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组织和政治生活中，指责的博弈（blame game）已引发广泛的讨论。在搜索引擎中输入这个词，或其他相近的说法，如指责文化（blame culture）、免责政治（teflon politics），你会看到数千万的点击量。本书旨在描述、剖析和解释指责的博弈，展现避责（blame avoidance）如何塑造政治和组织生活，看看指责的世界（blameworld ）里，从高层领导到一线人员的各类主体，究竟使用了哪些策略来限制或转移责任。尽管大多数观点在基调上都不赞同指责的博弈和指责文化的合理性，但我认为指责在社会和制度生活中并不全然是坏事。无论我们对对抗性法制（adversarial legalism）或政治生活中琐碎的绩效评分多么厌倦，一个没有指责的世界总会有一些重大缺陷。因此，在讨论指责的博弈和避责的话题时，我将超越好坏之争，探讨如何在指责和避责间取得平衡。 任何讨论政府和公共服务中避责话题的书，都自然要在开头给出一个借口。自2001年我在牛津大学就这一主题发表第一次演讲以来，我花了近十年的时间才写下这本书。为了解释为什么这么慢，我可以用行政工作耗费精力这一学界常用的借口，因为从2000年开始，我的确做了大量的行政工作。但鉴于人们认为，相比于找借口，为自己行为的正当性做辩解往往是避责的更好的方式，所以我为自己拖延出书的辩解是，让一些争论持续发酵、成熟，是为了写出一本质量更高的书，欲速则不达。不过读者有权判断我的说法是否恰当。 为何避责这一话题令人如此着迷？原因或许有三点。其一，当你开始意识到避责这一现象时，就会发现它无处不在。例如，在我居住的地方，全天候警务（twenty-four-hour policing）这一传统概念被包装成更安全的社区（ safer neighborhoods ），显得温暖又可爱（谁会反对呢）。但是，你若进一步探究这个平平无奇的口号背后隐藏的信息，便会发现，新的口号意味着原先全天候警务的功能被自动语音取代，没有人接听你的电话了。那么，举个例子，当我们试图提醒某位警官，要留意本地社区猖獗的毒品交易却联系不到他时，我们到底该责备谁？ 其二，避责这一话题能在各个层面展开讨论，从对责任性质的深奥的哲学分析，到在公共汽车上或酒吧里谈论与大型组织斗智斗勇时的挫败感，这些大型组织的系统和结构似乎是专门用来增加普通老百姓与它们沟通的困难的。这方面的例子有很多，比如不在网站上公布电话号码，以团队而不是个人的名义给你发送电子邮件，或者只允许你通过特殊的表格进行投诉，除非抱着死磕的态度，一般人都会感到无比厌烦，你在表格上总找不到能够反映自身问题的那一栏。 其三，作为一个花了四十年时间研究政治和公共管理的人，我发现避责能够将三个分散在独立的学术领域的话题连起来，它们分别是公共组织和项目是如何被建构的，政治公关（spin）和公共舆论是如何运作的，以及与公共服务和政府管理的标准运作程序相关的政治现象。对避责的分析可将这三类分离的要素汇聚到一个点上，并且将有关组织与个体应然层面（对专业人士来说，是义务论）的行为分析和制度分析联系起来。所有的避责都是坏的吗？我们怎么将好的避责与坏的避责区别开？以及我们该如何促成好的避责，遏制坏的避责？ 在写作本书的漫长岁月里，我欠下了许多人情。在此，我郑重地感谢伦敦经济学院ESRC风险与监管分析中心（ESRC Centre for Analysis of Risk and Regulation）提供的精神和智力支持，为本书的一些工作提供资金帮助，并在本书撰写的整个过程中给予我研究员的岗位。我也很感谢从2004年到2010年由我负责的ESRC公共服务项目（ESRC Programme on Public Services ）。我要向那些帮助我搜索和完善本书材料的人，特别是露丝迪克逊（Ruth Dixon）和布莱尼吉尔（Bryony Gill）表达感谢。许多人给了我帮助，教会了我如何分析和思考避责，特别是我以前的研究生（现在是我的老师和合作者）拉阿南苏利策亚努-凯南（Raanan Sulitzeanu-Kenan）和威尔詹宁斯（Will Jennings）。我诚挚地感谢马丁洛奇（Martin Lodge），他通读了本书所有章节的草稿，并帮助我改进了论点，我还要感谢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匿名审稿人，他们提供了结合得恰到好处的鼓励和批评。我感谢来自三大洲，比如远在北京、格拉纳达、佛罗伦萨和代顿等地的受众，多年来他们在不同阶段参与各个部分观点的讨论，他们的鼓励和尖锐的质疑交织在一起，帮助我不断前进。我感谢曾就职于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理查德巴格利（Richard Baggaley），他在本书写作过程中，同时做到了坚持不懈的进度监控、对延误的宽容以及提供非常有益的改进建议。我也要感谢查克迈尔斯（Chuck Myers）、金威廉斯（Kim Williams）以及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所有其他帮助和鼓励我将手稿逐步完善成书的人。对于在得到所有这些帮助之后，仍然存在的许多错误，我实在想不出有什么办法可以避责。 克里斯托弗胡德 牛津大学
克里斯托弗胡德 Christopher Hood 英国著名学者，曾任教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悉尼大学、格拉斯哥大学、新加坡大学、香港城市大学等。2001年1月，被选为牛津大学万灵学院的高级学者，并获格莱斯通教授职位，2014年荣休。主要研究领域为公共部门的管制、当代各国公共管理与政府管制的变迁、政府管制的制度分析以及政府管制的改进与透明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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