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闫红以史料结合张爱玲小说、信件，将张爱玲与母亲、父亲、姑姑、弟弟的纠结亲情，与炎樱、苏青、傅雷、夏志清、宋淇、邝文美、庄信正等人的复杂友情，与亦舒、水晶等粉丝的往来渊源，特别是与桑弧、胡兰成、赖雅、佛朗士几段情缘的来龙去脉一一道来。从N个侧面，从各种情感里解读张爱玲，让人们认识到一个更为立体的作为爱人、朋友、亲人、偶像的张爱玲。另有解读《色·戒》《沉香屑·第一炉香》《半生缘》《白玫瑰与红玫瑰》文章作为附录，作者锦心妙笔、另具慧眼，从小说里读出世态人情，从人们熟悉的小说形象中，读出了张爱玲笔下女子不肯屈从于命运，努力寻找自身价值的英雄气质，将她的小说与她的人生互文见义，也读出了张爱玲本人强烈的主体意识。
我写稿时经常会提到张爱玲笔下的男人，他们太典型，你总会在这里或那里遇到他们。尤其是佟振保和沈世钧，似乎每个人身上都有一点儿。
佟振保的特点是平庸。这样说他本人可能不接受，在他自己以及他周围的人眼中，他不说是人中龙凤，也算得上出类拔萃。他出身贫寒，靠老母亲的含辛茹苦，避开做学徒的命运，“出洋得了学位，并在工厂实习过，非但是真才实学，而且是半工半读赤手空拳打下来的天下。他太太是大学毕业的，身家清白、面目姣好、性情温和、从不出来交际。一个女儿才九岁，大学的教育费已经给筹备下了”。放到现在，也是妥妥的精英。
但阿伦特定义的“平庸”，是“无思状态”，无法独立判断，不能也不想有自己的价值取舍。佟振保主动让自己处于这种状态中。 他心里有一个铁铸一般的“对的世界”，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他要一点点朝上爬，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若有余力还要报答桑梓，赞助如当初的他一般的贫寒子弟。 不是说这样不好，但这明光铮亮的理想占据佟振保全部世界，不给他的自我留下方寸之地。王娇蕊看得清楚，他虽然处处克制自己，内里却是个贪玩好吃的人。他本能地迷恋王娇蕊这样性感聪明的“红玫瑰”，只是这样的女子于那“对的世界”不相宜，他便存天理灭人欲地舍弃她，娶了他觉得索然的白玫瑰。
他像一个永远无法成长的孩童，用各种姿态逢迎这世界求表扬。至于那些被压抑的情爱和欲念，他选择私下里变态。比如去嫖，选黑的胖的——王娇蕊便不是纤细白皙的。“他所要的是丰肥的辱屈”，用这种方式，是否就能解决他对红玫瑰们的情牵与爱恨？像佟振保这样的人挺多，可能没这么极端，但心中同样有一座“对的殿堂”，在这个殿堂里获得存在感，是他们的毕生追求。《红楼梦》里林黛玉说：“我为的是我的心。”他们却害怕自己的心，一旦开始思索，会到何种地步？平庸的世界让人更有安全感，这世界人多势众，就算错了，也不用自己负责。
沈世钧比佟振保可爱一点，他的问题更有隐蔽性。初看《半生缘》，甚至会当成类似于鸳鸯蝴蝶派小说讲命运阴差阳错的故事，后来发现还是性格悲剧。沈世钧比佟振保多点抵抗力，一开始他拒绝被异化，不想成为他父母那类人，他放弃南京家里的产业，到上海去打工，遇到顾曼桢。到这里都很好，甚至可以说非常好，但是，当压力再大一点，他被推到需要抉择的紧要关头，他习惯性选择放弃。
父亲病重，母亲希望他回去继承家业，他就放弃已经有点起色的事业，回家继承皮货铺；顾曼桢家里不欢迎他，他就觉得曼桢的心也变了，要嫁给别人；曼桢被囚禁，他都已经来到她姐姐家，与她近在咫尺，但曼璐跟他说曼桢已经嫁了别人，他立即就相信了……
不是不抵抗，但只抵抗一点点。他不坚定，像一只蜗牛，一再伸出触角，又一再缩回去。他一点点走回老路，到后来，他对叔惠说：“要说我们这种生活，实在是无聊。不过总结一下，又仿佛还值得。别的不说，光看这两个孩子，人生不就是这么回事吗？”可以说，他已经变成自己最讨厌的那种人。
相形之下，张爱玲笔下最著名的几个女性，几乎个个都有一种英雄气概。王娇蕊就不用说了，她原本是玩世不恭的，但她内心的热情被佟振保唤醒，之后振保放弃了她，她不自弃。爱人不见了不重要，重要的是，她知道了“爱”这样东西。她离开提款机丈夫，踏上颠沛流离的路途，佟振保再见到她时，她老了胖了，但她过着忠实于内心有热情的生活，她的憔悴，是热情的印记，让空心人佟振保嫉妒。
《半生缘》里，世钧和曼桢的重逢对比没有这么鲜明，但落魄的曼桢显然比平顺的世钧活得更像样。在张爱玲的世界里，女性的革命性总比男性来得更彻底。但张爱玲同时也写到这种革命性的局限，她们天地太小，常常只能在情爱的世界里转圈。有时还会受到阻击，付出惨重代价。
《色·戒》里的王佳芝，不甘平庸，想找到自己的价值感。她和同学一起刺杀汉奸，因为她是个漂亮女人，她被委派充当“美人计”里的“美人”，委身厌恶的人。第一次行刺失败，她变成了一个笑话，有很久，她都担心自己有没有染上什么脏病。这是她后来临阵倒戈的根源，她感觉到在他们的“革命小团体”里女性的被剥削，以为在与汉奸易先生的关系里能获得爱情，实际上也并不。
《第一炉香》里的葛薇龙疑似恋爱脑，但其实是她当时没有更多选择，离开香港回到上海？梁太太的丫鬟都知道，女大学生找工作很难。她大概率还是只能去做“女结婚员”，和一个不喜欢的人过不快乐的一生。那么还不如燃烧一把，就算结局惨烈，她认了。
张爱玲笔下的男人不能说好或者不好，不管是沈世钧还是佟振保，都自有其迷人之处。他们都属于“无力者”，温顺而不失狡猾地配合这世界，希望拿到些残羹冷炙。而张爱玲笔下的女人更勇敢，敢于付出，敢于出走，也敢于承担，只是处境所限，终不免狼狈或者凄凉。
张爱玲对男女的认知和她的原生家庭有关。别看她父亲殴打囚禁她时很厉害的样子，在时代面前，他虚弱又茫然。除了吃喝嫖赌抽大烟，倚仗母亲的嫁妆在新时代里做遗少，他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张爱玲的母亲，如她自许的，是勇敢的湖南人。虽然她难以逃出女性身份，对于情爱有太多贪婪沉溺，但她一双小脚走出国门，去阿尔卑斯山滑雪，去马来西亚的工厂做工，这气魄已经超出当时太多男性。张爱玲的母亲、姑姑包括她自己，都走出新时代气象。而她父亲和弟弟，只管在那暮气沉沉的斗室里，沉下去，沉下去…… 这并非偶然。之前的时代，以男性为主体，为男性设计了一套完整的发展之路。他们从小就是家庭的主人，以后也是社会的主人，他们只要读书、仕进，按部就班地走，总不会太差。曾几何时，带张爱玲弟弟的女仆，在带张爱玲的女仆面前都自感优越，还替她弟弟做主，说将来弟弟不要张爱玲回家。
这样的环境里，男性有着过度的安全感和优越感，女性则在天然的焦虑里提升了适应能力。当新时代的大潮席卷而来，男人们面对从未见过的世界无所适从。而拥有不多，背负也不多的女性，很快找到节奏，建立自己的秩序。即便最终不算成功者，但那个思索、探索、试错的过程，让她们免于陷入平庸。 张爱玲的作品，与她的人生互文见义，这是我写这本书的缘故。作家和作家是不同的，有的作家，生活和作品之间有很大的壁垒，见到人，会感到奇怪：他（她）原来是这样。
张爱玲也有出乎粉丝意料之处，比如在很多人的回忆里，她都是和蔼可亲乃至可以侃侃而谈的（和水晶就谈七个小时，直至凌晨）。但是她的活法，放到她的小说里毫不违和，这或者可以说明她知行合一，她投入时代，也反映时代，胡兰成对她的定义最准确，她是“民国女子”。这四个字背后，不只是蓝衫黑裙，齐耳短发，还有相对于之前漫长时代的觉醒，和自行定义人生的勇气。不管你喜不喜欢张爱玲，但她的作品与人生，对于今时今日之人，依然有着某种可借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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