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思考全球数字资本主义？--当代社会批判理论下的哲学反思(密涅瓦·社会观察)_蓝江著_9787208186194

数字平台如何实现对用户与生产厂家的双向控制？数据如何被资本攫取、占有与利用？
数字技术的全面围困、内在渗透对当代的主体观念造成了何种冲击？基于数字媒介的联结互通图景，世界本身的结构又发生了怎样的根本性变化？
数字社会带来的，究竟是新的繁荣，还是一片焦土？在这样一片荒凉之中，是否还有什么能成为解救的良药、打捞希望的舟渡？

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元宇宙、数字经济……万能的数字技术在资本的加持下，已全面植入人们的生活，影响着群体的命运。本书是一种抽象理论思辨层面上对数字化现实的回应，旨在穿透数字资本主义的表象与神话，抵达背后的真相。正是诸如外-主体、物体间性、剩余数据、数字生产方式等充满生命力的概念构想，成为如何思考数字化现实以及构想从数字洪流中逃逸的可能路径的方式。本书将其作为突破口，为读者呈现多角度、全景式的全球数字资本主义研究，深刻揭示出数字时代的本体论、存在论与伦理学，并回归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原点，尝试勾勒属于当下的数字资本主义的内在结构。

前言

这本书，实际上是我最近五六年来关于数字资本主义思考的文集。在我出版了《一般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数字资本主义批判》之后，国内的数字资本主义研究也逐渐火热起来，许多哲学、政治学、传播学、社会学、文艺学、艺术理论，甚至教育学的学者都参与到对数字资本主义的研究和批判当中。在这些研究和讨论数字资本主义的学者中，八九十年代出生的中国年轻学者成为了主力军，有时候读到他们的研究，我自己也感到受益良多。在数字资本主义方面，我自己的感觉是，中国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不再是简单地跟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批判理论亦步亦趋地前进，而是大胆地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虽然与国外的研究还有一定的距离，但我最感到欣慰的是，中国的数字资本主义研究，应该是与西方学者并驾齐驱，通过我们自己对当下时代和世界局势的反思，借用社会批判理论的工具，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这在以往的研究中并不多见。

不过，在我自己目前的研究中，仅仅从一般概论性质来探索数字资本主义，或者进行抽象的数字资本主义的批判已经略显不足。因此，为了研究数字资本主义，我们需要做两个基本工作。

首先，我们要回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原点。回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原点，并不是重复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也不是为今天的资本主义重写一部数字时代的《资本论》，我们需要弄明白的是，马克思为什么要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而不是从自我意识、感性直观等批判角度来审视资本主义的现象。因为用词语的革命或观念的批判无法真正触及资本主义运行的内在机制，只有从资本主义本身的运行机制出发，才能理解它如何利用生产、交换、商品、货币、资本等概念构成了一整套市民社会的装置，并将所有的个人都转化为曼德维尔《蜜蜂的寓言》中的理性的经济人的模型，以便保障资本主义的机器永恒地运转下去。这不仅是资本主义经济规律，也是支撑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运行的规律。所以，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马克思不得不大量阅读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著作，找到资本主义运作的内在奥秘。这对于今天的我们也是有启示的，对于数字资本主义的批判，当然我们可以从人本主义、监控和侵犯隐私、将生命数据化和档案化等角度进行理论批判，例如，对于那些将人们困在算法里，我们可以借用传统社会批判理论的做法，从一个简单的价值角度，对其批判，就像韩炳哲的一系列的小册子所做的那样。其实，韩炳哲也好，还是写过《监控资本主义时代》的祖博夫也好，他们都在重复着马克思曾批判过的青年黑格尔派和费尔巴哈的工作，这种工作是一种生命批判，而不是仔细研读数字资本主义内在运行机制的批判。对数字资本主义的批判，只有在数字政治经济学批判基础上才有效果。这就是为什么我将本书的序言命名为数字的神话、资本的魔法的原因。任何一种批判和研究，必须找到准确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如果我们对数字资本主义的批判，只是为了回到一个前数字社会，或者找到一种不受大数据、云计算、智能算法控制的生命，这种批判实际上又一次回到了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的乡愁，并不能有太多的革命意义。曾经我也试图求助于加速主义来克服数字资本主义的现象，但是加速主义本身太过便宜和浪漫，试图通过让普通人来掌握高深的算法和平台，来超越资本主义对平台和数据的控制，其实与乌托邦没有什么差别。那么，只有脚踏实地地分析数字政治经济学，从被数据化的用户身份和虚体交往中来寻找其构成的奥秘，才是当代数字资本主义研究和批判应有的出发点。因此，我将这个部分的内容作为本书的序篇，希望以此为起点，为我们昭示出如何思考数字资本主义的路径，如何找到数字政治经济学中的规律，并探索在哪个具体点上可以超越数字资本主义。

其次，我们不仅需要找到正确的思考数字资本主义的出发点，找到数字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路径，也需要创造一系列新的概念工具。在《什么是哲学？》中，德勒兹和加塔利就十分明确地指出，哲学就是发明概念的艺术。我想，这个说法对于思考数字资本主义也是有价值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并没有完全恪守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经典概念，尽管他也沿用了价值、货币、资本、劳动等概念，但他在仔细分析资本主义的内在机制时，也发明了劳动力、活劳动和死劳动、劳动一般、一般智力等一系列独创性的概念。在面对数字资本主义这个独特对象时，一些前数字社会的理论概念仍然会很好用，如监控、规训、控制、生命政治、赤裸生命等等，在今天数字资本主义批判中，这些概念仍然是很重要的概念。但是，仅仅有这些概念是不够的，尽管这些概念能够比较准确地描绘出数字资本主义的外在轮廓，但它们不够具有数字化的特性。因此，如果我们要思考数字资本主义，那么，我们可以从诸如虚体、一般数据、数字资本等相关概念出发来思考。不过在我出版了《一般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数字资本主义批判》之后，我觉得还需要采用一些新的概念来思考数字资本主义，这些概念包括：外主体、物体间性、剩余数据、数字生态、数字劳动等等，这些概念成为本书思考数字资本主义最重要的概念，本书收录的一系列文章也是围绕着这些概念来展开的。为了达到以上的目的，本书试图从四个方面来构建数字时代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

（1）首先是数字资本主义的主体问题，随着数字技术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人类主体的身体和自我意识都发生了改变，第一章主要讨论数字化的身体，第二章主要讨论数字技术对自我意识的改变，在此基础上，我认为数字时代诞生的数字主体不是一种化身，也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角色，而是外主体，因此第三章和第四章分别讨论了数字时代外主体的诞生和存在论。

（2）其次是客体问题，这里的客体也可以理解为对象，在物理世界里，对象或客体被视为物的构成，但进入数字时代，这种客体或对象的概念显得略微不足。例如，我认为形成了与哈贝马斯的主体间性相对的物体间性，即物与物之间形成了不依赖于主体的关联和建构模式，因此从第五章到第七章主要谈物体间性力量的可能性，第五章重点是形而上学，第六章转向新唯物主义，最后第七章探讨物体间性的伦理秩序。

（3）外主体概念和物体间性概念，共同构成了数字空间中的生态，即数字生态的秩序，第三部分主要分析的就是由数据流量构成的数字化的生态系统，也就是意大利信息学家弗洛里迪的信息圈。由于信息圈或数字生态排斥了大量的剩余数据以构成数字世界连贯的系统，因此这个部分也涉及剩余数据的概念。从第八章到第十一章分别介绍了数据流量和数字生态的形成及其关系，以及数字生态如何排斥了剩余数据而形成了对应的数字资本主义下的数字焦土。

（4）为了解决数字资本主义的焦土问题，就必须回到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四部分就是基于数字劳动和数字生产方式的构成来分析当代数字资本主义的运作机制。第十二章到第十四章首先解释了什么是数字劳动，然后分析数字劳动和奈格里等人提出的非物质劳动的区别，最后提出在数字生产方式的条件下如何来思考数字资本主义。

最后，必须要说明的是，本书更多的是从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一般理论的角度来思考抽象概念上的数字资本主义的问题，因此，本书聚焦的不是哪个具体国家和社会中的数字资本主义，而是对全球范围内出现的数字资本主义现象，给出一般性的描述和理论性的概括。这里必须强调的是，尽管中国社会内部也出现了部分的数字资本的现象，但这种现象在总体上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日益呈现出来的数字资本主义的样态有着本质性的区别。当代中国推动科技发展，实现数字赋能，在数字技术和智能算法领域不断进步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出现带有数字资本主义性质的某些现象，但这并不代表中国社会就是与西方世界无差别的数字资本主义社会。总体而言，中国社会中呈现出来的某些数字资本的现象，我们只能视为在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某种伴生性的现象。随着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日益完善，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逐渐成形，这些带有数字资本主义痕迹的现象也会逐渐蜕变为服务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力量。与之相反，西方国家的数字资本主义本身建立在之前的产业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的腐烂的地基上，而催生出来的数字资本主义只会让这种现象加速溃疡，最终腐蚀了资本主义赖以生存的根基，让社会矛盾在金融控制和数字监控的背景下，愈加明显地暴露出来，最终加速了资本主义的灭亡。我们不仅需要看清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出现的数字资本主义现象，以及西方数字资本主义之间的本质区别，也要明白，两种社会趋势，在当代数字技术和智能技术的推动下，更是判若云泥，一个走向更加繁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另一个会伴随着社会矛盾的加剧，从而日趋没落和灭亡。

当然，本书的完成，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思想上受惠于诸多老师好友，张异宾老师一直是我求学和研究路径上的恩师，也正是追随着张老师设定的路径，我才能在其后亦步亦趋地寻找自己的路径。唐正东老师、胡大平老师、刘怀玉老师、张亮老师等都是我的前辈学人，他们不仅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学养上，而且在研究的为人上，都对我有许多提携和帮助。南京大学哲学系的同事周嘉昕教授、孙乐强教授、张传平教授、尚庆飞教授、姜迎春教授、康加恩副教授、杨乔喻副教授、黄玮杰副教授、刘鹏教授、韩玉胜副教授，以及社会学院的郑作彧教授，政府与管理学院的李里峰教授，文学院的汪正龙教授、李昌舒教授，外国语学院的但汉松教授、徐蕾教授，艺术学院的周计武教授、高薪副教授都是我平时的良师益友。特别要指出的是我与北京大学的李洋教授、清华大学的夏莹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的吴冠军教授、姜宇辉教授、王嘉军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的李科林教授、北方工业大学的董树宝教授组成了一个小圈子，经常在一起讨论问题，互相帮助，彼此磨砺，在思想上形成了一个共同体，我们甚至开玩笑地称之为羊村共同体。尽管有些玩笑，但我们之间的讨论每每都能让我们最快地接触到最前沿的问题，读到最新的材料，即便有些时候为一些问题争得面红耳赤，也彼此相互体谅，互相尊敬，也正是在这个羊村共同体的互相砥砺的情况下，我们能够迅速地将最前沿的思想变成写作，这也是为什么我最近十年来不断大量写作的原因，正是这些最好的朋友们给我动力和刺激，我才能不断地去思考新的问题，写出新的论著。此外，也要感谢其他学校的一些前辈和学人，复旦大学的陈学明教授、吴晓明教授、王凤才教授、张双利教授、吴猛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崔唯航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的段忠桥教授、龚群教授、臧峰宇教授、张文喜教授、张秀琴教授，吉林大学的孙正聿教授、孙利天教授、王庆丰教授、王福生教授、李龙教授、袁立国教授、田冠浩教授，南开大学的王南湜教授、孔明安教授、王时中教授，武汉大学的李佃来教授，华中科技大学的欧阳康教授和吴兰丽教授，兰州大学的谢亚洲教授、王大桥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的孙亮教授，西南大学的黄其洪教授，西北师范大学的马俊峰教授，四川师范大学的路强副教授等等。

本书中的主要文章，已经在近五年里先后在《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南开学报》《道德与文明》《江海学刊》《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人文杂志》《探索与争鸣》《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民论坛·学术前沿》《南京社会科学》《西北师范大学学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求索》等杂志发表，在发表文章的过程中，各个杂志的编辑也先后对一些文章的内容和结构提出了很好的修改意见。因此，借此机会也向赵涛、叶祝弟、陈菊、冯潇、唐兵、曾巍、周文升、宋阳旨、张贝、虞淑娟等老师表示感谢。最后我要感谢的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于力平编辑和陈依婷编辑，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和努力，本书是无法呈现在大家面前的。

当然，最应该感谢的还有我的夫人董金平副教授和我的儿子蓝浩天。十年来，由于我选择从武汉辗转到南京，她们也不得不选择跟我来到这个陌生的城市，其中往来颠簸多次，让这十年的头几年里颇为不安定。尤其是一两年里，夫人还不得不被迫一周内辗转武汉和南京两次，我一直没有能好好照顾她们，让她们为自己的理想做出了牺牲，这是尤其要感谢的。不过，在当下的时光里，我们家人都能幸福地团聚在南京，一起生活，一起奋斗，一起度过人生中最美妙的时光。

蓝江
2023年2月23日于南京仙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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