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通过对科学与权力之间关系的深层剖析，从科技政治学的视角回答了李约瑟问题，提出权力结构是塑造知识政体的第一要素，知识政体是发生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必要条件。中国之所以没有发生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不是因为中国古代科学不够发达，而是因为中国古代是统合型知识政体，无法自发地演化为实验型知识政体。科学革命的本质是知识政体的变革：科学共同体成为科学知识的生产主体，科学成为了知识权威，培根科学提供了知识生产的动力。

本书用知识政体的创新视角揭示，权力与知识的共舞如何塑造了科技发展的轨迹与命运。

很高兴读到顾超的专著《科学与权力:知识政体的演化》。这本书是由李约瑟问题引发的，但今天的学者越来越回避这类宏大叙事的研究课题。据我了解，最近这些年，如果不做量化研究，几乎是不可能在美国的政治学顶刊上发表论文的。而没有顶刊论文就很难通过长聘考核。但顾超在北大预聘-长聘(tenure-track)期的头两年还是坚持做有意义的研究，顶住压力将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这部专著的研究和写作上，我感到非常欣慰。
我认为评价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学术著作水平高低的标准，除了符合学术规范、具备一定写作水准的基本要求外，最为关键的是要提出新的思想和有好的学术品位。这部著作提出了几个重要观点:第一，不同文明以及同一文明的不同历史时期，科学发展会呈现出不同的宏观结构。在回答李约瑟问题时，重要的不是科学的发达程度，而是科学发展的宏观结构。第二，建构了知识政体这个概念，将科学知识和其他类型知识之间的支配关系作为主线，通过知识生产的主体、权威和动力三个维度来刻画科学发展的宏观结构。第三，通过对希腊科学、中国古代科学、中世纪科学、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的比较研究,得出一个基本结论:权力结构塑造知识政体。在意识形态权力和政治权力合一的文明中，其科学知识被统合进宗教或意识形态知识中。中国等伟大的古代文明虽然拥有发达的科技水平，但由于无法诞生现代实验型知识政体，所以无法发生科学革命。第四，科学革命之所以发生在17世纪的西欧，在于西方文明的知识政体，从古希腊说服型经中世纪依附型最终演化为实验型。本书认为，科学革命的本质是知识政体的变革。这并不是要完全推翻托马斯·库恩提出的科学革命的本质是范式变革这一经典理论，但确实是站在库恩的肩膀上，力求揭示科学发展基本规律的重要理论创新。这几个观点在逻辑上环环相扣，具有思想深度和理论洞见，经验证据也充分翔实。
诚如王元化先生所言，学者要做有思想的学问和有学问的思想。总体而言,《科学与权力:知识政体的演化》运用科技政治学的全新视角，不仅很好地回答了李约瑟问题，超越了科技史和经济史的陈见，还对科学与权力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剖析，思想和学问兼有，体现了一位青年学者敢于直面宏大问题，努力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有益尝试。

韩启德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科协名誉主席

顾超，1986 年生，江苏苏州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助理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员。在《科学学研究》、《中国科学院院刊》、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National Science Review 等国内外期刊上发表多篇论文，著有《文学的彼岸:中国作家的话语理性与社会想象》(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

第一章 导论：科技政治学视域下的李约瑟问题

一、研究缘起：李约瑟之问

二、问题与方法

三、核心概念：知识政体

四、本书结构

第二章 城邦国家与说服型知识政体

一、希腊科学：从米利都到亚历山大里亚

二、希腊科学的宏观结构特征

三、城邦政治塑造说服型知识政体

第三章 儒法国家与统合型知识政体

一、中国古代科学的宏观结构特征

二、儒法国家的权力结构

三、儒法国家塑造统合型知识政体

第四章 中世纪与依附型知识政体

一、中世纪科学的宏观结构特征

二、中世纪的权力结构

三、不稳定均衡的权力结构塑造依附型知识政体

第五章 科学革命与实验型知识政体的诞生

一、科学革命的宏观结构

二、科学革命的微观机制

三、科学革命的本质

第六章 工业革命与实验型知识政体的改进

一、对工业革命成因的理论综述

二、工业革命的基本特征

三、权力结构塑造实验型知识政体的新形态

四、工业革命的微观机制

五、进入现代世界

第七章 结论：知识政体的演化规律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