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学(第十五辑)_邓秉元主编_9787208195479

经学是中国传统知识体系的基石，是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学术体系之大宗。但晚近以来，受到受到西方的冲击与国人的蔑弃，加之自身未能建立起适合于时代的新的形态，经学成为已陈之刍狗，长期被否定。由此造成国人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缺乏正确认识，在面对时代之挑战时也常常感觉捉襟见肘，无所适从。在此局面下，重建经学思维体系，从学理上改造经学的历史形态，使之在现代重现焕发生机。这是需要几代人为之不懈努力的事业。加之近年来传统文化重新受到上上下下的关注，各种各样的声音不绝于耳，众声嘈杂之下，需要对经学进行正本清源的解读与阐释。本系列之用意即在于此。
本书由复旦大学历史系邓秉元教授主编，分经学义理、经义阐微、古典新诠、经学历史、经学文艺学、天下楼随笔、序跋书评等部分。经学义理收录的两篇文章，《方向与境界庄子养生哲学思想寻旨》（一）是该文的第一部分，指出必须经历超越向外求索的认识方向、求取功利的方向和人间世俗认知的知识境界、功利的道德境界之后，才能达到或实现超越的或天人的养生境界；《人性与教化》从德性、知性与材性之间的内在张力入手，还原先秦人性论的基本逻辑，并对人性本身作出了新的反思。经义阐微中《由文本分析看汉代〈春秋〉家法之复杂性》一文，以灾异说为例，详细梳理、对比了《公羊》《穀梁》二家对于21条灾异的不同书法，并深入剖析了其中的复杂性。古典新诠收录了对于《老子》古本第三十七至四十四章的校读，对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的异同进行了详细的校勘。经学历史两篇文章分别讨论了明代郝敬的《春秋》学思想和近代蜀学的发展脉络。经学文艺学所收二文分别揭示了香方香诗中蕴含的理学思想和清代学者汪由敦书学思想中的精神追求，从游于艺的角度讨论小道亦有可观者。天下楼随笔为文史学者罗青对于《论语》举一反三思考模式的反思，强调跨界联想的重要。序跋书评则有对当前新出版经学论著的介绍和评述。各文依据文献，议论扎实，体现了较高的学术水准。

编後記

最近幾年，隨著中西古典學學科在國内逐漸得到承認，各大高等院校相關經學研究機構也紛紛成立，經學走向建制化的步伐明顯加快了。但僅就筆者的個人觀感，至少與十年前相比，經學在民間社會的活力似乎已頗有不及。這到底是一種錯覺，還是一種現實的趨勢，依然有待觀察。最近，復旦大學宣布文科改革引起了不小的社會反響，表明相關問題可能比預想的還要複雜，除了現實的諸多具體因素之外，還涉及人類社會政治、經濟、文化乃至精神結構的深層調整。事實上，文科地位的下降在世界範圍内早就開始，若干年來，無論是東鄰日本，還是北美、歐洲，削減文科專業建制或經費的新聞，都不斷見諸網絡或報端。當然，文科的現實功用，以及主流社會對它的理解，中國與域外顯然有所不同，這也是不爭的事實。

關於中外差異問題姑且不談。但對一些人文學科的從業者來説，在面臨生存危機的時候，卻感到無絲毫反抗之力，本身便值得反思。此時倘若祗是重申文科的無用之用，而對質疑的聲音嗤之以鼻，不僅於事無補，其實也未免略失反求諸己之義。

文科似乎曾經有用過。記得一位年長的同事，曾經略帶自豪地説起，當年恢復高考頭幾年，歷史系一度頗爲熱門。這多少得益於此前流行的古爲今用觀念，特别是在某一爲社會所瞻視的羣體中，所流行的閲讀古書的熱潮。比如以前並不起眼的《後漢書·劉盆子傳》，便曾得到特殊重視，而原本被打入歷史塵封中的商鞅、荀子、韓非、王充、柳宗元、王安石、李贄、王夫之、章太炎等人的著作，也在多讀點兒法家著作的號召下，一度重新校印，成爲顯學。甚至有學者曾開玩笑説，自己後來之所以會去研究儒家學問，便是拜《孔老二的罪惡一生》這一經典連環畫所賜。當然，以後的歷史便是如今五十歲以上的人所目擊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歷史學界掀起反對以論帶史，特别是以論代史的聲浪，回到乾嘉去甚至被不少人奉爲圭臬。針對史學乃至整個人文學科曾經的工具化，如何追求學科自身的獨立，顯然是至關重要的問題。但奇怪的是，曾經有那麽一種流行的説法，據説獨立便意味著目不斜視，而與那種不學有術的做派保持距離。於是有學而無用，甚至成爲人文學術自别於流俗的一種心安理得的法門。當然，現實中工具化的學術從未退席，而那些自視飽學的人物卻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春夏與秋冬。象牙塔的清高，有時也成了自我遊戲的代名詞。這種情形甚至波及人文以外的社會科學，也就是現在廣義的文科。於是，一個研究社會學的學者假如真的去直面時下社會的深層結構，關注不同人羣的現實命運，反而可能成爲咄咄怪事。而不少政治、經濟學研究者也祗能追蹤相關業界的腳步，提出自己的後見之明。當然，這些都還算好的例子，時下某些自説自話、自我繁殖的圈子學術，儘管聲勢甚巨，但最終似乎也難免學術泡沫的命運。

相比之下，西方學術儘管自有其運作的規則，但情形卻未必樂觀。記得九十年代末一位身在香港的前輩學者便曾説過，後現代思潮的興起讓西方真正的學術停滯了幾十年，極可能是中國學術的機會。而今中國學術的發展似乎並未真的如其所料，但西方學術卻的確遇到了危機。僅就哲學而言，即便是以哲學教師爲職業的羣體，關於哲學的共識，可能也祗剩下一句空洞的愛智慧。誠如施太格繆勒幾十年前就指出的那樣，許多學派已失去基本的意向關聯（《當代哲學主流》）。一位當代美國學者不禁慨嘆，在盎格魯美國澳大利亞哲學圈内，分析哲學通過技術所營造出的部落派性，簡直稱得上哲學圈的自取滅亡（羅伯特·所羅門《哲學的快樂》）。見一斑可以窺全豹，當以哲學爲代表的整個文科學術失去對人類當下所面臨的種種問題的真正關切之後，即便仍有價值，但是否還需要那麽多人從事，便顯然應該打上問號。何況因爲種種原因，時下的人文社會科學，顯然充斥著大量毫無意義的研究。當然，理工科其實也一樣。筆者無意爲未來的各種大學改革背書，因爲假如判斷學術的尺度本身就有問題，那麽一切都將無從談起。

在我看來，那些被權力工具化、自我遊戲化的學術姑且不提，人文社會科學之所以面臨今天的困局，多少與近一個世紀以來對學術及教育的理解有關。社會科學儘管也在直面社會、政治、經濟、軍事等基本問題，但最大的問題是缺乏更深層次的智慧滋養，變成純粹技術性的學問。孔子、蘇格拉底、孟子、亞里士多德這些哲人，同時也是政治家，政治本來就應該是哲人的事業。而時下的人文學科則與對人本身的關切漸行漸遠。具體來説，作爲學科的哲學失去了對生命智慧本身的興致，哲學被分解爲若干具體的學科分支。而現代大學的管理體制天然地會對不同學科分支加以平視，在後現代主義主導的地方甚至還要變本加厲。對每個哲學分支、每一具體問題的探討儘管更爲精細，但卻忘記亞里士多德所説的，整體大於部分之和。或許從整個學科角度而言，哲學也還保持著對智慧本身的關切，但具體到某大學哲學系的人材培養卻顯然與之漸行漸遠。一個被現行教育體制所認可的優秀學生，可能祗是對某一個小問題具有較爲出色的思考能力而已，但與真正的哲學關切卻往往背道而馳。我們祗要記住，古今中外没有幾位大哲，是通過科班的方式培養出來的，就已足够。休謨在世時，影響最大的身份其實是作爲歷史學家。同樣，時下主流的歷史學、文學研究則總是傾向於把歷史與文學當作對象去審視，忘記人文學科本身是關於人的學問。爲了表示客觀，史學研究者可以堅持説歷史與未來無關，而文學的研究則終結於文本。殊不知，文學、史學、哲學（更不必提經學、神學與佛學）都是有關生命的學問，生命既無起點，也不會終結，而就應該是元氣飽滿的大化流行。但在時下的文史哲學科中，最被忽略的卻是人的存在本身。

還是不妨簡單重温一下古典時代的人文理想。一直在事上磨練的儒、墨兩家姑且不談，中國古代也有近乎靜思式的哲人，譬如老子、莊子。但老子不僅身爲史官，而且主持相禮，這都是精細的專業之學。莊子也還有漆園吏的身份，和孔子年輕時養馬、會計一樣，都需要世俗的雜學。莊子的最大論敵便是名家的惠施，其本人對名學顯然也極爲精通。不僅如此，雖然莊子一生拒絶從政，但對政治同樣有著深透的理解。可見哲人的靜思與具體事務未必相悖。至於文學，本來便關乎人的性情，這就是詩言志。好的文學，從來不止是爲了審美愉悦，而就是人類精神的表現。所以巴爾扎克有言，小説是一個民族的秘史，可謂深得其中三昧。史學呢？不妨以前後兩司馬爲例。被後世視作史聖的司馬遷，不僅是那個時代最博學的人物，同樣也是一位述往事，思來者（《太史公自序》）的哲人。至於司馬光，其《通志》雖被宋神宗改爲《資治通鑑》這樣一個通俗的名字，但和鄭樵的《通志》一樣，取義於《周易·同人》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這都是古典史學的理想。

從這個角度來説，假如今天的文科學術真的面臨困局，似乎也不妨從古典的學術精神中汲取營養。譬如，與其祗是歷史學與外語，或者語言學與計算機等學科相互打通，以使學生增加一項專業技能，不如所有文科全部打通，實現三加三式的學歷改革，底層是重視古典的人文學科教育，上層則根據學生興趣，分别進入具體的社會科學專業，學成授予碩士學位。假如有學生想在人文專業繼續深造，也可任便。相比之下，時下許多學科正在實踐的本、博貫通，未免過早地進入專業化，背離文科學術的應有之義。而且一旦學生無法完成，便會自視爲專業學習的失敗者，甚至喪失進一步學習的動力。這就未免失去教育的本旨了。討論至此，未免有些出位，不妨就此打住。

鄧秉元

2025年4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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