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 序
刘 东
就这套丛书的涉及范围而言，一直牵动自己相关思绪的，有着下述三根连续旋转的主轴。
第一根不断旋转的主轴，围绕着我思与他思的关系。照我看来，夫子所讲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正是在人类思想的进取过程中，喻指着这种相互支撑的关系。也就是说，一副头脑之学而时习的过程，正是它不断汲取他思的过程，因为在那些语言文字中结晶的，也正是别人先前进行过的思考；而正是在这种反复汲取中，这副头脑才能谋取相应的装备，以期获得最起码的我思能力。可反过来讲，一旦具备了这样的思考力，并且通过卓有成效的运思，开辟了前所未有的新颖结论，就同样要付诸语言文字，再把这样的我思给传达出来，转而又对他人构成了他思。事实上，在人类的知识与思想成长中，这种不断自反的、反复回馈的旋转，表征着一种最基本的主体间性，而且，也正是这种跨越代际的主体间性，支撑起了我们所属的文明进程。
正因为这个缘故，思想者虽则总是需要独处，总是怕被外来的干扰给打断，可他们默默进行的思考，从来都不是孤独的事情，从来都不属于个人的事业。恰恰相反，所有的我思都无一例外地要在交互的思考中谋求发展，要经由对于他思的潜心阅读，借助于周而复始的对话性，来挑战、扩充和突破心智的边界。正因如此，虽然有位朋友好意地劝我说，五十岁之后，就要做减法，可我却很难领受这类的告诫。毕竟，我心里还有句更要紧的话，那正是夫子就此又说过的：朝闻道，夕死可矣。有了这种杜鹃啼血的心劲儿，就不要说才刚活到五十岁了，纵是又活到了六十岁、七十岁，也照样会不稍松懈地做加法，以推进我思与他思的继续交融。
这意味着，越是活到了治学的后半段，就越是需要更为广博的阅读和更为周备的思虑，来把境界提升得更为高远。事实上，正是出于这种内在的企求，自己多少年来的夜读才得以支撑，以便向知识的边界不断探险。因此，跟朋友对于自己的告诫不同，我倒是这样告诫自己的学生：为什么文科要分为文学、史学、哲学，和经济学、政治学、法学，还有社会学、人类学，乃至语言学、心理学、人文地理学？本是因为人类的事务原是整体，而人类的知识只能分工前进。这样一来，到最后你们才能明白，在所有那些学科中间，你只要是少懂得一个，就势必缺乏一个必要的视角，而且很可能就是那种缺乏，让你不可能产生大智慧。
接下来，第二根连续旋转的主轴，则围绕着个人阅读与公共阅读的关系。自从参与了走向未来丛书和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乃至创办了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和人文与社会译丛，我就一直热衷于这种公共的推介。这或许与自己的天性有关，即天生就热衷于野人献曝，从本性上就看不惯藏着掖着：以前信口闲聊的时候，曾经参照着王国维的治学三境界，也对照着长年来目睹之怪现状，讲过自己所看到的治学三境界……而我所戏言的三种情况，作为一种不太精确的借用，却在喻指每况愈下的三境界，而分别属于普度众生的大乘佛教、自求解脱的小乘佛教和秘不示人的密宗佛教。（刘东：《长达三十年的学术助跑》）
不过，这个比喻也有跛足之处，因为我在价值的选择方面，从来都没有倾向过佛老。因此，又要把这第二主轴转述一下，将它表达为纯正的儒家话语。一方面，如果从脑化学的角度来看，完全可以把我们从事的教育，看成催化着乐感元素的合成：先要在自由研讨的氛围中，通过飞翔的联想、激情的抗辩、同情的理解，和道义的关怀，逐渐培训出心理学上的变化，使学生在高度紧张的研讨中，自然从自己的大脑皮层，获得一种乐不可支的奖励。只有这样的心理机制，才会变化他们的气质，让他们终其一生都乐学悦学，从而不光把自己的做学问，看成报效祖国的严肃责任，还更把它看成安身立命的所在。（刘东：《这里应是治学的乐土》）可另一方面，一旦拿到孟子的思想天平上，又马上就此逼出了这样的问答：曰：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曰：不若与人。曰：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曰：不若与众。（《孟子·梁惠王下》）这自然也就意味着，前面所讲的个人与公共的阅读，又正好对应着独乐与众乐的层次关系。
无论如何，只有经由对于一般学理的共享而熔铸出具有公共性的阅读社群，才能凝聚起基本的问题意识和奠定出起码的认同基础。缘此就更应认识到，正因为读书让我们如此地欢悦，就更不应只把它当成私人的享乐。事实上，任何有序发展的文明，乃至任何良性循环的社会，都先要来源和取决于这种阅读社群。缘此，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关系，或者学者和公众的关系，就并不像寻常误以为的那般单向，似乎一切都来自思想的实验室，相反倒是相互支撑、彼此回馈的，正如我曾在以往的论述中讲过的：一个较为平衡的知识生产体系，似应在空间上表现为层层扩大的同心圆。先由内涵较深的学术界居于核心位置，再依次扩展为外延较广的知识界及文化界，而此三者须靠持续反馈来不断寻求呼应和同构。所以，人文学术界并不生存和活跃于真空之中，它既要把自己的影响逐层向外扩散，也应从总体文化语境中汲取刺激或冲力，以期形成研究和实践间的良性互动。（刘东：《社科院的自我理由》）
再接下来，第三根连续旋转的主轴，则毋宁是更苦痛和更沉重的，因为它围绕着书斋生活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事实上，也正是这根更加沉重的主轴，才赋予了这套丛书更为具体的特点。如果在上一回，自己于人文与社会译丛的总序中，已然是心怀苦痛地写到如此嘈嘈切切鼓荡难平的心气，或不免受了世事的恶刺激，那么，再目睹二十多年的沧桑剧变，自然更受到多少倍的恶刺激，而这心气便觉得更加鼓荡难平了。既然如此，虽说借助于前两根主轴，还是在跟大家分享阅读之乐，可一旦说到了这第三根主轴，自己的心也一下子就收紧了。无论如何，书斋与社会间的这种关联，以及由此所带来的、冲击着自己书房的深重危机感，都只能用忧虑、愤懑乃至无望来形容；而且，我之所以要再来创办社会思想丛书，也正是因为想要有人能分担这方面的忧思。
歌德在他的《谈话录》中说过：要想逃避这个世界，没有比艺术更可靠的途径；要想同世界结合，也没有比艺术更可靠的途径。换个角度，如果我们拿学术来置换他所讲的艺术，再拿社会来置换他所讲的世界，也会得出一个大体相似的句子。也就是说，做学问跟搞艺术一样，既可以是超然出世、不食人间烟火的，也可以是切身入世、要救民于水火的。至于说到我自己，既然这颗心是由热血推动的，而非波澜不起、死气沉沉的古井，那么，即使大部分时间都已躲进了书斋，却还是做不到沉寂冷漠、忘情世事。恰恰相反，越是在外间感受到纷繁的困扰，回来后就越会煽旺阅读的欲望，而且，这种阅读还越发地获得了定向，它作为一种尖锐而持久的介入，正好瞄准千疮百孔的社会，由此不是离人间世更遥远，反而是把注视焦点调得日益迫近了。
虽说九十年代以来的学术界，曾被我老师归结为思想淡出，学术淡入，但我一直不愿苟同地认为，就算这不失为一种现象描述，也绝对不属于什么理性选择。不管怎么说，留在我们身后的、曲曲弯弯的历史，不能被胡乱、僭妄地论证为理性。毕竟，正好相反，内心中藏有刚正不阿的理性，才至少保守住了修正历史的可能。正因为这样，不管历史中滚出了多少烟尘，我们都不能浑浑噩噩、和光同尘。绝处逢生的是，一旦在心底守住了这样的底线，那么，社会生活也便从忧思与愤懑的根源，转而变成书斋生活中的、源源不断的灵感来源。也就是说，正是鼓荡在内心中的、无休无止的忧思，不仅跟当下的时间径直地连接了起来，也把过去与未来在畅想中对接了起来。事实上，这套丛书将稳步移译的那些著作，正是辉煌地焕发于这两极之间的；而读者们也将再次从中领悟到，正如人文与社会译丛的总序所说，不管在各种科目的共振与齐鸣中，交织着何等丰富而多样的音色，这种社会思想在整个的文科学术中，都绝对堪称最为响亮的第一主题。
最后要说的是，就算不在这里和盘地坦承，喜爱读书的朋友也应能想到，我的工作状态早已是满负荷了。可纵然如此，既然我已通过工作的转移，相应延长了自家的学术生涯，当然就该谋划更多的大计了。而恰逢此时，商务印书馆的朋友又热情地提出，要彼此建立战略合作的关系，遂使我首先构思了这套社会思想丛书。几十年来，编辑工作就是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我也从未抱怨过这只是在单向地付出，正如我刚在一篇引言中写到的：如今虽已离开了清华学堂，可那个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工作过的地方，还是给我的生命增加了文化和历史厚度。即使只讲眼下这个办刊的任务每当自己踏过学堂里的红地毯，走向位于走廊深处的那间办公室，最先看到的都准是静安先生，他就在那面墙上默默凝望着我；于是，我也会不由自主默念起来：这种编辑工作也未必只是为人作嫁吧？他当年不也编过《农学报》《教育世界》《国学丛刊》和《学术丛刊》吗？可这种学术上的忘我投入，终究并未耽误他的学业，反而可能帮他得以学有大成。（《中国学术》第四十三辑卷首语）
的确，即使退一步说，既然这总是要求你读在前头，而且读得更广更多，那么至少根据我个人的经验，编辑就并不会耽误视界的拓宽、智慧的成长。不过，再来进一步说，这种承担又终究非关个人的抱负。远为重要的是，对于深层学理的潜心阅读、热烈研讨，寄寓着我们这个民族的全部未来。所以，只要中华民族尚有可堪期待的未来，就总要有一批能潜下心来的读书种子。若没有这样的嗜书如命的读书种子，我们这个民族也就不可能指望还能拥有一茬又一茬的、足以遮阳庇荫的读书大树，并由此再连接起一片又一片的、足以改良水土的文化密林。
正所谓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唯愿任何有幸坐拥书城的学子，都能坚执即一木犹可参天的志念。
2022年12月16日于浙江大学中西书院
书单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