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而已：言者有罪与罪者不言
一
纵观崇祯一朝，似乎从来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显得全无章法。这当然不是什么好事，但痛定思痛，我们还可以说，哪儿痛治哪儿，总比痛了不治或者干脆就是头痛治脚要好得多。
明朝的皇帝似乎个个都很有个性，这是我们今天的说法。其实，公众人物尤其领袖人物太有个性，实在不是什么好事，尤其是在那些权力缺乏约束、领袖人物几乎可以随心所欲的国家和地区。英名赫赫的唐太宗李世民对此就颇有感慨：“安人宁国，惟在于君，君无为则人乐，君多欲则人苦。”李世民这是在总结大隋灭亡的经验教训，意在提醒自己想当好皇帝一定要有所顾忌，千万不能以为自己真的可以为所欲为。但在大明一朝的十六位帝王中，别说想当个好皇上，就连真正想当皇上的也没有几个。除了开国的朱元璋和他的儿子朱棣是推翻皇帝自己想当皇帝的之外，其他的差不多都是被逼上梁山的——没办法，轮到他了，你让他有什么办法？依照他们的本意，他们本来是宁肯干点儿别的什么的。
例如那个堪称“亘古第一顽主”的正德武宗朱厚照。他好像更爱带兵打仗喋血杀人，以至于身为皇帝的他居然自封为“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也例如二十多年不上朝，也没有走出紫禁城一步的万历神宗朱翊钧。二十多岁以后，他便开始一丝不苟地为自己营造陵墓，似乎他活着的目的就是死；同时想方设法大捞特捞，甚至不惜任命宦官为特派税使，另行组织中使衙门，公然与国争利，与民争利，将所得尽入私囊，好像他当皇上的目的就是为自己和他的儿子们敛钱。
还例如那个酷爱当木匠兼油漆匠的天启熹宗朱由校。可偏偏凑巧的是，在前朝往代施行了多年的宰相制在朱元璋手里被废除了，他并且下令子孙后代也永远不准再立宰相：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我朝罢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以后嗣君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处以重刑。
朱元璋在这里说的朝廷就是他自己，和过去人们所说的朝廷已经有了本质的区别。取消被证明是卓有成效的意在同皇权相抗衡，将朝廷、天下与皇家一姓相区别，必要时足以扶危匡正的宰相制，是朱元璋对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一大改革，这一制度后来就一直延续了下来。后世的独裁者少有不为此拍手叫好三呼万岁的。罢相以后，权力分散，一切皆由皇帝说了算，他当然稳当了。
只是什么都替他的后代儿孙想到了的朱元璋偏偏就没想到一点：世袭制的皇权承接链条上，万一出现几个不堪大任的顽劣儿孙，那天下还能保证姓朱吗？据记载，在万历朝后期，朝野上下“非君”思潮日甚一日。大臣连篇累牍地上疏指责昏君“酗酒”“恋色”“贪财”“尚气”四毒俱全，以至“禁城之内，不乐有君”。朝臣上朝时也不守朝仪，高声喧哗不说，还有人随地吐痰。甚至有时连乞丐也混迹午朝门中，在百官朝拜中擦肩而过。
事情就是这样地不以老皇帝朱元璋的意志为转移。皇权空前集中的朱明王朝家天下，败家子偏偏一代接一代地出；还又是偏偏，一个原本无论如何也轮不着的朱由检当上了皇上，还又偏偏就是他想砥柱中流力挽狂澜拯救大明，可他越是殚精竭虑忧勤惕厉夙夜焦劳，局面就越是乱麻一团无从下手。那情形颇有些像个一门心思只想关起门来过好自己小日子的乡下小财主，正在为地里的庄稼收不上来着急犯难，堂屋偏偏又漏了雨；刚收拾好堂屋，歇房的木床又断了脚，灶房里的灶台跑风漏烟不说，还眼看着就要塌了架……
这就没法不让人疑惑重重忍不住要想想为什么。静夜无眠，独对昏灯，崇祯这样问过自己。
同样的，他的臣子们对他也有自己的看法。
刘宗周算一个。文震孟也应该算一个。
二
刘宗周，字起东，浙江山阴人，万历二十九年（1601）进士，一向以敢于直言、坚持己见著称，同时又是颇有名望的学者。作为进士出身的官员，刘宗周讲求正统儒家理论，律人律己都极其严格，这一点你甚至可以从他的名字里看出端倪。宗者法也，他显然是视周天子时代为理想社会，以修齐治平为己任，浑身上下都充满了那种凛然端肃的古大臣之风。当时的人们评价他说“性迂愚”“足以贾罪”。这意思按今天的话说，就是姓刘的憨直迂腐，待人接物除了原则没别的。这种性格别说得罪同僚上司了，就是皇上要找他的茬也不是什么难事。而且，在当时人们的眼中，刘宗周实在是太不合群、太特立独行、太我行我素了。他总是独来独往踽踽独行，对遍布朝中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圈子敬而远之，不仅风华正茂自命不凡的年轻官僚视他为老朽，就是在那些拉帮结派声气相求在官场中厮混已久的老官僚眼中，刘宗周也是一个无法理喻的怪物。
崇祯二年（1629）九月，针对崇祯疾言厉色急于求成的行事风格，在天启朝时因弹劾魏忠贤、客氏被削籍罢官，崇祯即位后才被召回任顺天府尹的刘宗周上疏崇祯，委婉地批评了崇祯刚愎自用的为君之道——
陛下所以劳心焦思于上者，以未得贤人君子用之也……得其人矣，求之太备，或以短而废长；责之太苛，或因过而成误……不免有自用之心。臣下救过不给，谗谄者因而间之，猜忌之端遂从此起。夫恃一人之聪明，而使臣下不得尽其忠，则耳目有时壅；凭一人之英断，而使诸大夫国人不得衷其是，则意见有时移。话说得很谦卑，但意思很清晰：就算陛下您是尧舜之君，律己甚严，但仅凭一个人的英明无比难道就可以使天下得到治理吗？而假如陛下您总是这样，不仅会令臣下有感于您的天纵卓绝而自叹不如，只能袖手旁观无所事事，而且皇上“求治之心，操之太急，酝酿而为功利，功利不已，转为刑名；刑名不已，流为猜忌；猜忌不已，积为壅蔽”。
对于这种发自肺腑的金玉良言，年少气盛的皇帝不以为然。但后来事情的发展证明刘宗周的确有先见之明，“其后国事决裂，尽如宗周言”。当然那是在大明灭亡之后了。以后的事以后再说。
在前边讲过的韩一良和刘懋的故事中，崇祯已经犯了个作为皇帝不该犯的低级错误，那就是给他当言官太难了。其实，韩一良也好，刘懋也罢，都是言官，言官的职责就是言事，崇祯却是谁说了什么事就让谁去干什么事，那以后谁还敢再说事呢？刘宗周的上疏的确点到了有圣主而无善政的时弊。继他之后，又有河南府推官汤开远上疏，批评崇祯急于求治结果适得其反。他从几个层面展开了论证：
——皇上急于求治，诸臣救过不及。临御以来，明罚敕法，自小臣以至大臣，无论为故为误，俱褫夺戍配，甚则下狱拷追，几乎是治乱世用重典。
——皇上急于求治，诸臣欲奉公营职，而虑及天威不测，梦魂亦惊，旧章难恃，耳目俱荧，难以鼓豪杰之气，奏精勤之理。
——皇上诚以官守之故并罪言官，今日为言官太难，言责之中又有官守，身在科道而务在六部，舍封驳而勤差诿，轻重倒置，无法专其言责。
——皇上以策励望诸臣，于是臣下多戴罪。不开立功之路而仅戴罪，将戴罪无已时。皇上以详慎望诸臣，于是臣下多认罪。虽然臣下过错当归己，但皇恩亦当明察，若不晰其认罪之心，而概以免究宽大，认罪必成故套。
一句话，汤开远希望皇上稍宽大吏，与诸臣推心置腹，进退之间待之以礼，使大小臣工恪尽职守勿惧勿怵，不要动辄押入锦衣卫诏狱。皇上宽一分在臣子，即宽一分在民生，否则民穷则易于为乱。
两份奏疏的基调大体一致，都点到了崇祯在用人方面的偏激。
联系崇祯一朝的实际，这其实还是一种极其委婉的说法。崇祯秉政时期，他的勤政自律固然超过前人，他的刚愎自用、嫉贤妒能、苛刻猜忌也是史无前例。终其一朝，前后不过一十七年，光内阁辅臣就走马灯般换了五十位，堪称历朝历代之最。
如此之多的内阁大臣都不能让一个皇帝满意，崇祯王朝的大臣果真都是尸位素餐无德无能，可能吗？！单凭能在崇祯即位之初，执政理念与风格还只初露端倪时，上那么一份直陈政见的奏疏，就可见刘宗周其人见识不凡不同凡响。就因为正直敢言且言无不尽，蹉跎官场的刘宗周时乖命蹇并不得志。在顺天府尹任上，刘宗周治事一年，政绩卓著。有一个故事是这样的：武清侯李国瑞的家人仗势殴打国子监学生，刘宗周知道后即命差人查捕。仗着自己是当今皇上曾祖母的侄孙的身份，李国瑞不肯交人，自己前来找刘宗周说情。刘宗周拒不接见，只命人传话：“仆辱士而主庇之，是罪在主。吾将上告天子。”李国瑞无奈，却又换了另外一个仆人出面抵罪，企图蒙混过关。刘宗周识破花招，将其斥退，再派差人持铁索前去武清侯府，将真犯逮住后枷于武清侯府门外。自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京师“豪强屏迹，都人咸庆于途”。除了整治京师地面，刘宗周还上疏数十起，就朝政国策大发议论，结果得罪了皇上不说，还被当时的首辅周延儒大加排挤，被迫告病归乡。当刘宗周离职回乡时，“都人罢市而哭”，“士民遮道送者千余人，至十余里而不去”。他被京中百姓呼为“刘顺天”。仕途坎坷的刘宗周后来又屡起屡落，有一次甚至已被推举成入阁的阁臣人选，却因为所言不合圣意，结果只当了个工部侍郎，后来又干脆被罢官回家。其后再一次经人举荐，重新回朝被任命为都察院左都御史，却又一次被革职罢官。若不是众人在皇上面前苦苦哀求，衣袖尽湿哭泣救急，他甚至还要被崇祯交“刑部拟罪”呢。
刘宗周入阁未成任职工部那一次是崇祯九年（1636）年初。那正是皇太极公然在关外称帝之前，那时候袁崇焕被剐已经好几年了，大明在山海关外几乎已经毫无作为；而中原一带的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武装早已闹到沸反盈天，甚至皇上在凤阳的祖陵也被他们烧了个一塌糊涂。焦头烂额焦虑不安的崇祯在文华殿召见了准备起用入阁的刘宗周和另一老臣，要他们就当下局势提出对策：“方今人才匮乏，粮饷不敷，流寇猖獗，二臣可奏来！”
那个全因资历才熬到今天的老臣支吾半天还不知所云，刘宗周却直言不讳又一次侃侃而谈：天下并不缺乏人才，足以供一代人之用。只因皇上求治太急，用法太严，布令太烦，对贤士的进退又过于轻率，才使在事诸臣相率畏罪饰非，做事不肯尽心尽职，所以有人而不能尽人之用，有饷而不能尽饷之用，有将而不能治兵，有兵而不能杀敌。今日急务当以收拾人心为本。要收拾人心，就应当先放宽对官吏的参罚，因为参罚过重必然导致吏治败坏，吏治败坏必定导致人民流离失所，以致盗贼日起。他以为流寇本为朝廷赤子，如能招抚有道，不难还为良民。崇祯再问：“兵事如何处置？”
刘宗周虽然满腹经纶，但不懂兵事，而且他也不知道皇上实在是急不可待，只迫切需要可以立即操作生效的对策，而不是什么空泛的大道理，所以刚开了个头就被皇上打断了。打断了他的话头的皇上还认为刘宗周迂腐，因此只让那个老臣入了阁，而让刘宗周当了工部侍郎。入阁未成却当了侍郎，刘宗周还以为皇上器重，自己还该将话说完才对，于是又写了一份长长的奏疏，进一步陈述己见。他认为御外亦应以治内为本。他把当前内战中将懦兵骄、杀良冒功的腐败风气归咎于皇上委派军务总理、监军太监，也就有意无意地全盘否定了崇祯近年来颇为自得的施政政绩。
看完奏疏的崇祯又一次勃然大怒，立即命文书房太监口传圣旨，要内阁辅臣从重票拟惩处刘宗周的意见。不论崇祯还是刘宗周，此番的表现都不能不让人想起一句俗语：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刘宗周忘不了也改不了的还是提醒皇上应该怎样才能当好一个皇上。
自视甚高的崇祯也依然认为自己得天独厚高瞻远瞩，哪里用得着一个臣下说三道四来教自己如何当皇上。
那一次，刘宗周侥幸逃过一劫。原因是崇祯最后还是容忍了他。崇祯在他的奏疏中是这样批的：
刘宗周素有清名，召来亦多直言。但大臣论事须体国度时，不当效小臣图占地步，归咎朝廷……还宜虚心酌虑，毋自误以误国家。
但没过多久，由于还在对皇上和朝政说三道四，侥幸逃过一劫的刘宗周到底还是在工部侍郎任上被崇祯革职为民了。
崇祯一朝，朝臣之间结党营私党同伐异已成公害，防微杜渐矫枉过正，崇祯对此也是颇为警惕，甚至不惜牵强附会捕风捉影，少不了有朝臣以“结党”之罪遭到整肃，例如袁崇焕冤狱之后就差点弄成了个袁党小集团。
正是针对这种情况，刘宗周慨然上疏：“朝处一人焉坐之曰党，暮处一人焉坐之曰党，犹以为未足。特设为四面之罗，使天下之人不出于假理学，则出于假事功；不出于假忠义，则出于假气节，人主又安得有用贤之路乎？”
对于当时把持朝政达八年之久，遍植私党却又深得崇祯信任的首辅温体仁，他也是指名道姓毫不客气：频年以来，皇上恶私交，而臣下多以告讦进；皇上录清节，而臣下多以曲谨容；皇上崇励精，而臣下奔走承顺以为恭；皇上尚综核，而臣下琐屑吹求以示察。八年之间，谁秉国成？而至于是，臣不能为首辅温体仁解矣！
这段话看起来是在说首辅温体仁，字里行间却点出崇祯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颇有些“上有好者，下必甚焉”的意思。结果崇祯一怒之下，下旨将刘宗周革职为民。他再次复出，则是在另一首辅周延儒复出之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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