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与砖——低技低造价建造研究王宝珍建筑设计绿色低碳_王宝珍_9787111788508

本书包括总述、泥土建造、砖材建造、总结与讨论四部分内容，对泥土和砖材的低技低造价建造方法进行梳理、归纳和研究，通过分析这些富有智慧、诗意的低技低造价建造方法，激发人们反思何谓环保、何谓低碳，并期望对当下的设计与建造有所助益。土和砖自身的材料特征，及其建造中蕴含的低技低造价智慧是建筑创作的源泉，加以文化、建筑思潮、现代工艺等因素的渗入，成为建筑设计的切入点、启发点或更高目的的载体。本书适合建筑相关从业者、建筑学学生及建筑文化爱好者阅读参考。

当年在清华读闲书，读到蒙田为自己的健忘症罗列各种妙处时，我还忍俊不禁，却没留意我那时已显露出各种健忘的迹象。读研中途，带老友老谢去我江西的老家，却径直走进别家院子，我自嘲说是早上雾大，他却不依不饶，说是连梦游者都不会找错自家；到北大教书初期，有次去清华东门参加活动，半夜回北大东门外的家，我记得这两处在同一条街的两端，就谢绝了学生的相送，独自往家走，却越走越觉森然，问一位抢修管井的橙衣工人，说是我走反了方向；在杭州的一次聚会，我错拿了刘家琨的行李，他对我的形盲程度极尽讽刺，说是我俩的行李虽有黑色的共性，却有箱与包的形别，并责备我那时近视多年却不戴眼镜的习性；就在那次聚会上，一位长者过来与我握手，寒暄过后，我向邻友悄悄打探这人是谁，后者愕然低声训我，说是这位院士上个月才请我吃过饭，并义正词严地谴责我的“忘恩负义”。我在这些活动中，并没感到健忘的任何妙处，只有尴尬得不可名状。我渐渐不愿参加离家稍远的活动，也开始畏惧超过三五好友之外的聚会。大概是我好为人师的癖好，才让我克服了记不清学生名字的恐惧，并在北大组课流变的学生间安坐了二十余年。苏立恒是我招来的第一位研究生，那时北大建筑学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不同导师的学生都还一起上组课，他笑眯眯的面孔在这群学生中毫不起眼，但我对他毕业后租房制作节能墙体进行计量实验的事印象深刻，曾邀请他来组课上讲解他如何将那些实验带入他的实践。他在组课上自我介绍时说，在他读研期间，我常对着他喊着另一位导师的学生名字，他纠正过几次未果，就既不愿让我难堪，也知道我在喊他，他就将错就错地一直应着我毕业了。随后一届的王宝珍，我能很快记住名字，大概是他与那时我正看《士兵突击》里的王宝强，既有名字的相似，也有一样河南腔的普通话，他的名字与他的倔强，尤其是他喜欢动手制作的习性，都与张永和留下的建造实践课的余韵匹配。他见到中心因建造课终止而封箱的成套木工工具，既眼馋也手痒，就利用课余时间，用中心囤积的原木，独自制作了一张靠椅。我屡屡在组课上讥讽这张靠椅的不舒适，却无法阻挡他总想再制作些什么的冲动。时值北大东门拆迁，方拥教授带着工人捡回不少精美的汉白玉构件，还有木方与砖瓦，以备禄岛改造所用。王宝珍想用旧瓦在后山上铺设了一块瓦铺地，方拥即时地制止了他的制作冲动，理由是瓦应铺设到屋顶而非地面上。我一面告诫王宝珍别再动用中心囤积的建材，一面安慰他说，计成与李渔都曾推荐过瓦波浪铺地。等我带着他们几位学生去明秀园进行建造实验时，王宝珍的建造天赋才真正展开，分给他师兄师弟们的设计，都在我的辅导下分别完成，只有他独自设计了一座结构清晰的竹材曲轩。最终，这些建筑一个也没建成，只有两处很小的场地设计得以实施，也都是他独立设计并督造完成的。王宝珍对在现场建造的这种狂热与冲动，帮他选择了土、砖、秸秆这些自然材料的低技建筑为硕士论文题——《土+砖+秸秆》，并直接影响了他毕业后持续至今的建筑与造园实践。上个月，我带着溪山庭园林学堂的第一批学员去参观王宝珍的东麓园，从他堆叠池岸乃至将自然意象引入室内的妙笔中，我都收获颇多，而旁听他给学员的讲课，我却依旧有着当年在组课上一样的不适。他以为是造园思想与方法的讲述，依旧像是对造园手法的讲解与辩解。他依旧欠缺张翼那种理论推演的能力，因此也就导致他无法对这些造园手法设立可以评估的学科边界。在王宝珍与张翼同时在我这里就读时，我就常常幻想他们俩能相互嫁接彼此的实践与理论天赋。我至今还记得第一次见张翼的情形。我那时在北大东门附近的咖啡厅撰写关于山水的博士论文，一身中山装的张翼，忽然到我对面坐下并向我致意。他腰板挺直，光头泛光，开门见山地说他叫张翼，是张飞缺“德”的张翼，我当时就记住了这个名字。他说他想跟我学设计，并调侃自己的光头是为装饰脱发的严重。我察觉到他调侃背后的紧张，就问他怎么找到我的。他说他对中国建筑界一无所知，唯一知道的王澍，还是他母亲收集了简报给他，等他从华南理工大学毕业后想要继续读书，就向在非常工作室工作的好友打听合适的导师人选，他的好友向他推荐了我，说我常来这家咖啡厅，他就来这里碰碰运气了。我那些年在北大建筑养成的面试习惯，都是先问学生对建筑有哪方面兴趣。他说他正执迷于中国古代大木作的建造技术。在讲述他最擅长的领域时，他放松下来，兴致勃勃地谈及他参与各地大庙修建的经历，以及连古建教授都未必知道的庑殿斜脊如何安装的技巧。我那时才建完清水会馆，对大木作既无知识也无兴趣，就在他每次停顿时不断追问他，你这些兴趣能否带入当代设计实践。他事后告诉我，面对我始终不变的追问，他平生第一次有了想哭的冲动，不是基于畏惧或无知，而是他从未想过要将这些古建兴趣与当代设计相关联，他本以为这两者间有着自然而然的关联，猛然被我问及，才发现两者之间竟然一片虚无。他提前来到我的研究生组课，顺带等着来年考试，很快就与入学不久的王宝珍彼此投缘。那时方拥教授正带学生督造禄岛上的新教室，因为是复原古建式样，张翼就轻车熟路地参与其间。在正房上梁之际，师生们都在翘首以待，张翼却跑去扶住支撑大梁的木柱，工人安装的大梁忽然歪散，几乎擦着张翼的头皮轰然坠地，我吓得魂飞魄散，勒令他不要再去方拥的工地。一次方拥带大家参观故宫，中途对我们提了一个无人能答的古建问题，只有蹭课的张翼给了答案。方拥好奇地问他从哪儿知道的，张翼说是自己琢磨出的，方拥盯着他狠看了一会，觉得不可思议，说他自己思考此事多年，才得出并未公开的类似结论。大概是被方拥盯得发毛，又担心会被方拥招去学古建，考了第一名的张翼，面试时一再强调他自学古建，只是为向董老师学习造园做准备，并无惊无险地归到我的名下。他在我这里就读初期，既没有表现出对建造实践的兴趣，也没找到大木作如何与当代设计发生关联的接口。王宝珍入学那年，我主持了张永和离开后最后一次建造实践课。我给出的秋季组课议题是“砌体”，研究的范围既有砖块，也有土坯；既有全无形状的毛石，也有赖特早年建成的那些华丽的砌块建筑，我甚至还将沙夫迪1967年在蒙特利尔建造的集合住宅，视为空间砌筑的案例。我将我收集的不同案例交给学生，让他们自行选择各自感兴趣的案例进行研究，王宝珍大概那时就选择了哈桑·法赛的土坯建筑，并成为他后来硕士论文研究的内容之一。张翼那时还没入学，却挑选了赖特的砌块建筑进行研究。他在组课上详细讲解了赖特那些纹样华美的砌体建筑，并试图寻找它们与赖特的老师沙利文关于装饰纹样著述的关联。我中途向他提问——赖特这类砌筑建筑，既然建成时就遭遇到墙体漏水问题，它们本可用赖特草原式住宅成熟的大屋顶出挑来解决，为何赖特这类房子却几乎没用到大屋顶？张翼虽得出赖特想要表现几何体量才放弃大屋顶这一结论，但更深入的研究，似乎难以为继。张翼正式进入我门下读书时，我那时正在阅读卒姆托英文版的《三个概念》，我对里面数次出现“monolithic”具有“独石般的”以及“单色的”的这两种词意都有兴趣，以为这既可能是解读卒姆托建筑空间的造型关键，也可能与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大色域抽象画派有关，就将这一模糊的议题交给张翼，但这如一只鳞片般的线索，显然难住了他。我转而将斯卡帕为什么常用5.5厘米的线脚来浇筑混凝土的具体问题交给他，并让他考证这些是否与古希腊柱身上的凹槽线脚相关。我不清楚张翼如何将斯卡帕的线脚当作楼梯，又如何将古希腊柱身凹槽当成扶手，他忽然进入两者之间的文艺复兴的装饰语境。当他得出文艺复兴的线脚是为将建筑装饰成独石般的体量时，我还将信将疑；当他将装饰区分为“本体性装饰”与“再现性装饰”时，我忽然意识到，这或许是现代建筑被隐匿的核心议题之一；当他随后准备以《建筑装饰》为硕士论文题所展开的组课阐述中，其缜密的理论素养，似乎只有张永和的研究生吴洪德才可比拟。张永和离开北大时，将还未毕业的吴洪德委托我继续指导。我第一次在咖啡厅听吴洪德讲他关于图表的论文，竟有听不懂却觉得厉害的奇异感，这种感觉，我只在清华601宿舍听李岩讲建筑时才有过。我不舍得独自听，就请他暂停，我叫来我的几位学生一起听，其中大概就有王宝珍与张翼。我那时没想到，在一旁颇显懵懂的张翼，很快就让我将他与吴洪德视为中心并驰的理论天才。等张翼研二正式撰写论文时，我发现他的论文文体，就像是组课上的口语录入，我批评他的口语化文风，他则要我推荐论文写作的范本，我一时记不起来，就让他参考王骏阳翻译的那本《建构文化研究》，他再次表现出超凡的学习能力，他下次提交的论文章节，我已挑不出文字毛病。在张翼写作迅速的论文初期，王宝珍的毕业论文已近尾声，我对王宝珍论文的内容比较满意，但对他的记叙文的写作倾向颇为头疼，想着张翼表现过这方面的超凡禀赋，就建议张翼帮忙把关。因为记得张永和希望中心能培养出有思想的实践者，也记得那次带他们几位学生参与明秀园建造实践时张翼的吃力，就督促张翼尽快完成毕业论文，以便毕业前我还有时间单独辅导他的设计实践，后来却不了了之。张翼对毕业后的去向描述，我至今难解。一方面，按他的讲法，他比我还好为人师，他甚至愿花钱雇人听他讲课；另一方面，与我得知大学老师不用坐班就决意要当老师不同，张翼却决不肯进任何教学机构就职。我后来听说，他在广州创办了同尘讲坛，还听说听他的讲座得提前月余才能预约上，我既感夸张，也觉欣慰。张翼开设的同尘讲坛，很快对我这里就有了反哺，很有一些质量不错的考生，经由同尘讲座的洗尘而来。而我本人的受益，则是我读过同尘发表的一些质量不错的文章，尤其是张翼与陈录雍合写的《混凝土材料塑性表现的双重逻辑》，是我那些年读到的最好文章之一。因为记得想为张翼补强设计的夙愿，几年前，我召集几位研究生一起参与何里拾庭的设计时，特意邀请他与王宝珍一起参加。王宝珍的设计一如既往总体动人，也一如既往总有几处强造处，张翼的设计却让我颇为失望，他撰写的那些相关构造与节点的精彩文章，竟完全没能投射到他自己的设计中。面对他既无节点也无构造的设计，我很有些气急败坏地旧话重提，再次要求他向王宝珍学习建造技巧，同时也希望王宝珍能以张翼的理论逻辑来克服他的炫技习惯。积郁多年的张翼，终于没能忍住反驳我，他说没几个人能像您那样既精通建造又长于理论，当年您就老是恨不得我与宝珍合体，您不清楚这对我和宝珍的压力到底有多大，我们能各自精通一样技能就已殚精竭虑了。我忽然间就哑了口，我听出一些委屈，甚至一丝讥讽，我意识到，张永和要为北大培养有思想的工匠任务的确高不可攀，我退而求其次地想，我能培养出王宝珍与张翼这两类实践与理论专才，似乎也并不容易，有时，甚至要靠机缘。我对他们是否由我培养而成，也并不确定。大概是在明秀园那次建造实践课，远离了北大组课的激烈氛围，王宝珍不知为何会讲起他小时候就有制作的兴趣。他那时与同龄人一起制作各自的弹弓，做完后小伙伴会花钱买王宝珍做的弹弓，大概是因为他的弹弓既好用又讲究。如此看来，我并没培养出他的制作兴趣，只是张永和为北大建筑培植出的建造氛围，共振了王宝珍本有的制作本能，投射到具体的建筑设计上，就呈现出清晰的建造工艺，我却总想把他并不擅长的理论思考，强加给他。张翼在组课上显示出文艺复兴建筑理论的深厚素养，让我自叹不如。我有一次问他是否在本科就积蓄了西建史素养，他神情古怪地提醒我是否记得他对中国古建大木作的最初兴趣。我一时羞愧难当，忽然记起他常以柏拉图的《理想国》来起兴装饰起源的话题，就转而问他是否很早就对柏拉图感兴趣，他点头称是。这大概能解释他理论缜密的来源。有了柏拉图哲学的兴趣打底，当他为阐述装饰一词而阅读文艺复兴的建筑理论时，哪怕是救急式的阅读，也大抵不会失去逻辑，并以此驾驭他关于“本体性装饰”与“再现性装饰”这两种我至今还难区分的概念。就此而言，我也并没教过他本已擅长的逻辑缜密，大概是我初次见面就逼他将已有的兴趣投射到现代建筑上的压力，推动了他将本科时的哲学兴趣嫁接到建筑思考上时，才嫁接出他关于建筑装饰议题的理论深度，我却总想将王宝珍的建造天赋强加于他。我有时难免会虚构，不知张翼将柏拉图理论的兴趣投射到他最初的大木作兴趣上，将会展现出中国建筑怎样的现代建筑理论前景。直到比张翼晚九年入学的朴世禺，写成了《传统大木建筑的空间愿望与结构异变》毕业论文时，我才清晰地意识到中国大木作结构所能展现的空间潜力。性格温和的朴世禺，大概是在三年间从没被我训斥过的第一位学生，我既想不起他如何选定大木作的论文题，也记不起他论文展开的具体内容，只模糊记得他每次组课讲述论文时都波澜不惊，既无让我眼前一亮的惊讶，也从无让我觉得堵塞的硬伤，我也因此在很长时间都记不清他的名字。等晚一届进来的张逸凌准备撰写日本书院造的论文时，我对书院造梁架结构一知半解，就让她去咨询才研究过大木结构的朴世禺，在她的论文组课上，我就屡屡听到朴世禺的名字，我才候补式地记住了这个名字。朴世禺毕业后，去了故宫博物院，在张逸凌最后一年的论文组课上还常常出现，并实质性地充当了张逸凌的副导师。他经常抽空来我的研究生组课，有时也会在组课上讲解他正感兴趣的一些议题。我有一次问他在故宫里工作的感受，他黝黑的脸上立刻就笑出白齿，说是除开每月发工资那天有些犯愁生活外，他每天都觉得特别有意思，无论是勘查现场，还是旁观故宫建筑的修复；无论是查找文献，还是偶尔有机会在故宫里做些展陈设计，都让他觉得既兴奋又新鲜。我在他这些看似普通的描述中，发现他并不平凡的性格，他的拮据生活，既然没能压倒他的兴趣，就将保护他推进专业兴趣的持久性。后来又听说他出版了一本相关古建技术的科普畅销书，欣慰之余，就问他是否在本科就对大木作有兴趣。他果断地摇头，说是我那时开始对日本书院造空间感兴趣，就将大木结构的准备知识交给了他，他从一无所知处进入大木作空间的构造领域，他越是研究就越觉得有意思，后来就变成了他的硕士论文题。我对大木作起兴的缘由，确实是在朴世禺入学前后。我父亲去世那年，我正在阅读葛明送我的筱原一男作品集，见到他以大屋顶、土间这些日本传统建筑要素所展开对现代建筑空间的精彩论断，就在《天堂与乐园》的章节里，模拟着写了些与中国建筑屋顶、墙身、宅地与身体文化相关的片段文字，并尝试着推演中国传统大木建筑对现代设计的可能性潜力。一次与葛明在红砖美术馆闲聊建筑，他对红砖美术馆小餐厅以仿木混凝土架构出的空间剖面极有兴趣，我则得意于小餐厅二次改造时的转角打开。我炫耀它以减柱的结构方式获得即景应变的空间效果，葛明则兴奋地谈及他在微园曾以移柱来加密柱子所获得的空间疏密的效果。正当我俩眉飞色舞地对结构性的减柱、移柱、密柱可能带来的空间效果进行畅想时，一旁古建专业出身的周仪听不下去，她冷哼了一声，说是你俩根本就在滥用减柱、移柱这些专业术语，并断言说，日本光净院客殿的减柱空间才真正精彩。我那时已动了想去日本看看的念头，正好葛明微园的甲方想邀请我俩一起去京都，以感谢我对微园置石提供的一些建议。我和葛明到了京都，却发现光净院客殿既不在京都，也不对外开放，只对特殊学者预约。那次京都之行，我不但参观了我所聚焦的几个庭园，也刻意留意了周仪提醒我书院造长押的空间设计潜力，并猜测日本当代建筑以梁架围合空间的案例，多半就源于书院造利用梁下长押围合的空间意象。隔年与周仪再去日本，她提前预约了日本两大书院造经典——劝学院客殿与光净院客殿，尽管我们是在一位僧人帮忙开门引导或监督之下，仅仅一瞥两个客殿内外空间架构，就足以让我动心。在《天堂与乐园》里，我曾描述过它们对我的结构性刺激，我对中国大木空间常以减柱或移柱来解决内部宗教场景的空间意象并不满意。我以为，若是能找到中国建筑对外部景象曾有即景反应的空间经验，就能克服当代建筑只能对材料、结构、空间进行自我表现的炫技困境。我那时虽从周仪撰写的《从阑槛钩窗到美人靠》一文中，发现了中国建筑装折部分有对户外风景的装折意图，也在自己阅读《营造法式》时发现了截间屏风与照壁屏风这类分割空间的隔截方式，或许能与筱原一男针对日本空间分割相互比照，我甚至还尝试着对分割与分隔、隔截与隔断进行词义辨析，以推演它们对空间设计的差异性潜力。基于现代建筑空间与现代框架结构的密切语境，总以为大木结构比装折体系对现代空间的影响才真正关键，当我在劝学院客殿与光净院客殿里，发现它们各自减柱的结构设计都有为身体在广缘间直面风景明确的空间意图时，尤其是它们利用移柱的方式所得到的转角打开的空间指向——我一直以为是赖特的专利，我当时的喜悦无以言表，我希望有人能以日本书院造的大木空间为比照，来研究中国大木作的空间潜力。朴世禺恰逢其时地承担了这一任务，他不但全面比较了中日大木结构的基本差异，也远比我系统地阐释了中国大木结构有对现代空间设计展现出的各种潜力。而晚他一届的张逸凌，则直接以《建筑设计视角下劝学院客殿与光净院客殿之对照分析》为她的硕士论文题。我和常年参加中心答辩的李兴刚与黄居正，一致认为这两篇论文是我所有学生论文里最优秀的几篇之一。检讨这几位学生论文题目的来历，我开始反省我对学生定题方向的错觉。多年前，葛明就劝我让学生撰写我所聚焦的园林议题，我总是说我当年读王国梁老师的博士时，就得益于他对我所感兴趣的论文方向没设限制。我最理想的学生，是那些自带兴趣与问题的学生；我最理想的教学方式，是帮助学生们推动他们各自感兴趣的议题，只有那些没带兴趣来我这里的学生，我才会给出议题建议。多年来，我一直自得于我带过的三十几位研究生，研究园林的只有零星几位，其余论文方向的多样性一度让我产生过百花齐放的幻觉。如今想来，我自己带过的学生，除头两届学生自带了兴趣来我这里外，往后的学生，似乎只有王磊与薛喆的论文方向是他们自己的兴趣所致。化学系转来的王磊，因为自带了对植物的兴趣，就撰写了《植物与现当代建筑的关系初探》，而薛喆自行撰写的《建筑设计中的徒手曲线》，是我既陌生也无感的领域，其余学生，即便是张翼关于建筑装饰的论文，其起兴的几处片段，都是我有兴趣却力不从心的线索。如今看来，我那些学生论文看似毫无规律的论文题，大致还是夹杂着我对身体与行为的空间兴趣、转角打开所带来空间潜力的兴趣，以及我对现代空间装置艺术的久远兴趣，它们似乎都开始偏离王宝珍那届建造实践的方向。但这些论文选题的方向，也并非全由我主导。我记不清是朴世禺还是哪位学生，在讲解自己的论文时列举过中村竜治那些以梁、基座等建筑术语命名的装置，我和组课的学生都很喜欢，就交给比张逸凌再晚一届的秦圣雅研究，她撰写的《中村竜治装置中的分割与意象》论文，与张逸凌、朴世禺的另两篇论文，都是我近十年带过的最优秀的毕业论文。这三位三届接续的学生，他们的本科学校都很普通，他们考入中心的成绩都是录入学生中的末名，他们都没自带建筑方面的兴趣，一开始也都没显示出非凡的个性，但对我交给他们的议题，却都有推动问题的扎实能力，却都写出让我觉得皆可出版的优秀论文，他们就都没经历过我的严厉批评，以至于张逸凌听说师兄师姐都有被我训哭的经历时，她瞪大眼睛看我不敢相信，她大概是第一位说我性情温和的学生。这多少让我觉得安慰，他们大概能证明三件事：我并非只能通过严苛才能教好学生；类似我这种没有显赫本科的学生，也能学好建筑；学生们是否自带兴趣来我这里，也并非能否写好论文的关键。当初面临中心被取消时就想筹划这些学生论文的出版一事，直到最近才具体落实，预计将要出版的十二本，因毕业生各自的事业繁忙，未必一定都能完成，我选择先出王宝珍的《土+砖+秸秆》、张翼的《建筑装饰》、朴世禺的《大木与空间》这三本由论文扩展的著作，并非因为他们的毕业论文最佳，而是他们都曾各自出版过比较畅销的著作，我想以此来减轻出版社的经济压力。当我准备为这三本先行出版的论文写个总序时，才发现我那本一起出版的《砖头与石头》，更像是我为何张罗这批学生论文出版物的一篇长序，在封面括号里的清水会馆（记）、北大建筑（记），分别记录了我对清水会馆被拆以及北大建筑学研究中心被撤的两种新旧不一的情绪。我既想用清水会馆新近被拆的新鲜情绪，来对冲北大建筑早已消亡的悱恻惆怅，又想用预计十二本学生论文的出版周期，来延长北大建筑依旧存在的幻觉。一个月前，退休了两年的王昀老师来我办公室，参加北大建筑最后一届研究生答辩，听说我也不再招收学生，常年担任答辩委员的黄居正与汪芳都有些伤感，都在问我既然还有几年退休，为何不继续招生，我回答说是因为没了王昀老师的庇护，而更真实的情绪则是我不想再苦心经营北大建筑依旧持存的幻觉。答辩过后，王昀如释重负地与我道别，笑眯眯地向打点中心办公室已二十余年的张小莉老师致谢，并希望她能坚持到我也退休之际，张小莉眼含热泪地说她也准备收拾回家了，并感谢黄居正、汪芳老师这些年对中心的大力支持。我对这种离别情绪，当时都有些麻木。隔几日在办公室再见张小莉，我忽然心血来潮地想劝她再留几年，我知道她喜见我这里学生兴旺的情形，这几年毕业生不能进校参与我的组课，让她倍感冷清。半年前，我破天荒地招来一位在美国念书的本科生来千庭工作室实习，大概还想维持中心还有学生上课的幻境。我向她许诺，接下来，还会有一位同济的实习生，加上千庭工作室的钱亮与张应鹏，都是她既熟悉也喜爱的我的毕业生，我希望她能一如既往地管理他们。我还说，如果连你也要和王昀一起离开，我可能也不愿再来办公室，我大概会带着钱亮他们去外面的咖啡厅里工作。张小莉很是唏嘘伤感了一会，终于答应我再坚持个一年半载再说，我当时所觉到的心安，后来证明还是幻觉。半个月后，一位南方的设计师和钱亮联系，说他想来办公室看望我，钱亮说董老师最近几乎不来办公室了。我是在这位朋友的电话转述中，才觉察到我的习性改变，我有意无意地以各种忙碌，避开我过去常去的办公室，大概是师生们都一一离开后的孑然处境，我并不习惯2005年，张永和在北大建筑学研究中心初创期的辉煌间离开时，我也不适应。张永和为北大建筑学研究中心构想的理想架构，是由导师负责的工作室制。学生除开选修北大外系的必要学分外，头两年主要参加建造研究与城市研究这类通识必修课，第三年可选择不同导师的工作室，完成各自的毕业论文。我那时还没有招收学生的资格，却是我最喜爱的教学状态，我既可选择张永和的研究生中我有兴趣的话题进行交流，又不必承担他们能否毕业的责任，我那时交往最多的是臧峰、黄燚、王欣、李静晖这几位。方拥接手后，研究生一进来就被分配给导师，我一开始也并不适应，虽说有师生间面试时的相互选择，但每几届学生里，总有个别让我觉得力不从心的学生，但却没有了先前那种可以调整导师的机会。我原以为，对那些不能举一反三的学生，任何导师大概都会无能为力。我那时在组课上常常气急败坏地咆哮说，你们都知道孔子说过有教无类，但从不提及孔子还说过不能举一反三者就不必教了。但吴茜在我这里的求学经历让我警醒。她最初在我这里，对我让她研究我一直迷恋的堀口捨己的庭园与建筑，她既有兴趣，也极认真，但每次汇报时，我总觉得她把握不住重点，高压之下，她转到方海名下，在后者宽松的育人氛围里，吴茜撰写相关巴洛克剧场的论文却相当精彩。每念及此，我对那两位转到方海名下的学生，以及临近毕业却决定退学的一位学生，总有难以抹去的内疚感。三年前，我决定停止招生时，曾收到过一位考生的邮件。他责备我的自私决定，导致他这类没有名校背景的一批学生，都失去了二次深造的机会。我并不觉得我那时只有一个名额的招生，能缓解这类普遍情形，我既没回邮件，也没觉得内疚。我这些年来最觉愧疚的学生，是北大城环学院的一位本科生。或许是听过我在北大的两门通选课，中途想来参加我的组课，我将日本茶室的八窗主题交给她研究，她断断续续地在我的组课上讲了一年左右，我和组课的学生们，从开始的严苛批评，到后来都觉得有些意思，她也渐渐来了兴趣，等她毕业那年，她提出想通过保送的方式来我这里读书。正好王昀那时与我合计，既然我俩每年都各自只有一个招生名额，不如干脆只招保送学生，既可避免出题的麻烦，也可避免学院招生简章上已删去建筑方向的招生尴尬。我对此自无不可，回头问那位学生是否具备学院保送的成绩要求，她对此很有信心，我就口头同意了保送一事。等临近出题时，张小莉听说我们这届只想招收保送学生时，她坚决反对，说是中心这些年近乎隐形，招生是唯一能证明我们还继续存在的对外讯息，王昀执掌中心这些年的无为而治，从没违逆过张小莉的任何建议，这次也一如既往地答应张小莉我们会继续出题招生，我尽管觉得为难，但也以为张老师的建议合情合理。下次组课结束时，我约了那位女生在中心的藤架下谈话，我极为艰难地描述了中心的困境，并抱歉我不能独自招收保送生的决定，得知她已错过学院调整保送单位的时机，我当时的愧疚感，一言难尽。她尽管失落，但还是向我指导过她的研究，诚恳致谢，既无怨言，也无责备地与我道别。撰写这篇不像是序的长序，本为避免重复我那本《砖头与石头》里更像是序的文字，但我还是忍不住复述我在《北大建筑（记）》里的最后一段文字。尼采在残篇《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的残序里以为，人类历史上建立过的所有体系，都会被后世所驳倒坍塌，在废墟间熠熠生光的，不是那些体系的残垣断壁，而是架构体系之人的个性光芒。就已消亡的北大建筑学研究中心而言，这些个性，不单属于创建了北大建筑体系的那些教师，也属于在中心求学过的所有学生，他们既包括像曾仁臻这种常年参加我组课的旁听生，也包括那位我本应招入北大建筑的优秀学生。我上个月还因健忘在北大迷路，但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几年前那位女生推门离开向我致谢时的那种落寞却不失修养的神情，也记得上个月曾仁臻带我看他在溪山庭绘制在不同角落的小画时那种既矜持又自得的神情，其清晰程度，并不亚于我对王宝珍、张翼、朴世禺先后在我组课上两眼放光且历历在目的记忆。董豫赣2024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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