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商学院一直重视社会公益和社会创新教育，并推动学员积极实践。自 2018 年以来,《无公益,不长江》长江公益案例集每年出版一部,已出版四部。今年的《 无公益，不长江：商学院的社会价值2022》,突出“商学院社会价值”这一主题, 以此引领商学院的社会创新与公益理念和实践。

本书是长江商学院各级校友公益活动的缩影，阅读此书你会感慨于长江校友将公益融入血液，有这么一群人有组织、有纪律、有规划的做着力所能及的事情。                                                                                                             

序言
项兵：商学教育的社会责任
2022年11月21日适逢长江商学院创办20周年。回望20年前，中国刚刚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经济即将全面融入全球化之际，长江商学院应运而生。
长江商学院创办的初心是，通过比较好的机制与体制将一批全球顶尖的管理学和经济学教授、学者全职聘请回国，其一，让他们把全球先进的管理学和经济学理论、理念及实践经验带回国，服务国内企业；其二，让他们扎根祖国，更好地研究中国企业管理以及中国经济发展的问题和应对之策，为国家经济发展建言献策；其三，希望能一步步地形成一系列源自本土，对中国乃至全球管理实践具有深刻影响的原创思想，开启管理思想及理念的东西方双向交流；其四，为国家培育一批具有全球责任和社会担当，并拥抱及驱动创新的新一代商业领袖，由此将长江商学院打造成为一所根植于中国的世界级商学院。
在这样的初心指引下，20年来，长江商学院在商学管理教育领域进行了一系列引领式创新。其中，社会责任领域的探索是长江商学院创新的一个核心部分。本文将聚焦回顾长江（商学院）在商学院与企业社会责任方面，从1.0 到4.0 的创新与实践，回顾每一阶段触动笔者思考并将社会责任融入长江商学院课程体系的初心与考量，与诸君分享，以期更好地面向未来，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持续献出绵力。
1.0 人文底蕴是全球思维与价值对接以及全球资源整合的一个前提
长江商学院是全球第一家启动系统人文教育的商学院。早在2005年，学院便把历史、宗教和哲学等人文课程系统地引入商学教育中，奠定了企业家公益与慈善、企业社会责任以及社会创新的基石，开启了学院在社会责任领域1.0 阶段的探索。为什么那么早便开始重视企业家人文底蕴的培养？主要源于以下几点考量。
1. 善由心生，人文精神是责任担当的基石
诚如笔者在长江商学院2005 年毕业典礼上所讲，“人文精神是人心灵中的一个天平，是一种积淀。中国加入WTO 真正的钥匙，是我们对人文精神的深刻理解，这样才能赢得世界发自内心的接受、信任与尊重”。
企业家不应是只为股东创造价值的工具，也不应是单纯追求物质财富的“经济动物”，而应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精神富翁”。人文精神可以帮助企业家超越富足的生活（Rich life），迈向丰盈的人生（Enriched life） 。人文精神也有助于培育企业家的同理心、恻隐之心与感恩之心。善由心生，唯有内生的向善与自觉的担当，才能铸就真正具有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感的商业领袖。同时，企业高层具备良好的人文修
养，也可以助力企业向善以及弘扬企业社会责任担当。
2. 修炼全球思维及价值对接能力，可以帮助中国企业以全球应对全球，有效地进行全球资源整合
中国企业的短板之一是全球思维及价值对接能力不足。过去40 多年，随着全球化的深化及发展，越来越多的世界顶级企业在全球资源整合上有了较大的进步，这种“以全球应对全球”能力的修炼已经成为制胜未来的一个关键因素。
笔者所谓的“以全球应对全球”，是整合全球资源为我所用。其必备条件之一是具有全球对接的能力。在这个过程中，技术对接、管理对接非常重要，但思维及价值对接可能才是关键。而实现思维及价值对接的基础是具有人文底蕴。
人文底蕴、全球思维及价值对接能力是为中国打造更多具有全球担当的世界级企业家，培育一批可以执掌世界500 强等世界一流企业的商界领袖的一个必要条件。要领导好一个全球多元化团队，企业领导人的人文底蕴是一种“内功”，缺乏这种“内功”的领导人的招式很可能只是“花拳绣腿”。
3. 历史观及长线观可以助力应对“人类集体短视”
环境恶化与气候变暖等攸关人类长远发展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折射出一个更为深刻的原因，笔者将之命名为“人类集体短视”。
“人类集体短视”首先表现在国家治理方面。以西方民主政治为例，民选领导人的每届任期大多是四到五年，多数国家规定连续任期不超过两届；在企业治理与管理体系方面，关注年度甚至季度财务回报是现代商业组织的一大特征，五年或十年规划或已属企业的“长线”考量。可见，从政治到经济，从西方到东方，现有激励体系中，相对聚焦当下及短期成效或短期利益，对于人类生存环境保护以及社会进步等重大问题缺乏长期激励。这可能是造成我们在商业决策和政治决策方面相对短视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可能是导致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大的原因之一。
人类集体短视须系统性应对，挑战巨大。笔者考虑将历史等人文课程引入长江商学院管理课程之中，是认为这至少有助于弘扬商业决策的历史观，这种远超十年乃至跨度更久的长线观，有助于企业决策者为企业的利益相关体、环境、社会进行更长远的考量。
4. 西方主导的“赢者通吃”思维不具备可持续性
近几十年来，全球经济、教育、社会等领域普遍呈现强者恒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通俗地讲，即“赢者通吃”（Winner take all） 。这种“赢者通吃”的思维，源起于自然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易催生恶性竞争，不是富有包容性的增长之道，“是一条越走越窄的路”。“赢者经济”和“赢者政治”让社会公平受到挑战。伴随财富越来越集中，收入与财富不均和阶层固化日益加剧，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2.0 弘扬公益慈善，推动第三次分配
2010 年，长江商学院成为全球第一家将公益与慈善课程系统引入商学教育的商学院。我们期望通过培育企业领军人物以及职业经理人的自觉公益捐赠意识，倡导“无公益，不长江”，不断拓展传统商学管理教育的边界，由此开启了学院社会责任领域2.0 阶段的探索。回顾当时的心路历程，源于以下几点观察与思考。
1. 21 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全球基尼系数之高，对笔者触动非常之大
毋庸置疑，自1979 年以来，市场经济和自由竞争在全世界创造了史无前例的经济和财富增长，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也可能是当今世界收入与财富分配不均及社会流动性下降的主要推手。根据笔者当时的观察，各国基尼系数表明，收入与财富分配不均问题在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均普遍存在，且日趋加剧。
从全球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成就举世瞩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8 年我国基尼系数升至0.491，达到我国自2003 年官方公布基尼系数以来的最高值，在当时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排名第二，仅次于巴西。从这个角度而言，我国已成为全球收入不均问题较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国际上通常把0.400 作为贫富差距的警戒线，认为超过0.400的经济体会面临收入差距引发社会动荡的风险。
收入与财富分配不均的问题在当时并非是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特性，在发达国家也普遍存在。以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美国为例，2006 年美国基尼系数为0.464，创下其人口普查局1967 年开始统计家庭收入以来最高。2010 年，美联社援引美国人口普查局统计结果报道称，当时美国总收入中，49.4％流入20％的最富裕阶层，14.5％的贫困人口只得到总收入的3.4％，贫富收入差距之大，创下美国历史纪录。
2. 解决收入与财富分配不均问题，商学院能贡献什么解决方案
分析中美两国财富不均问题的成因，可能源于对再次分配的投入不足。过去30 年是市场经济的天下，未来30 年或将是再次分配扮演更积极、重要角色的福利社会的天下。但是，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福利社会的发展和出现都需要时间，不可能一蹴而就、一步到位。考虑到企业本来就须承担更多的责任，如果政府主导的调整需要更多时间的话，企业和商学院的调整步伐可能需要相对快一点，或可为解决收入及财富不均问题作出商学教育应有的贡献。
自2010 年开始，长江商学院引入了一系列公益与慈善课程：2010年，首创48 小时公益学时制度，要求所有EMBA（Executive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学员在修满必要学时外，还必须修满48 小时公益学时方可准予毕业；2014 年，再度首创性地将公益慈善课列为EMBA 的开学第一课；2017 年，将公益学时制度和公益第一课引入MBA（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工商管理硕士）项目。至此，公益学时制度基本推广到学院所有学位项目，所有EMBA、MBA 新生入学的第一堂课便是“公益与慈善课程”。同时，学院首创公益奖学金（2002 年）、长江公益基金（2009 年）、长江公益奖（2014 年）等。学院希望借此引导企业家以更为宽广的视野重视财富的循环：从为何经商、如何经商，到如何使用财富，提倡企业家创造财富要取之有道，在财富使用与处置上更要富有社会责任感和人文关怀。
这一系列创新之举在当时可谓开历史之先河。当时全球传统管理教育的教育理念、方法和课程设计过于关注如何挣钱的“优术”，对于为什么挣钱、企业的价值取向及社会功能、财富如何使用等相关“明道”问题重视不足，长江商学院率先将人文、公益慈善等课程系统地引入管理教育，也是希望借此推动世界管理教育由“术”而“道”的变革。这对于提升现有一代及未来新生代企业家们的社会责任意识，促进自觉慈善捐赠，起到积极的作用。至今，“无公益，不长江”已成为长江商学院文化的“DNA”，成为“长江人”学习和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一系列探索也拓宽了全球商学管理教育的边界，在引领全球企业和财富社会功能的变革方面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3.0 社会创新：全球三大难题愈演愈烈我们或需新思路、新探索
2016 年，长江商学院开始将“社会创新课程”系统地引入管理教育，成为全球第一家将“社会创新课程”列为EMBA 学位项目选修课的商学院；2018 年起，将“社会创新课程”列为EMBA 学位项目必修课；自2022 年起，“社会创新课程”成为长江商学院所有学位项目的必修课和第一课。这是长江商学院除重视商学教育的社会功能、引领世界管理教育创新外的又一项引领式创新，也由此开启了学院社会责任领域3.0的探索与实践。做出这一举措主要是基于以下考量。
1. 过去近70 年的全球经验表明，单一力量和单打独斗不能有效地解决全球普遍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我们聚焦解决的问题在过去40 年反而进一步恶化
回顾近70 年的发展历程，为解决全球收入与财富分配不均、社会流动性下降及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各国政府、企业、社团组织及国际组织确实作出了不懈努力与探索，也衍生了诸多理论和实践经验。
例如，20 世纪50 年代，美国经济学家霍华德·R·博文（H.R.Bowen）首先提出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简称CSR）概念。其后，随着大型跨国公司对社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以及全球频发的环境保护、劳工权益保护等运动，CSR 逐渐成为国际组织、公共舆论和大型跨国集团在实践中的共识。
2004 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金融行动机构（UNEP FI）首次明确提出环境（Environmental）、社会（Social）和治理（Governance）三大要素（即ESG），并认为其是影响股东长期利益的重要因素，ESG 成为系统化考察投资标的非财务因素的标志。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在写给50余家头部金融机构CEO 的邀请信中，明确提出了开展ESG 投资的建议。
2015 年，联合国全体成员国通过了17 个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简称SDGs），旨在全球范围内解决社会、经济和环境三个维度的发展问题，转向可持续发展道路。
综上，在过去近70 年中，为了解决全球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无论是企业还是国际组织，都进行了持续不断的探索和努力。尽管如此，大量的相关数据和研究仍显示，全球收入与财富分配不均、社会阶层固化及可持续发展问题不仅仍未得到有效解决，反而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
例如，在收入不均方面，2020 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2019 年《人类发展报告》显示，1980 年，美国顶部10％的人群的平均税前收入是底部40％的人群的11 倍，2017 年更是达到27 倍；而在欧洲，这一比例数字从10 上升到了12。
财富集中现象也在全球范围内变得更为显著。2020 年7 月，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在演讲中表示，世界上最富有的26 个人拥有全球人口的一半财富，1980— 2016 年，世界上最富有的1％的人口占据了全球累计增长总收入的27％。
根据笔者的观察总结，过往解决全球三大难题的实践往往以政府、企业或国际组织中的某一方为主体，各方单打独斗，彼此之间可能缺少有效的合作与协同，难以形成“组合拳”，也很难彻底解决三大难题。因此，我们或许需要新的思维、新的方法和新的探讨。
2. 社会创新的新思路：通过跨界协作整合社会资源，可能是重大社会问题的一个解决之道
本着这样的初心，笔者提出了社会创新的概念，即通过加强政府、企业、社团组织、社会以及国际组织之间的协同合作，系统地应对经济发展及社会和谐的问题与挑战。社会创新的核心是通过跨界协作来整合社会资源，以寻求重大社会问题的解决之道。同时，也开启了一系列关于社会创新的理论研究、课程创新与实践探索。
其中一个代表案例是“吉安”项目。2017 年，长江商学院配合江西省吉安市人民政府，启动“领航井冈”企业家高级研修班项目。学院对当地企业领军人物进行系统培训，长江校友也为他们提供辅导支持并配置了多项优质资源，通过帮扶老区企业成长助力当地经济振兴。“领航井冈”项目迄今已连续开展5 年，累计有150 余位吉安本土企业家受益。截至2021 年，已有2 家“领航井冈”的学员企业发展成为上市公司，并反哺革命老区，为带动老区经济和社会发展贡献了力量。
“吉安”项目摸索出一条“中央政策+ 地方政府+ 当地企业+ 长江商学院+ 长江商学院校友生态体系”多方协作、联手助力老区发展的新路径，较好地诠释了学院所倡导的跨界整合资源、寻求重大社会问题解决之道的“社会创新”新思路。2020 年是国家脱贫攻坚战的决胜收官之年，长江商学院因此荣获由国务院扶贫办、人民日报社指导，人民网和《中国扶贫》杂志社颁发的“中国优秀扶贫案例奖”。
面向未来，我们希望将社会创新的“吉安模式”复制到我国其他革命老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区，为中国的新农村建设和共同富裕作出贡献；同时，我们希望能将这一模式逐步复制到非洲、东盟、中亚、海湾及拉美等国家和地区，在全球范围内为解决社会问题与促进经济发展贡献中国解决方案和中国智慧。


4.0.“经济上新生代迭代的力量”为解决全球重大问题贡献中国智慧
近几年全球大变局引发了一系列变革与挑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阐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多年来中国也一直在全球多个重要领域如国际外交、环境保护、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等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国的发展方式中有哪些元素可以被全球借鉴乃至复制，也一直是笔者思考与研究的重点之一。为全球重大问题挖掘和贡献来自中国的解决方案、为东西方管理理念交流作出应有贡献，是笔者眼中长江商学院在新形势下发挥社会责任的使命之一，也是学院社会责任迈入社会责任领域4.0 探索的初心与愿景。
1.“经济上新生代迭代的力量”作为中国发展方式中的特色元素之一，具有一定的全球可复制性和可借鉴性，可以为全球发展的重大问题的解决贡献中国方案经过多年观察，笔者总结发现，在中国的发展方式中，“经济上新生代迭代的力量”是一个值得深度挖掘与传播的中国元素。“经济上新生代迭代的力量”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新的大型企业和新富豪不断出现及不断迭代的现象。
过去20 多年，中国和美国在培育“经济上新生代迭代的力量”方面遥遥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中国的表现更是独领风骚，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在新增大型企业与迭代速度方面，中国独冠全球。在1995 年《财富》杂志发布的世界500 强排行榜中，只有中国银行、中国中化和中粮集团3 家中国内地公司上榜。2001 年中国加入WTO 时，世界500 强排行榜中有11 家中国内地公司上榜。2008 年以来，入围世界500 强的中国内地及中国香港企业数量先后超过了德国、法国、英国和日本。2020 年，中国内地及中国香港企业实现历史性跨越，世界500 强排行榜中上榜数量达到124 家，第一次超过美国（121家）。2021年，世界500 强排行榜中，中国内地及中国香港企业上榜数（135家）继续领先于美国（122家）。
其次，在新富豪的产生及迭代方面，中国也位居榜首。2001 年《福布斯》杂志在全球范围内追踪十亿美元富豪，荣毅仁家族以13 亿美元成为中国大陆唯一入榜者，美国则有269 位富豪上榜。截至2021 年，中国（包括港、澳、台地区）和美国分别有745 位和724 位富豪登上福布斯全球亿万富豪榜。20 多年间，中国和美国新增富豪数量分别占全球新增富豪数量的28% 和21%。
最后，在独角兽企业数量上，中国仅次于美国，位居全球第二。独角兽企业的数量可以作为观察未来“经济上新生代迭代的力量”的一个指标。根据CB Insights 发布的《全球最有价值独角兽》榜单，2015—2020 年，美国和中国分别诞生了约230 家和130 家独角兽企业，加起来约占全球总数的70%。
相比之下，日本和欧盟等国家和地区虽然在创新方面属于世界一流，但是过去20 年间，“经济上新生代迭代的力量”的产生与中国无法相提并论。近年来法国等的社会动乱表明，即使在发达国家也面临阶层固化的巨大挑战。
由此可见，未来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培育“经济上新生代迭代的力量”，为年轻人提供更好的上升通道，是解决阶层固化、实现社会和谐的一个必要条件。
培育“经济上新生代迭代的力量”作为中国发展方式的特色元素之一，具有一定的全球可复制性和可借鉴性。探寻中国发展方式中的全球性元素，让中国的成功之道惠及世界，不仅有助于讲好“中国故事”，同时对提升中国的软实力、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建设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2. 更重视社会创新，更具长线思维，更具全球视野，打造一个培育“经济上新生代迭代的力量”的全球生态体系
在培育“经济上新生代迭代的力量”方面，长江商学院的聚焦点之一是培养一批又一批独角兽以及即将成为独角兽的企业，学院已累积一定的经验。自2015 年起，启动长江商学院创创社区，通过与腾讯、百度、京东、字节跳动、阿里巴巴等进行战略合作，打造了一个在国内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培育独角兽企业的生态体系。
CB Insights 2017 年至2021 年年末发布的过去5 年全球独角兽榜单中，中国累计产生独角兽企业217 家，其中长江校友担任创始人、联合创始人或一把手的独角兽企业有39 家（占中国上榜独角兽企业的18%） 。相比于全球顶尖院校产生的独角兽企业数量（斯坦福30 家，麻省理工15 家，哈佛12 家），长江商学院培育出的独角兽企业数量在全球院校中处于领先地位。
除了在国内探索，长江商学院也一直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搭建培育“经济上新生代迭代的力量”（尤其是新生代独角兽企业）的生态体系。在笔者看来，所谓新生代独角兽企业应具备三大特征，即更加重视社会责任和社会创新，更具长线思维以及更具全球视野和全球责任感。
自2020 年起，长江商学院和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合作推出三期“Igniting Innovation for Impact”项目，并将经验逐步推广到欧洲、中东。
2021 年12 月3 日，长江商学院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其巴黎总部签署合作备忘录。一方面，双方达成合作，将于2022 年12 月开始联手为非洲培育一批“经济上新生代迭代的力量”，培育出更多非洲未来的独角兽企业；另一方面，双方将共享资源，助力非洲培育更多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跨学科人才。
2022 年3 月，长江商学院与迪拜政府签署合作协议，由迪拜政府主导、长江商学院作为学术支持伙伴，共同在迪拜举办全球独角兽论坛并建立全球独角兽培训中心，为中东和中亚、北非地区培养新一代的独角兽企业。
不久的将来，长江商学院希望将“经济上新生代迭代的力量”的项目与平台一步步拓展至日本、韩国、东盟及拉美等国家和地区，建立、培育“经济上新生代迭代的力量”的全球生态体系。
面向未来，长江商学院将一面重视培养“经济上新生代迭代的力量”，一面重视社会创新，为全球培养更加重视社会责任的新一代企业家，为应对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均、社会流动性下降及可持续发展等世界性重大问题，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项兵教授
博士长江商学院创办院长、中国商业与全球化教授

杨晓燕，现任长江商学院助理院长，全面负责长江商学院校友事务、公益事务、政府关系和金融MBA项目。
王哲，现任长江商学院校友事务及发展部副主任，全面负责长江商学院校友事务、公益事务和长江商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 
闫雯，自2012年年底至今担任长江商学院校友公益事务高级经理，负责长江商学院及校友公益具体事务。

contents 
第一章.商学院社会价值的思想内涵
阎爱民：企业从承担社会责任到创造社会价值的时代之变./.003
朱.睿：因义而利，商业向善./.014
邓国胜：社会价值创新，可持续的方法是创造共享价值./.025
金锦萍：允许企业自由选择，这本身就是一种社会价值./.035
第二章.企业如何创造社会价值
李逸飞：带入企业成功要素，实现社会价值共创/.047
魏.雪：将科技赋予向善的力量，就会产生温度./.057
第三章.公益与商业社会创新的融合
徐永光：社会创新五部曲./.069
丘仲辉：公益与商业融合是重大社会创新，重在科学有度./.078
第四章.长江公益生与商学院社会价值的融合
刘启芳：长江收获继续去帮助更多人的巨大动力./.089
唐占鑫：用商业思维做公益，传递生命真正价值./.093
孙雪梅：通过社会创新，让合作产生化学反应./.097
附录.长江公益奖学金获得者所在机构./.101
第五章.年度长江公益项目
草方格公益项目：以一见方的种植，守护莫高窟./.107
“苔花开”乡村美育教师成长计划：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122
四川女子“木兰班”：保障女孩教育，改变贫困传递./.151
关怀乡村留守老人：五社联动，深耕执行体系./.171
梦想跑鞋：运动+公益+互联网./.193
筑爱助残.圆就业梦：体育运动＋公益＋残障赋能./.216
小海豚听障儿童合唱团：用歌声治愈心灵，滋养力量./.227

问：过去企业比较强调“企业社会责任”，近来又比较强调“社会创新与社会价值”。您认为这种话语表达的转化，反映了怎样的理念与认知的变化？在这背后，企业有没有从被动到主动转变的态势？
阎爱民：企业社会责任最早是由西方国家提出并开始实践的，后被引进我国。根据传统的经济学经典理论，企业是追寻利润的工具，企业的核心目标是实现利益最大化。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久而久之就会发现，做企业会产生衍生影响。例如，企业在某地建一个工厂，得从当地招收劳动力，对当地的电、水会产生消费，甚至产生包括污染、噪声、当地物价上涨等负面影响。这些影响并非企业有意而为之，却是企业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
最初，企业认为这些问题都是客观出现的，和企业本身没太多关系。企业往往觉得为社会创造了就业、税收，就是为社会做贡献，试图用正面的影响抵消负面影响。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消费者认知的进步，企业被要求在追寻利润的同时必须承担社会责任。企业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无论企业愿意也好，不愿意也罢，必须对由此产生的社会问题负责任，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比较被动的。到了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主动追寻社会创新和社会价值。社会创新是用创新的理念、创新的方式，甚至创新的组织形式来解决社会问题。企业发挥自身优势，深度介入，用创新的方式实实在在地解决社会的问题，这就变被动为主动了。
可以看出，企业从社会责任到社会价值、社会创新，首先是主动性发生了变化。原来的社会责任是被动的、无意识的，现在的社会价值、社会创新是主动、有意识地为社会问题寻求解决方案。长江商学院要求学员在企业当中推动商业向善，将企业的主营业务和社会问题紧密结合，这对于企业的领导人的经营和管理观念具有颠覆性的创新。
同时，在解决社会问题的过程中，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的合作至关重要。例如，长江商学院在革命老区江西吉安发起了“长江商学院吉安乡村振兴与可持续发展项目”，从教育、民生、产业的不同维度推动吉安乡村振兴，推出了包括“领航井冈”企业家高级研修班、长江商学院遂川精准扶贫公益项目、善茶·狗牯脑茶公益项目在内的一系列项目，当地政府、企业和长江商学院都贡献出自己的独特价值，形成互补，共同解决一个地区的经济、环境、社会可持续发展和乡村振兴的问题，我认为这就是社会创新。
问：最近您提到“乡村振兴是一片蓝海，潜力非常大，机会非常多，企业家一定要坚持长期主义”，您认为企业应当如何参与乡村振兴事业，实现多元的价值？
阎爱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乡村振兴，必须弥补短板。中国的四大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按照现代生活方式来度量，跟瑞士差不多。然而北上广深大概只占全国总面积的0.33%，我们需要关注更加广袤的中国其他地区，特别是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我到江西吉安调研，看到农民生活还是不易。
没有乡村的振兴就不会有整个中华民族的振兴；没有乡村的富裕，就没有共同富裕。实现共同富裕的最大挑战就是实现欠发达地区的富裕。我国农村地区人口众多，农民受教育的程度比较低，农业技术相对落后。国家在脱贫攻坚过程中花了很大的力气，取得了全面胜利，如何守住脱贫攻坚成果，防止规模性返贫的出现，推动乡村振兴是接下来要考虑的重要议题。
企业如何介入乡村振兴？基本上有两条路径。
其一，企业把主营业务的客户放置到乡村。企业提供更好的、更实惠的、乡村百姓消费得起的产品和服务，这就是助力乡村振兴。所以企业在考虑产品、服务的时候，应当把农村消费者视为客户，生产农村消费者消费得起的产品，提供符合农村消费者需求的服务，使其得到真正的实惠。当然，提供针对农村消费者的产品和服务，不能指望一夜暴富，要意识到任重而道远，要花时间和精力培育市场。企业短期内不太可能赚太多的钱，但是农村消费者的体量所产生的消费市场和商业潜力不容小觑，同时也会产生很大的社会价值。譬如通信业、房地产业、餐饮业、旅游业、文化产业、制造业、养老产业、健康产业等，都可以考虑深入农村。
其二，企业可以把乡村作为战略差异性的一部分。我去广西的时候，看到长江商学院一位校友把广西乡村的土鸡蛋、土鸭、土鸡、土猪销售到五星级酒店后，很受消费者欢迎，而且能卖出很好的价钱。我当时给他建议，他必须保证消费者今天吃的是土鸡蛋，明天还是土鸡蛋，保持稳定品质，不能搞一些以次充好的产品，诚信才能保证可持续性。企业也可以考虑为农村青年培训农业新技术，如农药灌溉、无人机播种等，推动农村就业，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
乡村振兴是一片蓝海，乡村的市场很广阔，有丰富的想象和创新的空间，同时缺少优质品牌，大企业、小企业都可以投身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