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期刊<中国丛报>译介研究》以《中国丛报》为研究对象，将其纳入文化翻译研究体系加以考察，从文化交流史、汉学史等学科视角及时代背景，探讨译介活动中选择、操控行为，进一步审视《中国丛报》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和翻译所承载的文化传播、建构功能。本文从翻译学视角弥补《中国丛报》整体研究的缺项，凸显《中国丛报》在翻译史、中西文化交流史及美国汉学史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扩展翻译史和翻译实践研究的范畴，为翻译学及其他相关人文学科的研究提供借鉴。

　　《中国丛报》（1832-1851）是19世纪上半叶由来华新教传教士创办的第一份以中国为报道和研究对象的英文汉学期刊，是19世纪发行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期刊。刊物涵盖内容丰富，涉及中国文史政经各个方面，是当时西方了解中国最为重要的信息来源。这对于研究当时的中西文化沟通和翻译极有史料价值。本书将《中国丛报》纳入文化翻译研究体系加以考察，从文化交流史、汉学史等学科视角及时代背景出发，探讨译介活动中选择、操控行为，进一步审视《中国丛报》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和翻译所承载的文化传播、建构功能。
　　本研究发现，《中国丛报》各类文本的翻译过程均受到社会历史语境诉求和译者意识形态的影响，其译介特征既有共性也有各不相同之处。译介诉求方面，在传教和了解中国的宏旨之下，《中国丛报》译介中华典籍以了解中国思想文化基础、批判中国古代教育、探悉中国历史和宗教；译介时事政治以获悉清朝政府动向、了解清朝政体文化和颠覆耶稣会士认知；译介语言民俗以掌握汉语汉字、体察民俗风情、揭示社会问题。译介特征方面，各类文本译介过程中的选材、语词操控、译介模式、异化归化策略的运用，以及大量解释性、评论性副文本的参与均体现了《中国丛报》文化传播的特征，是论文重点分析的对象。在译介解读和影响方面，《中国丛报》译介文本一方面服务于具体的译介动机，体现出传教士译者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和解读，表征出社会历史语境下翻译选择与操控的结果；另一方面，因其译介而传递出19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构建起美国早期汉学体系，从而展现出翻译承载、传播和建构文化的功能。
　　本书从翻译学视角弥补《中国丛报》整体研究的缺项，凸显《中国丛报》在翻译史、中西文化交流史及美国汉学史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扩展翻译史和翻译实践研究的范畴，为翻译学及其他相关人文学科的研究提供借鉴。
　　本书得以顺利完成，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王克非教授。导师学识渊博、治学严谨、视野开阔、待人宽厚，指引我在学术研究道路上不断求索。从遴选课题、梳理思路到最终成稿，是老师凭借深厚的学术功底、渊博的专业知识、严谨的治学态度，引领我研究的方向。老师关于翻译文化史的见解，以及“注重一手史料、坚持深入挖掘”的教诲，是我从选题至完成撰写一直奉行的准则。
　　我还要感谢刘润清教授、陈国华教授、张西平教授、张威教授、张政教授、文军教授、刘泽权教授、王洪涛教授对本研究的指导。感谢硕士求学期间的导师林克难教授。正是林老师的引领，我才得以迈入翻译研究的大门。本书的完成也浸润着诸多朋友、同门的无私帮助。他们是黄焰结、葛文峰、雷芳、邬菊艳、陶玮等，在此一并致谢。
　　本书是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丛报》译介研究”（HB20YY007）研究成果，同时感谢河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学术专著出版基金的资助。限于本人水平、文字的疏漏、史料查阅范围的不足及观点分析的浅陋，本书缺陷在所难免，恳请广大专家、读者批评指正，提出宝贵意见。

孙乃荣，河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翻译学博士。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主持省部级项目3项，厅局级项目3项，主要参与各类项目多项。出版专著1部，译著1部，发表多篇学术论文。

本书稿脱胎于作者博士毕业论文，是2015年至2019年间作者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学习成果，资料查阅详尽，所涉内容丰富，具有一定的翻译学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