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网络危机》是我与研究生共同讨论和实践的成果。自2007年起，我在讲授传播研究方法的课程中，引入了对当下重大媒介案例的研究，并逐渐成为研究生思想训练的一项传统。在师生们的努力之下，研究内容不断充实，研究方法不断完善，研究成果也更加扎实。
    如果说，2008年出版的《公开时刻：汶川地震的传播学遗产》是南京大学“重大媒介案例研究”的一次起步；那么今天，这项历时两年的“政府网络危机”研究，则是在已有经验和知识积累的基础上，全面、系统地分析了十余年来出现的网络危机事件。
    “政府网络危机”课题的重要性，在全书中有全面的阐释，在此不再赘述。要言之，身处网络时代，这一议题已是国家治理的难中之难，政治文明演进的重中之重。
    网络云诡波谲，政治千头万绪，学理错综复杂。面对这项艰巨的工程，课题组以非同寻常的求真精神和科学态度，经历了漫长而难忘的学术攻关之旅。可以说，是巨大的学术责任心和持之以恒的努力，换来了面前这份沉甸甸的答卷。

    杜骏飞，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社会学博士。中国网络传播学会（CNMCA）会长，《中国网络传播研究》主编。南京大学网络传播研究中心（CMCRC）主任、网络舆情监测与分析实验室主任。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IAS）、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学术领域：网络社会与政治，新闻理论。传播研究方法。

绪论
一、研究的缘起
二、研究视角与方法
三、关键概念：危机、公共危机、政府危机
第一章 政府网络危机的主体行为
一、政府危机中的政府行为
1.引论
（1）政府
（2）网络舆论
（3）政府行为
2.政府行为及其主体的分析
（1）政府行为的模式
（2）政府行为的主体及其角色定位
（3）政府行为与政府形象
3.政府行为失范与政府危机
（1）政府行为失范的原因
（2）政府行为失范的表现
（3）政府形象危机的产生
4.总结
二、政府危机中的媒介行为
1.引论
（1）概念：角色、功能、公信力
（2）相关研究回顾
2.研究方法
3.媒介何为：关于媒介效用的四种判断
（1）信息公布渠道
（2）舆论引导指南
（3）公众集结平台
（4）公民监督利器
三、政府危机中的公众行为
1.概念界定
（1）公众
（2）政府的公共性
2.分析工具和框架
（1）政府危机中公众行为模式的内部变量
（2）政府危机中公众行为模式的外部环境变量
（3）个案分析框架：因果-进程-模型框架
3.典型个案“因果-进程-模型”分析
（1）厦门PX事件
（2）汶川地震
（3）“躲猫猫”事件
4.强度与走向：两种相关性假设
（1）公众主体内部变量与危机强度正相关
（2）以政府为主导的外部变量影响危机走向
5.治理公众危机的两个定律
（1）第一时间正面应激
（2）体制性预防治本
四、政府危机中的NGO行为
1.概念界定与理论溯源
（1）NGO：概念与政治指向
（2）国际NGO（INGO）与中国NGO
（3）NGO的分类
……

第二章 网络事件的性质及影响
第三章 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目的类型研究
参考文献
后记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先后经历了计划经济时期和市场经济时期。计划经济时期照搬苏联模式，错误地理解和执行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国家和社会理论，仍然强调的是政府的集权和垄断，此时仍是一种“强政府行为模式”。改革开放的实行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家权力开始有意弱化，社会及社会各界组织的权力开始回归。国家权力开始对市场经济进行适度干预和宏观调控。新时期以来，我国开始提倡和实施“服务型政府”，强调政府只是更好地为社会服务。
    由于受几千年封建专制统治而遗留下来的一些根深蒂固的制度和思想影响，中国目前的政府行为模式中还是有很多专制制度所遗留下来的陋习和缺陷。结合前面所提到的一些政府行为模式理论和中国的实际情况，中国目前正处于由管理型政府行为模式向服务型政府行为模式过渡的阶段。然而在面对实际问题和具体情况时，单单运用一种模式来分析和探讨都是不够的，因此，在分析具体问题时，要结合各种模式来分析，本书对政府行为的分析也将结合多种模式来探讨。
    （2）政府行为的主体及其角色定位
    前面已经提到过，政府行为主体中，最重要的主体是政府机构和政府公职人员。国家机构是统治阶级为实现其阶级统治而建立起来的国家机关体系的总称，一般包括国家元首、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地方行政机关，以及作为阶级专政特殊工具的军队、警察、监狱和官吏①。在这其中，比较重要的又是行政机关，分为中央行政机关和地方行政机关。本研究所讨论的政府行为，大多是与政府行政机关相关。机构主体是具体的人，所以在分析政府行为主体时，应该更多地关注人的因素。政府行为的主体结构，既包括公职人员的编制规模、地位级别、专业分布、行为规范及内部的协调、组合，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公职人员的政治素质、思想素质、心理素质、专业水平、道德情操和敬业精神②。许多由于政府公职人员行为不当而引发的政府形象危机，多与其公职人员个人素质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