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集刊主要研究网络素养,以广大网络素养研究者、爱好者为主要读者对象,刊发网络素养研究领域最新的科研成果、业界动态、政策解读等,以及对网络素养教育教学有指导作用且与网络素养教育教学密切结合的基础理论研究;贯彻党和国家、有关部门的网络法规、方针政策,反映我国网络素养研究、教育教学的重大进展,促进学术交流。
杭孝平,教授,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传播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新媒体视频传播,媒介融合方向博士生导师组成员。北京市优秀教师,北京市长城学者,北京市高等学校青年教学名师,北京市青年拔尖人才,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北京联合大学百位杰出中青年骨干教师,美国纽约市立大学访问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高级访问学者,北京市级智库——千龙智库专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评审专家,中国传媒大学传媒经济研究所兼职研究员。曾赴美国、德国、英国、韩国、日本等多个国家进行学习和交流。现任北京联合大学新闻传播学科带头人、新闻与传播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负责人、北京联合大学网络素养教育研究中心主任、《网络素养研究》主编。主要研究领域为网络素养、新媒介技术、网络舆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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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茶馆”:参与式媒体的空间实践探析/ 陈 戈 谢 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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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启事
“数字茶馆”:参与式媒体的空间实践探析
陈戈? 谢臻
[摘要]从现代都市中的茶馆,到如今移动互联网中的虚拟社交空间,空间的转变与叠加、
流动与重构,改变了人们进行信息交换的方式、情感表达的呈现以及群体聚合的过程。参与式媒体的出现,极大地扩展了线上社交空间与场域。数字化的新场景重新聚合或分离了数字用户,进一步改变了人们的交流方式与社交空间。本文通过提出“数字茶馆”的概念,探析了参与式媒体的空间实践,同时关注到技术进步带来的巨大改变,以及在人与技术的交互下所形成的新型空间与文化实践。
[关键词]数字空间;参与式媒体;空间重构
引 言
从传统印刷时代到依托互联网平台的多媒体融合情境,从播放型传播模式(少数制作者将信息传送给众多受众)到集制作者、销售者和消费者于一体的系统新构型,从弥漫着媒介单向性论调的第一媒介时代,到立足于双向去中心化交流的第二媒介时代,媒介技术实现了多次转变与跨越,并不断改变和重塑着传播方式、媒介形态和社会文化。在此背景下,产生了基于文化生产和社会互动现象的具有平等性、社交性、共享性的参与式文化。依托于这种新型的媒介文化形式和传播参与语境而蓬勃发展的媒体称作“参与式媒体”。参与式媒体的兴起,使传统意义上关于受众的观念发生了巨大改变。通过参与媒体信息的生成、收集、分析和传播等环节,人们在媒体中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并在互动关系中进行内容的创作、接收、参与和消费。热点话题、爆炸性新闻和公共事件能够通过这类媒体迅速引发讨论,成为人们关注和发表言论的中心。事件真相和用户共识或立场,往往在公共空间的讨论和互动中逐步形成、浮现甚至被“塑造”。基于这种现象,本文重点关注参与式媒体的空间转变和人们在参与式媒体中的行为实践。本文首先对“数字茶馆”的概念进行界定,并对其空间特点进行了系统分析。在此基础上,聚焦人们在线上空间的社交行为,探讨在空间重构下的参与之“变”,以及民众参与公共讨论的话语迭代、方式转变和形态调整。
一、“数字茶馆”意欲何指
在人们的公共生活中,茶馆曾扮演过十分重要的角色,其功能与本雅明笔下巴黎街头的咖啡馆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不同的是塞纳河左岸的露天小馆是新中产阶级聚集地,而我国城市中的市民茶馆因价格实惠,氛围热闹,能够吸引各阶层人前来。茶馆因此成为市民的“自由世界”,在相对开放的公共空间中,保留了独特的社交属性。实际上,城市中现代茶馆的发展时间并不久远。改革开放后,人们迅速地恢复了公共生活,茶馆逐步成为人们开展丰富多彩的公共生活的重要场域。从某种意义上说,茶馆既是市民休闲娱乐的重要场所,又是社会生活的中心地带。在茶馆中,人们不论年龄、性别、职业、受教育程度,都可以与他人畅聊天地,涉及的话题包罗万象。在茶馆中的讨论并没有固定的话题、观点和议程,只有固定的时间和空间,以及相对固定的人群。但是地理空间在一定程度上限定了参与讨论的人群范围、讨论的话题以及讨论的规模。因此,不同地域的茶馆具有不同地域的风采及文化印记。
随着数字媒体技术的进步,微博、抖音、小红书等具有广泛参与度、紧密互动性和极强实效性的参与式媒体发展迅速。在这些参与式媒体的功能逐渐完善和升级迭代的过程中,打破传统时空限制的同时,也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具有更强包容性和广泛互动性的社交空间,在此将其命名为“数字茶馆”。原有的线上空间进行了进一步的整合、升级和迭代。群体的聚集和讨论的展开,不再仅仅以热门话题或兴趣为基础,还受到大数据、技术算法、平台功能等方面的影响。经过在原有形态的基础上不断变化,这种“数字茶馆”成为流动性更强、具有更短时聚集效果的网络虚拟空间。由此,如果说传统线下茶馆的“界限”在于地理空间或共同兴趣,那么如今的“数字茶馆”的“门槛”就在于支撑媒介技术的基础设施、媒体信息的接入速度以及媒介技术的应用程度。
参与式媒体的发展,解构并重构了传统现实空间的功能与情境,过去的物理空间限制和话题局限被打破,新的虚拟与现实相结合的空间形式逐步形成。正如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所言,新的虚拟社群自发性地形成以后,打破了过去对“真实与虚拟”的二元分化,形成了兼具真实与虚拟文化特征的新文化形式。同时,新的网络社会和媒介技术使人类沟通的各种模式重新整合到一个互动性的网络空间。在此过程中,媒介技术成为空间和时间的中介物,成为“数字茶馆”的重要地基;用户的思维模式、行为方式甚至交流秩序正在实践中被改变。
二、“数字茶馆”的空间重构
在社会科学语境中,空间既不是具体的物理场所,又不是精神空间,而是两种或多种关系交织的场域。根据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对空间的定义,空间主要具备以下几个特征。首先,空间是一种纯粹的形式,一种抽象立体几何意义上的概念。其次,空间是一种功能性的场所。这一角度定义了空间作为承载者的具体功能,空间的布置和谋划是按照功能需求来进行的。在此之上,空间是一种利益关系和意义关系的中介。空间可以抽象为两种关系的相遇,不同的关系在此汇集并完成意义的交流。
与传统茶馆相比,“数字茶馆”呈现出了对现实空间的解构、对虚拟空间的重构。这种新兴的线上讨论空间,彻底颠覆了原有实体茶馆的呈现和特点,展现出以热门话题或共同兴趣为主的短暂聚集方式,受到大数据推送影响的同时也在不断为其“推波助澜”。在“数字茶馆”中,参与的人数变得更多,讨论的规模逐步增大,传统物理空间和时间上的限制被打破。参与讨论的用户成功地将这一虚拟空间运用于各类不同话题的讨论,正如传统茶馆中不同茶桌讨论着不同的话题。这一线上空间和实体茶馆的区别,是时空界限的跨越所带来的空间的模态变化,以及传统物理时空的消散与转化,原本固定唯一的物理空间转换为可流动、可穿插、可叠加的数字空间。“数字茶馆”因此成为一个个由不同话题构成的场域。某一社会话题的出现,能够迅速形成一个讨论群组,参与讨论的人数会因事件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当事件盖棺定论后,原本的讨论空间会迅速地消散,并根据新的热点话题,形成新的交流空间。在这种情况下,空间变得更具流动性和多维度,用户可以身处多个讨论空间,同时扮演不同
的角色,秉持着独特的观点。
参与式媒体带来的虚拟空间,打破了传统物理空间的种种限制,重构了线上虚拟空间的众多想象,形成了一种真实与虚拟结合的场域。这个新的场域由多个流动穿插的数字空间所搭载,既是物理场所的模态变革,又是新的精神空间的迭代。
三、“数字茶馆”的空间参与实践
空间作为功能性的场所,具备作为承载者的具体功能。在“数字茶馆”空间的语境中,其所承载的功能显然是社会交流和信息交换。与传统茶馆不同的是,“数字茶馆”的空间形式使原本空间参与形式中的具身、在地、共时等限制不复存在,形成了一种特有的真实虚拟文化和重新整合沟通系统的互动性网络。在此空间中,视觉、听觉和物理的向度都被重新整合起来,从而彻底改变了沟通的特性,打破了单元化的秩序,重构了新的秩序。原本传统空间中立足于具身参与,同时注重感官互联的沟通秩序,转变成立足于移动设备技术,基于技术互联的线上交流秩序。
在新的空间交流秩序中,一方面,“数字茶馆”承袭了传统茶馆信息交换和社会交际的功能属性,原本在传统茶馆中的闲聊八卦、追忆往事,乃至谈生意、论时局都在“数字茶馆”中有了新的安置之地。由此,“数字茶馆”呈现出传统茶馆空间功能的数字化映射。另一方面,“数字茶馆”的新形式也改变着空间参与者在实践中情感表达的呈现。传统沟通空间中的面对面谈话和感官互联都被技术“重新包装”,点赞、转发、表情包等新的技术功能成为数字媒体时代独特的表达方式,符码化的情感表达成为新的中介,以字符代码为最终呈现,以手指滑动进行发表。因此,立足于数字技术的发展,“数字茶馆”正在以新的空间参与模式为加速器,彻底变革传统的参与实践,展现属于自身的数字原生魅力。
“数字茶馆”虚拟空间中的实践并没有将网络空间视为其影响力的边界。当人们身处传统茶馆,谈论的话题从茶馆之外来,相关的讨论也会带到茶馆之外去。“数字茶馆”中的社交秩序和参与实践虽立足于虚拟空间,但也受到现实社会和秩序的种种影响。同时,在“数字茶馆”中形成的新的交流方式或文化实践,也会反过来作用于现实空间,并与其相互融合,从而进一步展现真实虚拟文化和虚实相生的空间生态。因此,无实体的“数字茶馆”空间对传统空间概念进行彻底颠覆的同时,也在重构着空间作为功能性场所的呈现和相关的参与实践,并进一步贡献给虚实相生的空间系统。
四、“数字茶馆”语境中的空间生产
空间的转变与技术的迭代存在着“勾连共谋”的现象。空间转变的玄妙之处在于与技术结合进行重构时引发出的巨大想象空间,这对社会文化、经济价值和沟通方式产生了巨大影响。“数字茶馆”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张力,当某一事件引发了多区域、全国乃至全球的讨论时,能够实现政治、文化、经济等价值讨论的最大化。“数字茶馆”勾连起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带动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的连接,最终完成信息内容的线上生产与实地再生产。列斐伏尔认为,在资本统治下的每一个空间都有可能变成再生产的空间。这个生产的空间无论在车间、工厂抑或我们现在所探讨的参与式媒体等任何地点,都可能因为资本的谋划从地点变成空间。“数字茶馆”的形成,把人们关注的话题建构成一个个相互连接的空间,从而形成一个巨大的社交场域。讨论看似没有边际,事实上通过平台流量、算法推演、置顶推荐等方式,一步一步地告诉了人们“想什么与怎么想”。基于传统议程设置和属性议程设置,提出的网络议程设置也印证了这一点。媒体关注和呈现的信息最终能够影响用户思维。另外,在媒介技术推动大数据发展的语境中,作为“流量”的用户群体和他们的“数码痕迹”,都成了可交换利用的资本资源,并在媒体集团化和技术发展的背景下呈现出更具利用性的价值。用户的数据、流量作为参与式媒体语境下的新型“资本”和“数字茶馆”空间中的新型“生产资料”,在消费主义泛滥的背景下,以及数码“监控”无处不在的网络空间,进一步为经济生产提供典例。
换言之,网络空间的呈现在重构着人们的思考方式和参与实践的同时,也在影响着文化的沉浸形式。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数字茶馆”能够呈现参与式媒体的特性,但是参与式媒体所重构的空间、逻辑的转变、算法的生成等常常在技术的隐喻中被遮蔽起来。因此,在“数字茶馆”空间中进行着的新形态的经济、文化意义上的再生产变得更加隐匿。
五、技术视角下的“数字茶馆”
着眼于历史的长河,对技术的思辨及其相关哲学思考从未停止。从文艺复兴时期到如今的时代,从弗朗西斯·培根到人文技术哲学一派,尽管大部分讨论中都存在相关视角的局限性,但关于技术的哲思不断更新,并带来思辨价值。这里将技术哲思和“数字茶馆”一起讨论,并非希望以“数字茶馆”的新场景来佐证某种对技术的看法或立场的正确与否,而是希望通过更多元的视角去看待和讨论这种用户的主观能动性与技术嬗变所交融的空间呈现与实践,以及其对于技术哲学思考的更多启发。
对比传统茶馆,新媒体技术的推动使“茶馆”的数字化实践更加丰富,“数字茶馆”的表征和角色在评论区、讨论组、群聊等不同情境中被重新定义和呈现。“数字茶馆”的空间概念在不断进行解构和重构的同时,其文化意涵也在新技术搭建的新场景中转变其形式与实践。在这个过程中,作为链接载体的技术,比如取代面对面交谈的键盘输入和语音发送,弹出的对话框,评论的发送键,按下的点赞按钮等,成了进入“数字茶馆”这一虚拟空间的重要按钮。正如唐·伊德(Don Ihde)所言,技术的生活形式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就像人的文化不可避免地蕴涵技术一样。新型的线上茶馆文化和场景空间的形成,进一步呈现了技术、文化和空间之间的互动关系,并在一体化视角中相互交融、共同进退。接续伊德的观点,“数字茶馆”的空间实践可以被看作新兴媒介技术嵌入生活方式的呈现结果,同时信息发送者与接收者之间的二元关系被人与技术的链接所解构,而原本由距离、边界和参与形式所决定的空间秩序也在被符码与技术载体重构。换言之,人与技术之间的关系不但改变着老生常谈的媒体建制和传播格局,也在推动着技术、文化与空间的交融共生。诸如身体、时间、空间、身份、现实之类的概念都在新的思维框架中被重新定义,这归因于新技术和新媒体的影响。新媒体技术在打破原本的大众传播秩序,瓦解旧的媒介形态甚至传统的信息社会的同时,也在推动着新的传播文化和社交空间的呈现,而人的主观能动性与技术发展的兼容和碰撞则带来新的秩序建立和新空间、新场景的实践。在此过程中,技术不仅是被制造和使用的客体或物件,而且是一种制造、使用和实践的过程;无论是技术本身的实践,还是其与人、文化、社会空间的互嵌,都在提醒我们与技术在共建和共享着一种基于媒介技术实践及其影响的“空间”。技术既是接入这个空间的“虫洞”,又是承载空间的“桥体”,既是新的空间割裂感的“培养皿”,又是真实与虚拟的融合场景的“孵化箱”。
结语
正如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所说,“技术就是人”,从原始人开始,人都在技术化的生存。技术和人的关系中最重要的是“转化”,技术会“转化”人类的经验。在实体茶馆中的参与和在“数字茶馆”中的实践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原本传统茶馆中的参与在技术的推动下呈现出新的经验实践。将参与式媒体隐喻为“数字茶馆”,实际上是为了更好地理解数字化生活和数字技术带来的改变。数字化时代,媒介技术成为一个“座架”,从人类的日常生活、社会结构到文化实践和空间再构,全部都架构在媒介技术之上,并融合在媒介技术之中。秩序、位置、流动和参与都被媒介转换、介入或重新摆放。人们的生活和媒介形成了一种交融影响、相互作用的新模态。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曾说,人来到这个世界,是 被“抛”到这个世界,人们总是不能超出或者回避自身的被抛境况,人既然到这里了,就要赋予生命意义。如今,人们似乎被抛到一个数字媒体时代。人们只有尝试脱离原有范式,并将自身经验与所处情境相融合,以更加平等的视角看待技术及其实践对媒介形态和传播实践的影响,才更可能为数字媒体时代和基于数字技术的社会变革赋予新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