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拉：关于一个癔症案例分析的片段（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剧场的开幕大戏，梦的解析在真实病例中初放异彩）_[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_9787208200050

在咳嗽、失语、抑郁中饱受数年癔症之苦后，十八岁的多拉到访了弗洛伊德的诊室。患者被请求自由描绘其生活和疾病的所有故事。但她最初吐露的版本支离破碎，淤塞着枯燥无序的空白。
弗洛伊德绕开了这些被有意无意剪开的断点，而以多拉梦境中的珠宝盒、火灾等意象为支点，撬动掩埋在无意识中的观念碎片。于是，它们被钩连为一张意义之网，从灵魂深处打捞起晦暗的情感秘密。病症与精神间的发生链路也随之浮出水面……

编者前言
作为人类在20 世纪收获的最为重要的几种思想之一，弗洛伊德的思想对于现当代的人文社会科学和文化艺术都普遍产生了重要影响，深刻改变了现代人自我理解的方式，成了现代社会的思想基础之一。迄今为止，在世界范围内，精神分析已经发展出了规模巨大、影响广泛的思想传统和实践领域。各种理论流派与实践方法蔚为大观，与精神分析相结合或者以精神分析为对象的学术研究也极为广泛。精神分析对于人之主体性与其社会、文化背景之间复杂关系的讨论，极大丰富了世界范围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对于现代人的精神状况及其与政治、社会之间互动关系的认识和见解。在现当代社会与政治理论的历史上，弗洛伊德及其引发的精神分析运动，对于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哈贝马斯（Jrgen Habermas）和以布迪厄（Pierre Bourdieu）与福柯（Michel Foucault）等人为代表的二战后法国学界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拉康（Jacques Lacan）所提出的重返弗洛伊德的口号，更是成为著名的学术旗帜。
我们今天已经很难想象，在20 世纪80 年代，重新被引进的弗洛伊德在中国学界乃至普通的中国人群中造成了多么大的冲击和轰动。时至今日，他在中国的命运似乎已经和在心理学界的命运一样，他早已走下神坛，成为芸芸众生的一员。然而，这一漠视并不意味着他不再重要。对中国学界来说，弗洛伊德的思想依然是理解西方文明传统与现代社会转型的重要线索之一。现代中国人若要理解西方近现代的思想传统和核心问题，甚至要讨论与自身有关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现代性问题，就绝不能够绕过弗洛伊德及其提出来的挑战，更遑论其作为现代性思想的基石所具有的意义了。从20 世纪80 年代至今，中国学界流行过诸多新鲜思想和理论，各领风骚三五年，然而种种新鲜流行的理论与思想均非无根之木与无源之水，而都有其内在的历史核心问题与理论来源。理清楚其理论脉络和问题历史，其重要性并不会低于引进介绍最新流行的思想。因此，中文学界对弗洛伊德严肃而认真的翻译与引介，自然也就相当重要。但是若要做到融会贯通，在中国文化的传统视域与现实问题的基础之上更进一步地消化理解，甚而使之成为自我反思的内在维度之一，只有翻译与引介还是远远不够的，还要以研究的态度，深入探讨与理解其所代表的思想史背景、文化传统和学术脉络。此次新编新译正是基于此种考虑而重返弗洛伊德的文本。不过，这一对于弗洛伊德的翻译并不容易，不仅是因为在中文学界已经有过诸多译本，更因为精神分析本身就是以翻译作为其实质诉求。所以这一对于翻译的翻译，难免会遇到许多不可翻译的困难之处。这一点，已经在其英文译本中体现得非常清楚了。

一、弗洛伊德思想的传播和翻译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在多个社会文化和语言中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出现了多种翻译的版本。在这些版本中，英语和法语的翻译与相关研究对于弗洛伊德的思想传播影响较大，尤其是英译本对弗洛伊德在世界范围内的形象塑造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弗洛伊德本人以德语写作。在德语世界，当以弗洛伊德德语文集为权威。然而，在世界范围内最权威、最具影响力的版本，显然是詹姆斯·斯特拉齐（James Strachey）和弗洛伊德的小女儿安娜·弗洛伊德（Anna Freud）共同编辑、主要由斯特拉齐夫妇（James Strachey & Alix Strachey）翻译的《标准版弗洛伊德心理学作品全集》（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斯特拉齐是恩斯特· 琼斯（Ernest Jones）的学生，琼斯则是弗洛伊德的学生。这一译本堪称是在琼斯的监护下完成的。这意味着该译本吸收了英文学界此前由琼斯等人所主导的对弗洛伊德的理解。1953年至1974 年间，该英译全集全部二十四册由伦敦的荷加斯出版社（Hogarth Press）出版。译本的翻译风格统一成熟，在当时就获得了公认的可靠性、高度权威性和影响力。此外，编译者还在所有作品之前加有译者导言或编者导言，简明扼要地介绍所译作品的写作背景、版本信息、翻译情况以及相关的弗洛伊德写作情况和思想进展。在该译本的译者注中，除了一些必要的解释性注解之外，译者还针对弗洛伊德多种概念术语前后出现的年代、位置乃至思想进展，都做出了较为详尽的索引。这一工作尤其便利于学者的研究。因此，尽管弗洛伊德的作品还有其他的英译本，然而鉴于参与编辑和翻译的琼斯、斯特拉齐和安娜等人的权威性，更由于其完备性和在译注方面的努力，该译本成了英文世界中弗洛伊德作品最为权威的版本，也决定了弗洛伊德在英文世界中的形象。此后企鹅图书（Penguin Books）出版的鹈鹕弗洛伊德文库（The Pelican Freud Library，简称PFL）也沿用了这一译文。该译本甚至影响到了其他语言世界中对弗洛伊德的理解，就连此后再版的弗洛伊德德语文集也采用了其中的某些译者注。与其巨大的权威和影响力相匹配，该版文集的英文名称中采用了标准版的说法。这是一个很难在其他思想家或者作家的英译作品中出现的概念，甚至弗洛伊德的德语文集都不以此命名。所以这一版本本身已经成为一种比较特殊的学术现象。
不过，冠以标准版之名，并不意味着翻译上的准确。尽管翻译很难有绝对准确一说，然而研究者还是发现，以斯特拉齐为主要译者的标准版译本中的英文，与弗洛伊德的德文原文比较起来，发生了许多值得研究的改动。与此相应，弗洛伊德本人的形象在从德语世界到英语世界的转变过程中，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总体而言，学者们发现，弗洛伊德原文中丰富的犹太传统色彩、地方文化要素、弗洛伊德的诸多个人化特质以及灵活高超的文学色彩和语言技巧，在英文翻译中被清除殆尽。英语世界中的弗洛伊德成了一位客观、科学、干净优雅的绅士，成了一位盎格鲁- 撒克逊文化所能够接受的诊所大夫和大学教授的形象，他的作品则成了典型的科学医学或者心理学专业著作。
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当属灵魂（Seele）这一核心概念在英译文中的消失。而在中文学界传统之中久已熟悉的几个概念，如自我（Ego）、本我（Id）、自由联想法（Free Association）等等，都非常典型地受到了英文翻译的影响。自我一词在德文原著中是Ich，对应的英文翻译应该是I，亦即中文里的我；本我一词在德文原著中是Es，对应的英文翻译应该是it，亦即中文里的它，恰当的翻译应该是它我；而自由联想法一词，弗洛伊德在德文原著中虽然有时也会使用相应的freie Assoziation，但是更常使用freier Einfall这一概念，直接对应的英文应该为free irruption，即自
发出现灵感等意思，也就是马克斯·韦伯在《科学作为天职》（Wissenschaft als Beruf）的演讲里所说的那个灵感。此外，富有代表性的例子还包括，《释梦》（Die Traumdeutung）一书中从德文原版的Via Regia到英文版中the royal road的变化。这一变化不但掩盖了弗洛伊德的犹太人情结，也掩盖了他的童年经历，而只是将其翻译为斯特拉齐伦敦寓所外的马路名字。这样的变化，自然无助于我们实质地理解弗洛伊德。
这些翻译问题本是英文翻译中的代表性现象，与精神分析理论在英美的发展与变迁有关，然而并没有被大陆学界普遍关注到。在英文世界中，一流的研究者们固然不会满足于斯特拉齐的译本，而是会参照弗洛伊德的原文，然而无论如何，弗洛伊德在英文世界乃至在全世界的影响力主要来自此英文译本。所以，这一变动对于我们理解弗洛伊德以及精神分析的发展，都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
对于这一变化的研究已经发展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该领域的代表人物是加拿大学者帕特里克·马宏尼（Mahony，1982；1984；1986；1989）和美国学者布鲁诺·贝特海姆（Bettelheim，1983）等人。1986 年，来自世界各地的精神分析学者在伦敦举办了一场名为弗洛伊德在伦敦转变中的精神分析的研讨会。会议中诸多学者都提出了标准版的翻译问题（蒂姆斯、西格尔，2001）。来自德国的亚历克斯·霍尔德（Alex Holder）提到，在1983 年，英国精神分析学会出版委员会就已经组织了一个工作小组，以研究斯特拉齐这一标准版的翻译准确性问题，并且在1984 年提出了一个激进的建议，建议修订甚至是淘汰该标准版译本（霍尔德，2001：269）。虽然此建议并未得到最终执行，不过在企鹅图书的弗洛伊德新译本中，怀特赛德（Shaun Whiteside）等新一代的译者已经将Seele 依据不同的文本背景而译为灵魂心灵或心理（psyche）等词（Whiteside，2006）。然而，这一新译似乎尚未带来大规模的影响。原因正如霍尔德在1986 年所说的，当英国精神分析学会出版委员会的那个工作小组提出要修订甚至重新翻译弗洛伊德的作品时，这给各行各业带来的却是极大焦虑。这一焦虑的来源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可能是这样一种威胁，即失去我们视为理所当然、伴我们成长、原先认定的大师真正的声音（霍尔德，2001：269）。所以在这个小组提出了建议之后，学界并无进一步的跟进动作，甚至连折中方案都没有提出。时至今日，斯特拉齐版本的弗洛伊德依然主宰着英语学界和许多文化中的人对弗洛伊德与经典精神分析的理解与想象。
这一误译现象在法语学界中并不明显。恰恰相反，以拉康为代表的法语学者们充分意识到了精神分析是一种和语言有着密切关系的学问，在研究精神分析理论时，他们大多会直接就语言和翻译问题展开讨论。在文本翻译方面，法兰西大学出版社（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在19882019 年间陆续出版了二十一卷本的弗洛伊德/ 精神分析全集（OEuvres complètes de Freud/Psychanalyse，简称OCF.P）。这套法译文集的学术顾问是法语学界精神分析理论研究的代表性学者拉普朗虚（Jean Laplanche）。在翻译过程中，学者们对于翻译展开了充分的讨论，充分借鉴了英文翻译的问题，并对诸多核心概念的翻译有着清晰的反思意识。因此，误译现象在这一法语译本中并不典型。例如，关于上述自我本我等概念，das Ich被翻译为le moi，das Es被译为le ça或le soi，而ber-Ich 则被译为le surmoi。法语学界对于弗洛伊德法文翻译之反思意识的表现之一，就是《翻译弗洛伊德》（Traduire Freud）这本文集。作为全集翻译和编纂工作的成果之一，该书出版于1989 年，由拉普朗虚主编，对弗洛伊德的法语翻译展开了充分的讨论。最后，在2007年，由拉普朗虚和彭大历斯（J.-B. Pontalis）两位学者主编的《精神分析词汇》（Vocabulaire de la psychanalyse）一书，对于弗洛伊德以及精神分析的大部分概念都做了详尽讨论，涉及语言包括法语、德语、英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和葡萄牙语等等。

弗洛伊德传入中国，可追溯至1910 年甚至更早。然而弗洛伊德中文翻译及其相关研究具有相当强的时段性：相关工作并非持续不断进行的，而是存在明显的波峰和波谷。目前学界公认的弗洛伊德热共有两波，分别为20世纪的2030 年代和80 年代。
在二三十年代，弗洛伊德主义首先在文艺、心理学与哲学领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作家们将弗洛伊德的学说用于文学鉴赏与文艺创作中，如郭沫若先生对《西厢记》和《楚辞》的阐释、鲁迅先生创作的小说《补天》等等。朱光潜先生于1921 年发表了《福鲁德的隐意识说与心理分析》，后又在分别于1930、1933、1936 年出版的《变态心理学派别》、《变态心理学》和《文艺心理学》中对弗洛伊德的观点进行了介绍和评价。
在心理学界，高觉敷先生对弗洛伊德主义的译介做了很大贡献。他于1925 年翻译了弗洛伊德1909 年在美国克拉克大学（Clark University）的演讲，以《心之分析的起源与发展》为名连载于《教育杂志》第17 卷10、11 号；后又于1928、1930、1931、1932、1935 年都发表过评介弗洛伊德学说的文章，并于1930 年和1936 年分别翻译出版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和《精神分析引论新编》两部著作。
在社会学界，潘光旦先生在20 世纪20 年代那篇备受梁启超先生好评的冯小青研究，则无疑开创了以精神分析进入中国社会学并用以展开理解式分析的范例，更堪称精神分析中国化的探索之作。
到了20 世纪80 年代，众所周知，弗洛伊德热是当时中国的文化热潮中的重要内容。回顾起来，在弗洛伊德热初兴之时，出版的译本主要来源有二：首先是对新中国成立前弗洛伊德著作译本的重印，如1984 年11 月商务印书馆重新出版了高觉敷1930 年的《精神分析引论》译本。其次，大陆的出版社还大量翻印了台湾志文出版社的弗洛伊德译本，比如林克明翻译的《日常生活的心理奥秘》，赖其万、符传孝翻译的《梦的解析》，杨庸一翻译的《图腾与禁忌》，文荣光翻译的《少女杜拉的故事》，等等。随后几年，大陆学者的译本逐渐出现，例如目前中文学界的经典译本孙名之先生翻译的《释梦》即是1996 年12 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的。
80 年代弗洛伊德热也体现在国内学者对外文弗洛伊德学说研究著作的翻译出版。到了90 年代，弗洛伊德外文研究的相关翻译作品明显减少。不过进入21 世纪之后，这一状况发生了重要变化。弗洛伊德作为一个研究性关键词重新出现在学界。尤其是在翻译方面，学界对于海外弗洛伊德研究的翻译明显增加，部分译著受到了台湾地区翻译的影响。不过，无论是在弗洛伊德文集及其主要术语的翻译方面，还是在弗洛伊德整体概念体系的梳理和研究方面，迄今为止，仍未出现过权威的系统性研究与著作。总体来说，在翻译和研究方面，除了较多受英文翻译和英文学界的影响这一特点之外，中文学界关于弗洛伊德的理解，基本上还是倾向于将他及其作品视为西方理论史上已经盖棺定论的一部分，大部分译本也主要是从英文标准版翻译出版的。英文翻译以及相应的英文社会理论研究，直接影响到了中文学界对弗洛伊德的接受和理解。而中文学界对此尚未有系统的反思性研究工作，对于过去四十年来英语和法语学界在这一方面的最新进展，以及弗洛伊德研究史和精神分析发展史的新成就都借鉴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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