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版弁言
拙作《德礼之间》经过19992009年十载光阴的淬炼与磨砺而脱胎换骨，由博士学位论文发展为一部专门著作，其中甘苦一言难尽。更具体一点说，2003年《道家形而上学研究》出版后，我立即着手开始新的研究和写作，几经寒暑，终于在2007年前后草创了篇幅长达七十余万字的《德的研究》。然后我又用了一年有半的时间，对原稿进行整编修订，并更名为《德礼之间》。实际上，那次整编修订目的不仅是为了减省篇籍、控制字数和条次文句，更重要的是使主题更明确、结构更合理、细节更准确。
思考和写作期间，除了与往圣先贤的对话，许多前辈和师友也都给了我莫大的启迪和帮助，特别是余敦康和陈来两位先生。我在世界宗教研究所工作期间，经常向余敦康先生请教，受教良深。我也把陈来先生的《古代宗教与伦理》及其姊妹篇《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放在案头，经常翻阅、批注、摩挲，它们使我明确了自己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当然还给了我无穷无尽的激励和启发，成为我研究轴心时期抑或前诸子时期思想史的出发点。比如说，其中关于轴心时期、哲学突破和文化大小传统的分析和论述，以及礼是无所不包的文化体系德感文化的判断都深刻影响了我的思考与写作。[1] 陈来先生曾说，《古代宗教与伦理》出乎追溯儒家思想的根源的强烈自觉，[2] 那么拙作《德礼之间》试图讨论的问题，就是轴心时期哲学突破的深远历史背景，换言之，就是作为思想史背景和渊薮的诸子百家哲学之史前史。
这本书出版后，得到了不少师友同行的关注，引起了不少青年学者的兴趣，幸何如哉！在接下来的岁月里，我的研究亦与时俱进，有了不少新创获。自近现代以降的中国思想史、哲学史和哲学研究传统角度，并结合我个人的学术生涯和研究历程来看，下面几个问题非常重要：
- 德的时代。拙作《德礼之间》的一个重要创见，就是指出了殷周之际到春秋战国之交绵延数百年的思想史主题高度聚焦于德，因此有理由认为前诸子时期的思想史主题就是德的时代，这是我近年来反复阐扬的，也是前人作品所没有触及过的说法。以往人们多以西周以来的天命神学来概括前诸子（哲学）时期的思想史背景，得失参半，因为西周以来天命观天道观的实质内容和核心概念就是德，唯有德方能称得上西周以来思想史、文化史的主题。实际上，德的观念和话语支配了那个时期政治、宗教、社会、文化、伦理与精神气质诸方面，几乎牢笼一切。
既然前诸子（哲学）时期能够概括为德的时代，那么它似乎具有了划时代的意义，即确定思想史、哲学史的历史分期，且内在地把握其发展规律和理论特征的意义。原因在于，春秋战国以降的诸子百家哲学皆围绕道的概念及其理论展开，由此奠定了道的时代的深刻基础；直到北宋新儒家崛起，才揭开了哲学史的新篇章，即理的时代。事实上，我使用德的时代道的时代理的时代来归纳思想史、哲学史上的三大时代，是在张岱年先生倡导的中国哲学史范畴史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向前推进一步的结果。[3] 如此，古代思想世界就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其特点，就是讲道德、讲道理。
- 玄德与明德，以及德与Virtue之间的比较。我们知道，道这个语词转变为哲学概念始自《老子》，那么老子哲学思考的颠覆性就在于以道取代了德在思想世界中的支配地位。进一步的问题是，《老子》又是如何讨论德的呢？我曾指出，玄德是老子哲学独创的概念，同时也是哲学突破的重要标尺，实际上玄德概念及其理论乃是道家伦理学（含政治哲学）的理论基础。[4]
换言之，诸子百家哲学皆从前诸子时期的思想文化背景脱颖而出，然而他们的思想取向和精神气质却各具特点。既然德乃前诸子时期思想史的主题，同时也是诸子哲学所由以突破与开展的背景和基础，那么，诸子百家哲学如何讨论与诠释德，就十分耐人寻味了。事实上，儒家和道家不但在仁义与道德的关系上持论相反、分歧特甚；二者对传统思想遗产中的德，亦予以了取向不同的创造性运用与开展：儒家推崇明德，而道家倡言玄德。[5] 韩愈声称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原道》），这何尝不是儒家思想的写照呢？儒家自孔子以来，就围绕着仁讨论德，或者说通过仁诠释德，到了孟子始称仁义，把仁和义联系起来，以至于《汉书·艺文志》概括儒家思想要旨时会说留心于仁义之际，而郭店楚简和马王堆帛书《五行篇》恰好反映出其间的曲折变化。相对而言，儒家哲学语境中的德比较容易把握，不过就是把道德理解为仁义而已。道家所谓德则复杂一些，经过比较缜密的梳理和分析，目前已经能够清晰阐明玄德乃道家哲学最为核心的概念之一，它既是哲学突破的重要标尺，也是道家迥异乎儒家的地方。老子实际上将前诸子时期德的部分内涵萃取出来，并移植于道，[6] 同时又针对明德传统予以反思，深化之为以玄德概念为核心的德的概念，这种道与德之间的推移与点化同时也是从语词到概念的升华可以说是老子哲学结构化的主要面向，亦充分体现了老子哲学创造性阐释的特色。总之，玄德几乎就是道的另一种表述，因为它是最高、最深刻的德，是道的最根本的体现。实际上，道家伦理学和政治哲学的理论基础就是玄德。
耐人寻味的是，儒家和道家分别基于明德和玄德来思考人的本质、价值和意义，也就是说，他们在讨论人性理论时都不约而同地追溯到了德。战国年间诸子百家围绕人性概念的讨论，或诉诸命，或依据德，或出于生，虽然比较多元，然而德却无疑是最重要的渊薮。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建构起了独具特色的德性伦理学，因为他们的伦理学（含政治哲学）试图从人性内在于德的角度进行哲学思考，乃是真正意义上德性伦理学。那么，中国古代德性伦理学与西方思想史上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美德伦理学之间的异同，就很值得探寻了。这样一种思想动机驱使我写作了《德与Virtue》一文。[7] 我曾在《道家形而上学研究》《德礼之间》里讨论过德与aretē，然而意犹未尽。《德与Virtue》则进一步揭示，古代中国德性伦理学（以儒道两家为代表）从理论范式上分析，是以心性论、精神哲学、实践智慧和境界理论为中心的，而古希腊以来的西方美德论伦理学则是发源乎知识即美德，以逻辑学和知识论为中心的、试图揭示从to be（本体论）论证should to be（伦理学）的哲学理论。换言之，儒家和道家哲学在战国中期这个哲学史发展的分水岭上，都确立起了心性论哲学，这既是古代德性伦理学的基本特质，亦区别于古希腊以来的西方美德伦理学的根本所在。
（三）从德礼到道法的转折。拙作《德礼之间》曾指出，早期思想史由德礼向道法的转移与递进。近年来，随着对黄老思潮的深入研究，更加印证了这一点。纵观先秦时期的思想文化史，春秋战国年间发生了非常深刻且不可逆转的结构性变动，甚至可以称之为政治社会结构以及思想文化的范式转移（paradigm swift）；从德礼体系向道法体系的推陈出新和跌宕变化，最能体现、最能概括这种范式转移的特质。从政治权力结构层面考察，宗法政治结构的崩坏与王道陵夷、政治失序的困境互为表里，天下归一的时代诉求驱动了郡县制代替封建制的进程，最终形成了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史记·始皇本纪》）的新型国家；从社会结构层面说，尊德与尚贤之间的冲突与张力深刻改变了以尊尊、贵贵、亲亲为特点的世袭社会传统，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动十分剧烈，旧的德礼体系规定的社会关系已然瓦解，身份社会渐行渐远，归属性地位（ascribed status）业已被获得性地位（achieved status）所取代，契约关系似乎已经取代了家族关系，反传统的趋势亦越来越明显；从思想史角度分析，道的突破既代表了哲学时代的降临，也意味着德的时代的落幕，王官失守处士横议侧面折射了礼崩乐坏古之道术为天下裂的严峻困局。跨越了春秋战国之交的历史分界线后，儒家重视仁礼、德政、仁政，试图据此继续维系西周以来的德礼体系，并通过理论想象和重塑记忆把它（德礼体系及其价值意义）历史化为黄金时代，而道家、法家以及介乎两者之间的黄老学派（亦称道法家）则另辟蹊径，开拓了一种新思维：试图彻底推倒摇摇欲坠的德礼体系，并在它的废墟上重建新秩序，他们提出的道和法就是重建新秩序的关键词，也是其建构道法体系的基础。[8] 可见，从思想史角度看，道与德之间、礼与法之间的推移衍化，最值得玩味，也最值得深究。[9]
近几年我在研究道家黄老学派时，深切感受到从德礼向道法的转折是早期思想史、哲学史的主要脉络甚至主线。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春秋以来的礼乐文明或德礼体系经历了一个江河日下的历史命运。礼如若不能继续保持活力的话，德也就难以为继，德礼的思想空间亦势必变得逼仄和萎缩。法的制度化的崛起和法的精神的不断滋育，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礼乐文明及其制度的思想空间。管（仲）商（鞅）之学的历史背景就是春秋战国以来风起云涌的变法运动，围绕着法的制度创设，奠定了思考政治社会诸理论问题的现实基础，也是时代精神的风向标，这一点无庸置疑。重要的是，法起步于更张周礼，意味着礼的推陈出新，但从精神气质方面看，法的精神迥异乎德礼。法的出现与成长、法的制度化发展和法的精神的滋育，必然会驱使其自身去寻求那种更深刻、更抽象、更理论化的思想奠基，那么环顾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文化世界，尤其是哲学突破以来的思想世界，究竟谁是英雄，能够匹配法这样一个旧制度的掘墓人、大革命的弄潮儿？唯道而已！因为只有道能称得上哲学突破以来最深刻的理论洞见。
思想史语境中，道与法的相遇当然不是偶然邂逅。为什么这么说呢？进入哲学时期后，围绕德礼建构起来的思想文化世界并没有彻底沦落成孤魂游荡的废墟，相反，诸子百家按照不同取径分化发展，创造出更加多元的思想世界，叠置于旧的思想世界（德礼体系）之上。比如说孔子确立的仁礼两端，开启了儒家游心于仁义之际的思想传统，其实就是一种沿着德礼思想逻辑展开的创造性回应与创造性转化。道家则通过道德之意完成了创造性回应与创造性转化，奠定了道法相互结合、相互催化的理论基础。道的概念是哲学突破的重要标尺，它的出现意味着德的语词不复具有之前那种最高深、最核心思想范畴的思想史地位。
诸子哲学脱胎于前诸子时期的思想史，由前诸子时期的思想空间拓展为诸子哲学时期更为复杂深邃的异度空间，其中涉及的脉络线索可说是千头万绪，要而言之，道的概念逆转了德的语词的主宰性地位，法的制度设施和精神价值针对礼的革命性更化，应该是思想史上最值得注意的焦点。道法之间的思想空间深邃广阔、耐人寻味。总之，从德礼向道法的结构性转型乃是周秦之变的思想史形式。道法之间的思想空间尤其耐人寻味，因为诸子百家都参与其中，而黄老政治哲学之思考则富于建设性、具有独特性，其理论贡献和思想特征不容小觑。黄老政治哲学的思想空间主要由道（概念及其理论）与法（概念及其理论）交错纠结而成，同时也深刻且广泛地涉及了礼与法、道与法、名与理、刑法与德教间的复杂脉络。
我自信以上几点创获皆发前人之所未发，足以刷新我们对古代思想世界及哲学史的理解与认识，甚至有助于我们更透辟地把握早期思想史和哲学史的规律与节奏，打开更广阔、更深邃的思想史、哲学史研究空间。拙作《德礼之间》的再版，也给了我一个回顾和反思自己学术研究和思想历程的机会，为此要特别感谢学术界和三联书店的认可、推动和批评。回望来路，我自己也感慨良深，因为近年来持续不懈的探索，已经能够把《德礼之间》（致力于讨论德）与《道家形而上学研究》（旨在阐明道）两部著作所讨论的问题有机结合起来，可谓相得益彰；同时，也有条件进一步阐明和揭示若干中国思想史、哲学史和哲学研究中的具有整体性和全局意义的重要问题。思想史和哲学史的长流，从它发端的那一刻起就永远是活的、动态的、生机勃勃的，它不可能凝固，不可能停滞，不可能被封闭起来，而是与日常新、无穷无尽。伴随着长期的思考和写作，我深切感受到自身的内在生命发生了某种难以言表的蜕变。是耶非耶，化为蝴蝶！
郑开
2025年1月
[1] 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第225，149页。
[2] 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第362页。
[3] 郑开：《划时代：中国思想史、哲学史分期问题略论》，《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24年第6期。
[4] 郑开：《玄德论：关于老子政治哲学和伦理学的解读与阐释》，《商丘师院学报》2013年第1期。
[5] 倘若我们不限于《老子》和《庄子》，诉诸更广泛的历史文献来推寻玄德语词（概念）的来龙去脉，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儒家绝口不言玄德，正如道家只字不提明德。姚方兴所造的《孔传·舜典》经文中出现了玄德升闻，乃命以位，但是包括此语在内的《舜典》篇首二十八字，尤其可疑（见蒋善国：《尚书综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930页）。道家著作里亦鲜见明德，马王堆出土的《黄老帛书》同时提到了玄德与明德，只不过体现了黄老学兼容并蓄的思想特征而已。这难道仅仅是出乎偶然么？实际上，明德玄德都是视觉语词，一个表光照，一个表幽隐。很明显，玄德和明德正相反对。我们知道，明德是自西周以来的主流意识形态所不可或缺的话语，因而屡见于彝铭、《诗》、《书》和儒家经典，乃是正面阐述政治、伦理思想的关键词。
[6] 参见本书第430453页。
[7] 郑开：《德与Virtue跨语际跨文化的伦理学范式比较研究》，邓安庆（主编）：《伦理学术：伦理学中的自然精神与自由德性》第9辑，上海教育出版社，2021年。
[8] 参见本书第403411页。
[9] 郑开：《道家政治哲学发微》，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2422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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