范史料辨析与运用的路径，彰显其扎实的史料功底；第三编深入解读辛亥革命前十年的思想、文化与社会变迁，通过具体个案呈现时代风貌；第四编则探索史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体现其对学术创新的不懈追求。文集贯穿两条核心主线，既关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探索，也探讨史学研究在理论与方法上的突破，兼具学术深度与时代价值。

姚平

蒙陆慕天先生嘱托，为亡友自毅的文集作序，我深知此乃义不容辞之事，却也不免惶恐。自毅在近代思想史领域卓然成家，其学问之深、涉猎之广，我何敢率尔置评？故而只能在此追述一些与她交往的旧事，并略谈我读她文章所得的浅薄体会，聊表追思，亦权充导读。
大学三年级的寒假我与自毅成了挚友。那时同学皆已归家，偌大的校园里，仿佛只剩我们二人她为求一片清静读书，我则图个自在逍遥。每到夜晚，我们总聚在我那小小的宿舍里，围着一个旧电热杯取暖，天南地北，无所不谈。谈话多是我向她请教人生种种困惑，而她的解答，每每令我豁然开朗，心生敬佩。她长我六岁，见识与思虑皆远在我之上。那些夜晚，她不仅为我打开了看世界的窗，她对人情的洞悉、对事理的明断，更在日后成为我处世为人的重要依准。在我心中，她始终是那位沉稳睿智的大姐，而她也似乎将关照我视作一份自然的责任。
毕业后，自毅以榜首之姿考入陈旭麓先生门下深造，我则随杨宽先生在复旦求学。我们书信往来频繁，谈学业，谈生活，也谈对时局的观感。1986年我女儿任任出生，自毅顺理成章做了她的义母。她常来探望孩子，我们的情谊也因此愈加深厚。及至我远赴海外，自毅更时时替我探望双亲，年节问候，礼数周全，默默代我尽了一份孝心。在学问上，她亦是我的依靠。她深厚的古文功底与对唐宋史的谙熟令我望尘莫及，故而无论是撰写博士论文，还是日后著书立说，事无巨细，我总要先听听她的意见。每次我回国探亲，她与慕天先生必定亲自陪同，领我们寻访历史古迹，考察风土。我最后一次见她，是2012年春天，在华东师大访学期间去她家中。那一日，她格外健谈，我们竟聊了整整一天。她向我详尽阐述未来的研究计划、核心观点与已备的材料，思虑之敏锐、见解之精到，更胜往昔。奈何天不假年，她的宏图未竟便溘然长逝，思之令人扼腕悲叹！
自毅入读华师大前，已涉猎众多哲学著作；大学期间，更是如饥似渴地博览群书。同学们印象中的她，总在沉思某个深邃的命题。她最终选择中国近代思想史为志业，实属水到渠成。三年的研究生时光，予她潜心向学的宝贵机会，她极为珍惜。其硕士论文《进化论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和影响》，早已成为该领域及严复研究的奠基之作。随后她以优异成绩留校任教，致力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知识分子史及启蒙思潮的研究。
说来惭愧，在阅览文集样稿之前，我所读过的自毅论文，仅关乎严复与秋瑾的寥寥数篇。她向来谦逊，从不自矜其功，故而我对其研究视野之开阔，竟也知之不详。此番作序，倒给了我一个重新认识她学术世界的契机。阅读这些文章，恍若再次聆听她的教诲，亲切之余，更深受教益。这仿佛是一系列精心安排的课程：第一编，讲授进化论在中国的接受与嬗变；第二编，示范史料如何辨析与运用；第三编，深入剖析辛亥革命前十年的思想、文化与社会变迁；第四编，则展现其对史学方法与理论的探索与实践。这四堂由二十八篇文章串起的大课，贯穿着两条清晰的主线：其一，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如何探索国家之前途与命运；其二，史学研究如何在理论与方法上寻求突破。
自毅所聚焦的近代知识分子，如严复、康有为、王国维、秋瑾等，在其笔下，他们的文字、行迹与时人评议，共同映射出中西思想文化的碰撞与调适。她尤为关注的，是西方思想本土化的复杂过程及其得失。在《进化论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与影响》与《进化论与中国传统》中，她指出天演思想在中国经历了双重本土化：首先，严复的《天演论》远非对达尔文《物种起源》的直译，而是以中国古典文体重新诠释西方进化论，其用意不仅在沟通异质文化，更在融汇古今中西以找寻救国真理，唤起国人（第38页）；至19世纪末，这一经严复改造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理念，再度变形为合群、保国、保种、保教的集体性诉求（第85页）。文集第三编的五篇论文，正是对此本土化进程所生发的具体影响所作的个案研究与精辟观察。
自毅早在大学及研究生时期，便持续思考如何突破史学研究的单一方法论局限。她于1987年发表的《谈谈历史研究方法的多元化问题》（第319-326页），堪称国内史学界倡导方法论多元化的先声之作，对推动学界建立开放而自觉的方法论意识贡献卓著。文中她明确提出：中国史学应致力于构建多元方法的系统框架，综合运用计量、比较、心理分析等工具；应通过融合人类学、社会学、地理学、语言学等跨学科视角，重塑历史提问的方式。尤为可贵的是，她大力倡导选题的多元化，呼吁关注更微观、更宏观的人类活动的一切领域：家庭、婚姻、妇女、儿童、农村、城市、企业、劳工、村社、边疆、教育、思想、文化、风俗……（第320页）。此外，自毅在文中一再强调史料的核心地位。她认为，不仅需对传统文献（经史子集、档案、日记、方志、族谱等）进行搜集、辨伪与析读，还应重视那些以往不为人们所重的历史素材及以实物形式留存的历史遗迹和历史文物（第324页）。
自毅对史料的娴熟驾驭与敏锐嗅觉，在学界素有公论。她对严复曾任北洋水师学堂洋文正教习的考辨（及相关商榷文章），以及对严复是否与伊藤博文同窗的探析，皆是发掘与梳理史料的典范之作。她2008年发表的《从告示看开埠初期上海市政管理变迁1860年代上海官府告示研究》，属于早期系统研究上海官府告示的论文之一，以独特视角与细致的文本分析，揭示了市政管理权演变的宏观历程。而《冤哉，秋瑾女士》一文，则通过大量报刊史料，论证当时社会舆论为秋瑾鸣冤，实则折射出传统的性别观念即性别须与社会角色匹配，秋瑾这样的弱女子被认为无力参与暴力革命。这也是自毅著作中唯一一篇以性别关系为核心的研究。她对史料的敏感，在其1984年的硕士论文中已露峥嵘，例如她很可能最早利用《格致书院课艺》这类材料进行近代史研究。
读者或已熟悉自毅的学术专著与史料编纂，但其众多重要论文散见于各大学刊。此文集汇聚其精华之作，无疑是纪念这位早逝的优秀史学家最佳的方式。自毅有知，亦当感到欣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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