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刊发了9篇学术论文、1篇书评和2篇会议综述。内容涉及以下主题：新冠疫情下的中日关系、新冠疫情期间中国共产党的周边交往、安倍内阁对华政策、印度对华战略、菲律宾政府对华政策、日本对南亚地区的政府开发援助外交、澜湄合作机制、《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纳土纳群岛附近水域捕鱼等。
2020年，中国周边地区遭受新冠疫情和中美“战略竞争”的双重影响。同年，中美在亚洲地区的“战略竞争”更加激烈。美国特朗普政府本应集中精力应对本国的严重疫情，却在中国周边地区加大了对华战略竞争力度。比如，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以美日印澳“四边机制”为依托，试图构建所谓“印太”版的新“北约”；在南海地区，美国采取多种手段强力介入和打压中国；在中南半岛，美国反复炒作澜湄水资源问题，挑拨中国和湄公河流域国家关系。
2020年，中国与周边国家开展了富有成效的抗疫合作，拉紧与周边国家关系的纽带以应对美国的对华战略竞争。2020年11月，中国与东盟十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这是中国加大对亚太战略投入的可喜成果和近阶段经济外交的重大进展。①2020年11月，习近平主席表示，中国将积极考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这是中国国家元首首次在国际场合做出这一明确表述。②中国积极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夯实周边地区的战略基础，可平衡和牵制美国的对华竞争战略。近年来，周边已经成为中国外交布局的“双重点”之一。①
《中国周边外交研究》第十二辑（2020年第二辑）（以下简称“本辑”）刊载了9篇学术论文、1篇书评和2篇会议综述。本辑对新冠疫情与中国周边外交、中美在亚洲地区的“战略竞争”等议题做了重点回应。本辑的内容涉及新冠疫情下的中日关系、新冠疫情期间中国共产党的周边交往、安倍内阁对华政策、印度对华战略、菲律宾政府对华政策、日本对南亚地区的政府开发援助外交、澜湄合作机制、《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纳土纳群岛附近水域捕鱼等方面的内容。
“新冠疫情与周边外交”栏目刊载了吴寄南撰写的《新冠疫情下中日关系面临的挑战与机遇》一文。该文认为，新冠疫情导致中日间一些结构性矛盾再次凸显，但中日关系也迎来了若干难得的发展机遇。新冠疫情导致2020年的中日关系未能延续前两年持续向好的势头。由于内外各种消极因素叠加，两国间一些结构性矛盾再次凸显，涉华舆论氛围明显恶化。中日关系在面临严峻挑战的同时，也迎来了三大发展机遇，即抗疫斗争有助于提升两国的“命运共同体”意识，防控疫情的“时间差”推动两国深化互利合作，区域经济合作升温呼唤中日两国“双轮驱动”。为构筑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亟须管控对立分歧、加强战略沟通、促进经济融合、推动民间交流，从而推动两国关系尽快走上健康和稳定的发展轨道。
“新冠疫情与周边外交”栏目也刊载了温尧撰写的《新冠疫情期间中国共产党的周边交往》一文。该文探究了新冠疫情期间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周边国家的政党和组织开展的交往活动。基于对经验材料的系统性梳理，中国共产党在疫情期间的周边交往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疫情暴发”（2020年1月23日至3月10日）、“推动抗疫合作”（2020年3月11日至4月中旬）、“新常态”（2020年4月中旬起）。在中国国内疫情的发展变化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在这三个阶段的周边交往随之调适演进。疫情之下中国共产党的周边交往，一方面有助于推动中国整体的周边外交，增强中国对周边的情感投入；另一方面有助于在中国周边树立正面的中国共产党形象，促进中国共产党与周边国家政党的治理经验交流。作者认为，展望“后疫情”时代，疫情期间形成的政党互动模式或将长期留存，而中国共产党领导抗疫的经验或将作为典型案例留在治理经验交流的议程中。
“周边国家对华外交”栏目刊载了杨鲁慧和石敏合作撰写的《安倍内阁对华政策演变调整的动因分析》一文，分析了安倍晋三两次执政期间对华政策发生多次转变的原因。作者认为，安倍晋三2006-2007年第一次执政时期致力于改善对华关系，2012年第二次执政后转向对华强硬政策，2017年步入第二次执政后期之后由对华强硬变为对华协调。该文借鉴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理论分析框架，以亚太格局变动的体系因素为自变量，以国内层次因素为干预变量，分析了自变量是如何通过干预变量引起安倍内阁对华政策的调整演变（因变量）的。作者认为，亚太格局的体系因素是安倍内阁对华政策转变的根本动因，领导人意象和国家-社会关系干预认知是安倍内阁对华政策转变的重要动因，国内政治制度干预决策是安倍内阁对华政策转变的基本因素。
“周边国家对华外交”栏目的第二篇文章是师学伟和沈霜霜撰写的《中印关系70年——解构印度对华的制衡战略》一文。该文认为，制衡是70年来印度对华战略的主导思想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讲，印度对华制衡战略是导致中印关系跌宕起伏的主要因素。从理论上分析，国际关系中的制衡理论为印度对华制衡战略提供了理论支撑。从实践上来看，印度对内全力增强经济和军事实力（内部制衡）、对外努力构建针对中国的伙伴关系网（外部制衡），是对华制衡战略的具体表现。从效果上评判，印度对华制衡战略具有必然性，但对比内部制衡与外部制衡的效果，印度更青睐于对华实施外部制衡。
“周边国家对华外交”栏目的第三篇文章是程晓勇撰写的《21世纪以来菲律宾政府对华政策与菲中关系演变》一文。该文对21世纪以来菲律宾三任政府对华政策的基本内容及菲中关系的演变做了分析。作者梳理了阿罗约政府、阿基诺三世政府以及杜特尔特政府的对华政策，认为三任政府对华政策的性质和内容存在较大的差异性。相应地，菲中关系也出现了曲折反复。作者发现，杜特尔特政府的对华政策与阿罗约政府的对华政策都以“合作”和“友好”为主要基调，其中阿罗约政府的对华政策内容以发展对华经贸关系为主，杜特尔特政府则更注重发展全面的合作关系。阿基诺三世政府时期，菲律宾对华政策主要以南海问题为中心，其整体对华政策的“对抗”与“遏制”特征突出。影响三任政府对华政策的因素包括菲律宾国内的经济因素、中国方面的因素以及美国方面的因素。
“周边国情研究”栏目刊载了包霞琴和糜昱合作撰写的《中美战略竞争下日本对南亚地区的政府开发援助外交》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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