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由两部年谱、一部日记组成，包括《夏同善年谱》(据上海图书馆藏夏敦复等编《夏侍郎年谱》，1920年铅印本)，《王祖畬年谱》(据上海图书馆藏王祖畬编，王保譿续编《溪山老农自订年谱》，1918年刻本)，附《王保譿日记》(据南京图书馆藏《溪山小农日记》稿本)。

前言

本书为《夏同善年谱》《王祖畬年谱》《王保譿日记》之合编。

一

《夏同善年谱》整理自上海图书馆藏民国九年（1920）铅印本《夏侍郎年谱》，收入《上海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续编》第34册。该年谱为夏同善之子夏敦复、偕复所编，起止时间为道光十一年二月十九日（1831年4月1日）至光绪六年七月、八月间（1880年8月、9月），编年纪事翔实，一月之内常常逐日而写，具有日记特征。

除《夏侍郎年谱》及其附录张謇撰《神道碑铭》、谭献撰《墓志铭》及夏敦复、偕复述《屠夫人行状》，本书另附《清史稿》夏同善传、《近世人物志》夏同善传、《近代名人小传·官吏》夏同善孙诒经传、《词林辑略》夏同善传、《昭代名人尺牍续集小传》夏同善传及浙江图书馆藏稿本《夏子松先生手书函牍》。

《王祖畬年谱》整理自上海图书馆藏民国七年（1918）刻本《溪山老农年谱》，收入《上海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续编》第40册。该年谱上、下卷为王祖畬自订，记事始于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二日（1842年11月24日），止于光绪二十一年十月三日（1895年11月19日）。王祖畬自称：“余归隐后，身虽在尘，缘已断，何谱之有？”续编为其子王保譿编，记录王祖畬归隐后至戊午年五月二十二日（1918年6月30日）之事，编年纪事翔实，具有日记特征。年谱附录《家谱约书》（本为《自订年谱序》）、《同谱录》、《弟子录》、《著述书目》、《手校书目》、李澍撰《祭文》、唐文治撰《祭文》及《通告同学书》。

《王保譿日记》整理自南京图书馆藏稿本《溪山小农日记》。起于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止于癸丑年除夕（1914年1月25日）。

二

夏同善（1831—1880），字舜乐，号子松，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咸丰六年（1856）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累迁右庶子，充日讲起居注官，同治六年（1867）迁少詹事。后出督江苏学政，迁詹事。同治十年（1871），迁兵部右侍郎。光绪元年（1875），直毓庆宫授读。光绪四年（1878）视学江苏。光绪五年（1879），巡视山东黄河，阅缘江炮台。光绪六年（1880）七月卒于官，年五十岁，谥文敬。

夏同善历官咸丰、同治、光绪三朝，位至侍郎，与翁同龢同为帝师。风雨如晦之际，夏同善身处权力中心，既需匡正君心、协调帝后两宫，又要外御兵患、内纾民困。夏同善任上，有“礼贵因时，请缓行幸”见《夏同善年谱》“六年丁卯（1867）三十七岁”。“请恤民瘼、敦节俭、广振济、开言路、清庶狱”见《夏同善年谱》“十年辛未（1871）四十一岁”。“案盗刑例请复祖制”见《夏同善年谱》“十二年癸酉（1873）四十三岁”。等奏疏，于公私内外、国计民生的抉择，夏同善始终以儒家忠爱之道实现自洽，“一饭不忘忧国”。

年谱从清廷内部视角展现晚清重大历史事件。夏同善身处晚清50年，历经并参与处理第二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丁戊旱灾等事件。年谱中收录的奏折、谕旨等史料，可见清廷内部对战争、自然灾害等事件的论辩与应对之策。

咸丰十年（1860），清军在江南与太平天国军作战，屡屡失利，浙江戒严，夏同善上“请命曾国藩总统诸军”一折，与许乃普联衔“奏保浙江在籍绅士筹办民团”。七月，英国进犯天津，清廷有意议和，夏同善主张“能守而后能战，能战而后能和”，“以兵备之，以民备之”见《夏同善年谱》“十年庚申（1860）三十岁”。。

光绪初，华北旱灾泛滥。光绪三年（1877）二月，夏同善上“请筹恤流民”折：

去年南北各省，水旱为灾，山东、河南一带饥民流入江苏省至十余万人，其他省四散者又不知凡几。闻苏省官绅筹款赈济，将次第资送回籍，意良厚矣，他省谅亦遣送如例。惟念该民等逃亡之后，田园既废，庐舍不完，一切牛具籽种咸归乌有，一旦徒手归来，日用之需、耕稼之资将何所出？……请旨饬下直隶、山东、山西、河南、安徽、江西、福建各督抚，预饬各属，遇有境内逃散人民归来者，务须加意抚恤……③见《夏同善年谱》“三年丁丑（1877）四十七岁”。

同年八月二十一日“请特颁谕旨，加拨赈帑，整饬荒政，以苏民困而弭隐患”一折称：

河南河陕汝所属民间鬻妇女以斤计，斤数十文，省城及怀卫一带，自本年入夏以来，道殣相望，而山西更有甚焉，报灾之区，几及六十州县，饥民至一百七八十万之多，待哺嗷嗷，赈难遍给，故有匍匐求食遽成饿莩者，有抛弃幼孩听其自毙者，甚有合室苦饥仰药同尽者，死亡之惨，尤不忍闻。③

奏折记述当时旱灾情形及清廷应对情况，“筹款赈济”应属当时受灾地方官一般举措例如，时任晋抚曾国荃有“请划扣京饷赈济饥民疏”“勘灾办赈片”“请发执照劝捐济赈疏”“晋赈不敷请推广捐输接济疏”“复奏筹办赈务疏”“勘灾筹赈疏”“借款运漕疏”“请缓解京饷疏”“抚恤阳曲等厅州县加赈口粮疏”“请续拨江鄂漕米疏”等奏疏，参见曾国荃著，梁小进整理《曾国荃全集》第一册，岳麓书社2006年版。，江苏省官绅筹款将灾民送回原籍，夏同善嘉许此举，更念及民众返乡后生活难以为继，需当地抚恤，又念及流民无收，请旨缓征赋税。

夏同善尤其擅用其生活、吏治经验献策缓解灾情。“晋省乏粮势难接济免筹补苴之计”一折，建议以“豆饼”“鲜食”补苴粮食不足，“请筹款开井济赈利农”一折又建议用“上土下砖之井”，似较一时之赈济更为长久见《夏同善年谱》“四年戊寅（1878）四十八岁”。。同时，夏同善留意于约束地方官员，八月二十一日折言“至各省大吏，如有专顾额征，禁止属员报灾，坐视流亡而忍不置问者，即请严旨立予罢斥，则大吏实心，属吏亦无不实心矣”，时时提醒“饬地方官实心经理”“毋得假手胥吏，以杜侵渔”“毋使吏胥借端舞弊”“毋使吏胥影射侵蚀”，足见其思虑之细。

八月奏折中，夏同善请旨“于关税项下拨银四十万，海防项下拨银三十万，合银七十万两”，以为“于关税海防，不过略少存储，而灾民得此则生，弗得则死，又何为而忍不出此”见《夏同善年谱》“三年丁丑（1877）四十七岁”。，自然是出于恻隐、爱人之心。然赈济灾情需动用海防费用，这一选择在军事与民生之间，由此也可知清廷面临自然灾害时掣襟露肘的窘迫情状。

同治二年（1863），夏同善自汴返济宁，途中作《教淮徐民纺织说》一文见《夏同善年谱》“二年癸亥（1863）三十三岁”。。光绪五年（1879），夏同善巡视山东黄河、阅缘江炮台之际，行次宿迁，宿迁知县言宿境民生之苦，夏同善又为宿迁令言教民纺织事，尤可见其系心民生。

光绪六年（1880）二月，夏同善岁试苏州，谢绝亲友为之祝寿，随后历试太仓、松江等地。五月二十四日，其函牍言“惟月来河鱼之疾，虽不甚剧，然积久不愈，恐成脾泄，现改服补运之剂，未知能否获效耳”，“大、小儿礼闱获售，再实之木，弥深惴栗，幸点用主事，或不致盈满为灾”，竟一语成谶，因积劳过甚，思虑伤脾，病卒于七月二十四日。夏同善临终之际仍挂念政事，上遗疏，可谓鞠躬尽瘁，翁同龢吊唁之信云：“遗疏上达，上微闻其事，明日上在毓庆宫问夏某何似侍，臣以实对，上泣，侍臣皆泣。”见《夏同善年谱》“六年庚辰（1880）五十岁”。

三

《夏同善年谱》是晚清清廷高层文官的生平记录，《王祖畬年谱》与《王保譿日记》则是清末及民国初年江南中下层文人的生活纪实。

王祖畬（1842—1918），字岁三，号漱山、紫翔、溪山老农、溪山饿叟，江苏镇洋（今太仓）人。光绪癸未（1883）进士，改庶吉士，以母病假归休于家。光绪十八年（1892）服除，选授山西崞县知县，改授河南汤阴，十九年（1893）充河南乡试同考官，次年调署中牟，未任，丁父忧归，不复出。1918年6月卒，年七十七岁，私谥文贞。

王祖畬曾讲学于宿迁钟吾书院，海门师山书院，甪直甫里书院，太仓安道书院、尊道书院，崇明瀛洲书院，娄东书院，宝山学海书院等，弟子门人众多。著有《读左质疑》《溪山老农文集》《溪山诗存》等书共18种，校书53种见《王祖畬年谱》附录“著述书目”“手校书目”。。

王祖畬较夏同善晚生十年，夏同善初任京官之时王祖畬正于江南读书。咸丰十年（1860）左右，太平天国时期，王祖畬与家人自太仓州辗转通州、海门等地避难，其见闻尤能反映一时一地生活情状：

五月，六伯父自海门归，挈余与二弟渡海，寓麒麟镇沈氏。沈蕅云先生名丙煃，受业先大父，二子廉江名之瑛、仲瑜名之瑾，皆受业伯父，故视余兄弟如骨肉，因得与廉江昆仲订交，昕夕谈文，有邢迁如归之乐。见《王祖畬年谱》“庚申（1860）十九岁”。

馆通州吕四场彭氏，东人名维聪，号训彝，与乃兄宝荣以海舶起家，宝荣名维皋，孝友诚信，力行善事，为乡里敬服，道光己酉大水，独力振十余里饥民。……一日，东人以青钱数串置余床头，骇曰：“是阿堵胡为者？”曰：“此间东家得产，先生分润中金，例也。”余曰：“若毋污我，束脩外誓不取一钱。”固辞之。东人出，谓人曰江南人避难而犹不要钱如此。

自辛酉至癸亥，馆彭氏三载。课暇，读《史记》、前后《汉书》、徐庾全集、《全唐诗》、陆游《南唐书》，择其要者摘录成帙。见《王祖畬年谱》“辛酉（1861）二十岁”。

第一则材料中，沈丙煃曾经受业于王祖畬祖父王曾茂，其子又受业于王祖畬伯父，王祖畬兄弟在沈氏宅中避难，又与沈丙煃子订交，此后同治三年（1864），王祖畬偕沈廉江同应京兆试，二十二年后，王祖畬应海门师山书院之聘，院董即沈仲瑜见《王祖畬年谱》“丙戌（1886）四十五岁”。。沈仲瑜之丧，其家人亦邀王祖畬题主见《王祖畬年谱》续编“癸卯（1903）府君六十二岁”。。士人之间由学缘与姻亲关系建立的人际网络，在战乱之际亦能守望相助。《王祖畬年谱》附录中有订交同谱34人，弟子108人，也能反映其交游范围与影响之广。

第二则材料中，通州彭维聪、彭维皋兄弟，能在水灾中赈济乡民，战乱之时为王祖畬提供教职，可谓仁义，是一地乡贤。王祖畬辞去东家利润一事，确显其爱惜自身名节，不受无功之禄，顾全自身所代表的“江南人避难”群体名誉；另外，年谱中这一纪事有意模仿魏晋名士，尤其是《世说新语·规箴》中王衍的行为，也可以身作则，留示后人。客居之时，王祖畬仍能读完《史记》、前后《汉书》、徐庾全集、《全唐诗》、陆游《南唐书》，又知其读书勤勉，日就月将，渐益堆积，后成著书《史记校证》十二卷、《汉书校证》八卷、《读书杂记》数十卷。其读书之法，也能于其子王保譿日记中窥见一斑。

王祖畬的成长、交游环境，皆属于传统士人圈层。于家中，王祖畬受“大父补巢公”即祖父王曾茂的影响尤深。王曾茂曾为国子监学正，通经义，为乾隆庐州知州王宬曾孙。王曾茂亲自为王祖畬命名，“‘经训乃菑畬’，望其以经术大吾家”，于王祖畬身上寄托绵延世泽、振兴家族的理想，因此特别留意对王祖畬的教育。年谱中记述“自八九岁以来，每晚饭后侍先大父，为述古来忠臣义士、孝子悌弟事，颇能启发，大父顾而乐之”见《王祖畬年谱》“庚戌（1850）九岁”。，王祖畬十三岁时，王曾茂授其古文之法“独有王、唐、归、胡、金、陈、章、黄大家”，并“遍检书箧，得《石门吕氏天盖楼评本》”。王祖畬后作《制义正宗》等书，尤重学习古文大家，实则与祖父的教育有关，亦自称“余之致力于先辈大家文，自此始”见《王祖畬年谱》“甲寅（1854）十三岁”。。

王祖畬身受祖父希冀，受家庭环境熏陶，也十分注重家风延续、家业复兴。典型的是其选择归隐讲学，不再出仕，正是“耕读”家族审时而为，韬光养晦，退而致力于乡里的文化事业的策略，王祖畬也自言：“居今之世，总以韬晦为第一义。”见《王祖畬年谱》续编“丙辰（1916）府君七十五岁”。晚年，王祖畬作《经籍举要》三卷，附以旧作《读书作文要论》授保譿，以此“专为子孙初学计，断不可出以问世”见《王祖畬年谱》续编“癸丑（1913）府君七十二岁”。，即为家传密本，并着意修订家集，命王保譿订庐州公（王宬）《容斋仅存集》二卷，补巢赠公（王曾茂）《补巢诗存》一卷，“又追述先大父事略，以丙戌年所绘《独立图》与《大母课孙图》合装手卷，先后题咏二十余家”见《王祖畬年谱》续编“丙辰（1916）府君七十五岁”。。王祖畬将希望寄托于其孙鸿楑，其遗言：“鸿楑尚聪明，且有天性，须好好教伊，留一读书种子。其余诸孙，将来凭汝看事做事，总要各有恒业”见《王祖畬年谱》续编“戊午（1918）府君七十七岁”。，“读书种子”一言尚能看出其借读书振兴家族的理想。

四

1905年，科举废止，王祖畬“谕以毋入学堂，且读书做人岂沾沾于功名，无科举，正可专心实学”，王祖畬一生恪守传统士人的道德准则，其教育又深刻地影响其子王保譿。

王保譿，字慧言，生于光绪十七年（1891），卒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以后，承继其父藏书，多太仓乡贤遗著稿本，十分之三毁于兵火，其卒后，余书数万卷由夫人编目庋藏，后散出参见谭卓垣、伦明等著，徐雁、谭华军整理《清代藏书楼发展史续补藏书纪事诗传》，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46页；王河主编，汪叔子等编《中国历代藏书家辞典》，同济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4页。。在清末、民国的变革中，王保譿以清朝遗民的视角记录太仓一地的生活景象。

日记上册是“清朝最后一年”与“民国第一年”的记录，此时诸多士人对清朝复辟仍有幻想，因此对辛亥革命多加以贬斥，从其日记中也可以看出太仓居民在政权交迭、时局混乱之时惶恐而荒诞的场景，尤其是辛亥之初，独立之风初到太仓时：

名曰“宣布独立”，并发传单，令家家门前悬白旗。自高桥以东自飞云桥，大逵白旗殆满。余尚不多，猝不及备之际，或用手巾，或用白纸，或用包足布，或用小孩溺布，以俟更正。有胆小老妪，在街上得令，急奔家中，裂被单为之。至于消息素通之辈，则早已预备矣，有大店户用白绉纱旗两面，左右飘荡，以壮观瞻云。

乡绅钱溯耆门前先有白旗三，俱朱书大字，一曰“兴汉灭满”，一曰“光复”，一曰“独立”，以提倡乡里。旋为人所唾骂，谓：“灭满何不于敏肃请兵时灭之？”或应之曰：“彼时灭满，此时无百万家产矣！”乃去其二，止存“独立”旗，然遍阅城中白旗上有字样者，独钱氏耳，乃知世受国恩之大家固与寻常门第有别也。见《王保譿日记》宣统三年（1911）九月十六日。

民众眼中，“门前悬白旗”是顺应新朝的标志，为保全生计慌不择路。钱溯耆钱溯耆（1844－1917），字籥龢，号伊臣、听邠，江苏太仓人。官历内阁中书、刑部浙江主事、直隶深州知州。与王祖畬、缪朝荃、徐敦穆同修州志。有自撰《古仓七老图记》，辑《春风草庐遗稿心白斋剩稿合刻》《沧江乐府》等，搜刻先世遗集如《寓燕疏草》《食旧德堂家集》等。一事，王保譿叙述的语气更见讽刺，借乡人之口说出“彼时灭满，此时无百万家产矣”“世受国恩之大家固与寻常门第有别”句。实则钱氏一族愈世受清朝国恩，愈需在民国之时显出投诚之意，十日之后，钱溯耆“去‘独立’旗，携其幼子至上海租界”，听闻钱氏请专人看守祠堂，王保譿揣测“祠中未必有宝物……然则于满人虽欲灭，于满人之恩，固未忍遽舍”见《王保譿日记》宣统三年（1911）九月二十六日。，而将钱氏之逃视作舍义去利的“变节”之举。

对于民国初年的社会变化，王保譿更痛心疾首。一方面，各种基层组织横征暴敛，例如“志愿团乱民所见，谓为私运，将船米一概夺去，名曰充公，实则分利也”，其成员“俱城中著名之无赖”见《王保譿日记》宣统三年（1911）十月初一日。，又“伪民政部以经费竭蹶，发行公债票……伪课员数人遍处募集，盖实即勒捐以供此辈之用度也”见《王保譿日记》宣统三年（1911）十月初九日。；另一方面，乡间民风丕变，赌博、鸦片习气复起，“乡间赌风更烈，西门外光蛋赌局设在官厅，且列洋枪数枝以防不测”见《王保譿日记》宣统三年（1911）十月初十日。，“烟禁停办，城中私榻复起，顷又有苏台艳帜移置我娄”见《王保譿日记》宣统三年（1911）十月十五日。。

王保譿特别留意于当时“剪发”的问题，“剪发”在日记中出现69次。“剪发”，既是清朝与民国更替的标志，又是传统社会道德与新社会风气之间的博弈。“辫发”是清朝遗民的身份标识，又是不毁伤身体发肤的“孝道”要求。然而清初亦有“剪发”之令，清朝的异族统治，使遗民面临“剪发”的现状，失去传统道德这一有力的抗争立场。在这一困境中，王保譿以为“本朝剃发，已不免胡人之风，今又变本加厉，竟效东西洋，是是非无得也”“发辫为本朝制度，故彼党欲去之，而纽扣衣服独非本朝制度乎，何以十无一二去者”⑤见《王保譿日记》宣统三年（1911）十月十六日。，将清廷代表的“中国”与“东西洋”对立，以此维护清廷的正统性、合法性，或取消“辫发”与一朝一代之必然联系，尚属论争。而更有诡辩之处，如“发也，盈天地间之有尾者，俱不能有发，惟有发者独能无尾。然则彼之自处于无发，即自甘为有尾，我之自处于有发，即自别于有尾也” ⑤“吾等不剪发而垂辫，仅仅保存本朝之国粹，而江苏本为吴地，始祖泰伯即有断发之文，是君等之保存国粹为尤甚也”见《王保譿日记》宣统三年（1911）十月二十五日。，此种无可奈何之词说明遗民在身份认同上的矛盾心态。日记中更有诸多关于“剪发”之事的详细记载：

闻唐文治之剪发也，先于南向设一香案，中奉慈禧太后暨德宗皇帝神位，旁设庆亲王及振贝子生位，仍服本朝衣冠，行三跪九叩首礼毕，除去衣冠，一并掷地，命仆人拾坚硬黄道砖一块，将红顶敲为粉碎，曰：“与君长别。”然后撤去香案，自取王麻子剪刀，牙关一咬，将发辫一剪而下，交厨役曰：“以接豚尾之上。”乃取出诰命四轴、御赐诸物暨自己文章稿本，付之一炬。复以小花翎为扫帚，顶盘为各种铰链；所积诸色顶珠，分给农人为烟荷包轧头……以纬帽暨凉帽，反罩尿桶……见《王保譿日记》宣统三年（1911）十月十六日。

唐文治为王祖畬弟子，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曾任职户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外务部，出使多国考察，又主事商部、农工商部等，光绪末、宣统初，出任上海实业学校（南洋公学）监督、江苏教育总会会长等，民国初，仍任校长参见宋林飞主编《江苏历代名人词典》，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81页；《苏州通史 人物卷》下册，苏州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6页。。唐文治在清朝时已身居要职，民国时仍从事学校教育行业，已属清民之际有识之士，然在“辫发”一事上，亦显得矛盾、复杂。“设香案”“奉神位”“本朝衣冠”“将红顶敲为粉碎”之举，似是答谢清廷恩遇，而将辫子“接豚尾之上”“文章稿本，付之一炬”，将衣冠用作扫帚、铰链、烟荷包轧头，甚至“反罩尿桶”，则是与过去身份的一种痛苦的诀别，且越是糟蹋这些前朝遗物，这一“划清界限”的行为就越彻底。此时，王保譿对唐文治剪发自然颇为不满，然于十年后，王保譿却正应唐文治之聘，任无锡国学专修馆校经处主任江庆柏著《近代江苏藏书研究》，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299页。。

与此同时，王保譿等遗民也惴惴于自己的辫子，此时有传闻称“杭州有强剪发辫者”“上海有暗剪者”，甚至有真正的“剪辫者”出

现见《王保譿日记》宣统三年（1911）十一月十一日。壬子（1912）三月十九日：日暮，至卫丞处，归途突遇杨幼鹤之子，睨视余发辫曰：“此物何以尚在？”余曰：“汝能剪我否？”曰：“能。”曰：“几时剪？”曰：“明日。”曰：“明日几时？”曰：“早上九句钟。”曰：“我于此时一准候在家中，但汝或不来，则非人矣。”曰：“自然必来。”此人年仅十六七，亦新近所出之小流氓也。或告余曰：“昨日黄阿才一开其端而毫无动静，此类人将蜂起效之，有辫者人人自危矣。”。乾隆时期的“剪辫”恐慌，来自权力巅峰时期“某种看不见的趋势的威胁……一种晦暗不明的观念会伴随盛世应运而生”孔力飞著，陈兼、刘昶译《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60页。，而此时的“剪辫”恐慌，则是战乱之际各种势力翻覆，民众对于身家性命、遗民对于名节能否保全的真实恐惧。此后两年，每于宗祠祭祀，王保譿都特别留意众人的衣冠与发辫壬子（1912）花朝：“是日，宗祠春祭，服衣冠者惟余父子三人暨穀礽叔、孙昂兄，余俱便衣”；九月初九：“宗祠秋祭，照常衣冠者仍此五人”；癸丑（1913）二月十二日：“与祭宗祠，衣冠者：穀礽、晋蕃叔，孙昂兄及我父子三人”；九月初九：“助祭宗祠毕，至四先生祠助祭，祭者为穀礽、晋蕃叔暨稼生、毕伊卿等，俱照常衣冠，稼生之发已去，今特装一假辫云”。。

日记下册中，王保譿的记事突然变得简略，极少涉及时局，转而退隐书斋，醉心花木，与友朋喝茶、抄书、游园、下棋。王保譿所读之书，既有来自其父亲的传承，如《汉书》《后汉书》《全唐诗》等，另一方面，又有小说如《阅微草堂笔记》《红楼梦》等，甚至还有“新小说”数种。

两册之间戏剧性的转变，反映其心态的变化。前文“钱氏宗祠”是王保譿等人散步所及之处，日记下册中对钱氏宗祠的记录：

下午，卫丞叔楚来，同至文星楼啜茗，散步过钱敏肃专祠即前文脚注钱溯耆父钱鼎铭（谥敏肃）祠。，头门上匾已去，御碑亭尚在，而亭前石刻、对联用石灰涂去，不胜感慨。薄暮归，种菊花秧，接惠农信，并和诗二首。灯下，读《游侠传》，为狮侄改文。见《王保譿日记》壬子（1912）二月廿六日。

散步城东，过钱氏宅后，桑园中有屋三楹，石台竹椅颇有风景，遂往小坐，谈至日暮。每惜钱老漂泊海上，不能尽享此福，富贵者反不如贫贱之足以自由也。见《王保譿日记》癸丑（1913）八月廿五日。

两条日记文情俱佳，王保譿心态较前已有细微变化，辛亥年（1911）多对“变节”的忿恨嘲讽，壬子年（1912）是对物是人非的感慨，癸丑年（1913）已经是“惜”其漂泊。两则日记透露出对过往时代的哀悼追怀，都写到“薄暮归”，时移世异，故国山河也如同夕阳西沉，王保譿喜好种植菊花，或亦有隐者、遗民的寄托。

夏同善（1831-1880），字舜乐，号子松，浙江杭州府仁和县（今杭州）人，历任编修，侍讲学士，詹事府詹事，兵部左侍郎兼刑部右侍郎，吏部右侍郎等官职。王祖畬 （1842-1918），字岁三，号漱山、紫翔、溪山老农，江苏镇洋（今太仓）人，光绪九年进士，后归隐，讲学书院，藏书、校书丰富。夏同善是晚清高层文官，王祖畬、王保 譿父子则为清末江南中下层文人。

二十二年壬寅（1842）十二岁

仍从孙先生读。五月，祖考寿松公自乌镇归，病剧，遍召亲族属后事，语次汗甚，手参一枝，且啮且言。府君侍奉汤药，竭诚祈祷，乃稍瘥，逾月而府君病。七月，祖妣周太夫人病。自五月以来，太夫人因祖考、府君之病，料量医药，维持调护，精力固已不支，至是，复触染疫气，遂卧床笫。府君侍奉太夫人一如所以事祖考者，顾太夫人受病深而发迟，势已不可为矣，八月初五日卒，年三十有八。太夫人，同里周公讳锡畴季女也，幼读书，通文义，年十八归寿松公，值家中落，太夫人无戚容，佐祖考治家事，秩然就理，性和易，好周困乏，戚族称之。本生曾祖妣祝太夫人晚得痿疾，太夫人朝夕服劳，先意承志，以是祝太夫人卧病频年，若忘所苦。祖考为事畜计，贷设酱园于乌镇，终岁无内顾忧者，繄太夫人是赖。府君体少孱，太夫人爱怜甚，遇甚寒暑令毋入塾，取所读书口授之，府君自塾归，辄篝灯为讲解大义，以故府君少时学业，母教为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