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文化志》新版后记
1992年9月8日，《人民日报》以一个整版刊登了《中国文化通志》的招标通告，距今已经30年了。
《中华文化通志》是1990年由时任中顾委常委的著名儒将肖克老将军创意，经中央领导同志批准，集全国力量编辑出版的大型丛书，主要用于对外文化交流，作为国礼向全世界赠送。肖老组织了由李学勤、庞朴等著名学者组成的编委会，经仔细研究之后确定了十典百志的架构，才有了在《人民日报》上以整版通告的方式向全国学术界征集一百个分志作者的招标通告。这在中国编辑出版史上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
当时，我在巴蜀书社当编辑，严格坐班，为人作嫁，十分忙碌，完全没有想到这件大事会和我有关。
大约一个月以后，川大的隗瀛涛副校长（他是我在川大读书时的老师，我和他全家都很熟）来电话要我去他家一趟。我去后，他问我知不知道《中华文化通志》招标的事，我说知道。然后他告诉我，北京在去年成立了以肖老为创会会长的炎黄文化研究会，目前在四川还只有他一个会员。肖老要求炎黄文化研究会要全力以赴地协助《中华文化通志》的整个进程。《中华文化通志》的学术组织主要由编委会中比较年轻的复旦教授姜义华负责，姜义华和他是很熟的朋友。姜给他打电话，说是《中华文化通志》中的分志《巴蜀文化志》的作者报名情况不理想，要他尽力在四川劝说合适者报名，以便编委会挑选。姜义华还说《巴蜀文化志》的作者还是在四川学术界中产生为好。因为我在几年前出版过一本知识读物《巴蜀文化》的，隗老师就认为我比较合适，要我去报名。我当时一口就拒绝了。我说，《巴蜀文化》是一般的知识读物，而《巴蜀文化志》是全国最高水平的学术著作。我自知自己有几斤几两，不敢到全国平台上去献丑。可是，隗老师态度非常坚决，要我一定去报名，他甚至说了这样的话：这次全国选作者，有点像全国史学界开运动会，我们四川人总不能剃光头嘛，你去试一试也算是在参加比赛嘛！你连试都不去试一下，我咋个给姜义华扯回销嘛?既然隗老师把话都说到这种份上了，我只得同意。于是，回家之后，填表报名，参加这场全国史学界的运动会。十分意外，报名不久，就在《光明日报》上看到了又是一个整版的《中华文化通志》作者中标通告，我被选中，担任《巴蜀文化志》这个分志的撰写任务。
这里写几句学术史上的花絮。三年前，我在孔夫子旧书网上找书，偶然见到有人在出售几十年前《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办公室的一批废弃文书资料，其中刚好就有当年《巴蜀文化志》的作者报名资料，我买了下来。所以我知道当年共有多少人报名，知道报名的学术界朋友有哪些。
被选中以后，1993年1月，去北京参加第一次全体作者大会。会议规格很高，多位中央领导在全国政协礼堂接见我们，李瑞环同志亲切地和大家交谈，我的作者聘书是从薄一波同志手中接过来的。从会上发的资料中知道，一百个分志的作者绝大多数都是教授或研究员，只有我一个人是业余的。实话实说，当时心中开始有的那么一丝丝的沾沾自喜，很快就变成一片胆怯。我明白这只是被选中上场参赛，真正的较量是拿出来的书稿的质量。因为，会上明确宣布：这是国家重点项目，质量要求从严，每本书稿至少有两位专家审读，质量不行就退回返修，返修次数不限，直到合格为止。
1993年6月，我手中原来的一本书写完之后，开始写《巴蜀文化志》。1995年8月写成初稿，1996年5月完成定稿。由于我自身的生活轨迹和其他学界人士不同，这本书仍然是在业余条件下完成的。1994年春，因为另外的原因，我离开了出版社，成为自由人。先是到大邑组建了一个旅游开发公司，为大邑县调查制订旅游发展规划，以后又加盟新希望集团任研究室主任。所以，我读书写作基本上都是在晚上完成的。1996年5月，当我亲手把《巴蜀文化志》定稿送到审稿专家、《中华文化通志·地域文化典》主编宁可先生手中时，我正在北京担任新希望集团的总裁办主任。我现在还记得，专攻经济史的宁可先生对我的经历很感兴趣，问了我不少问题。他和我开玩笑说：如果《中华文化通志》中有《饲料产业志》，你就是铁定的撰写人。值得欣慰的是，我的书稿得到了宁可先生的高度评价，他说是《地域文化典》中的上乘之作，不用返修，一次通过，直送出版社。他又告诉我说，原来有中央领导同志决定，《中华文化通志》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后来中央党校出版社说自己搞传统文化的编辑力量有限，实在无法按期完成《中华文化通志》一百个分志的编辑出版任务。于是，肖老把编辑出版任务交给了当年全国所有出版社中这方面编辑力量最强的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组成了以总编辑陈昕为首的强大的编辑班子，要对每部书稿再次认真审读，不合格的仍然要发回返修。于是，我只好等着上海的审读结果。不久，审读结果出来了，我的书稿仍然被评为优秀，一次通过，不用返修，直接进入出版程序。后来我知道，上海人民出版社审读《巴蜀文化志》的责编是已退休的原历史编辑室主任叶亚廉，一个很有水平的四川泸州老乡。
1998年，作为《中华文化通志》之一的《巴蜀文化志》出版了。应该说，《巴蜀文化志》一书的撰写和出版都十分顺利。可是，这本最应该在四川销售、四川读者最需要的《巴蜀文化志》却没有在四川销售，四川读者一本也买不到。这是因为，《中华文化通志》在出版之前就已确定主要目的是对外文化交流，是作为国礼赠送国外友人的。国内发行是按部发行，一部《中华文化通志》101册（100个分志外加序卷），几大箱，价格6000元一部，不开箱，不单卖，每册书上连定价都没有。后来我打听了一下，全省只有三个大图书馆各买了一部。也就是说，《巴蜀文化志》没有零售过一本。
《巴蜀文化志》编委会办公室在通知上述发行办法的同时还特地通知我们作者，说编委会办公室为了满足作者们自己的需要，决定拿50部书开箱零售，每本价格60元，作者们可以在里面选购自己所需要的各个分志。我一得到通知，立即采取了一个果断行动，将50部书中的50本《巴蜀文化志》全部买下。运回成都后，一本一本送给在撰写过程中帮助过我的所有师友。时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川大老同学万本根对此书评价很高，硬要我给他20本，说他有大用处。什么大用处？他说他想干两件事，一是想成立一个全省性的巴蜀文化研究中心，这比较好办，因为不需要花钱；二是想组织全省力量搞一部关于巴蜀文化的大书，这比较难办，因为必须在省里立项得到资金支持。他知道当时的四川还没有一本全面论述巴蜀文化的书，人们对巴蜀文化的了解还不多不深。他打算把《巴蜀文化志》作为敲门砖送给多位老领导，让老领导对巴蜀文化有更多的了解，有更高的重视，才能对他策划的大项目给予支持，顺利立项。我认同他的一片苦心，就给了他20本。这以后，他真的按他的思路去一步一步努力，终于取得了杨超、杨析综等省里多位老领导的支持，既成立了四川省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又让大型的《巴蜀文化通史》在省里立项，得到巨额资金支持。为此，成立了《巴蜀文化通史》的筹备班子，确定由我出任常务副主编，并由我拟定了《巴蜀文化通史》的一总论、二十二专史、四附录的整体框架。虽然因为某些原因让我不久就离开了《巴蜀文化通史》的筹备工作，虽然因为某些原因让《巴蜀文化通史》这套大书至今还未出版，但是，《巴蜀文化志》能够在巴蜀文化研究中心的成立和《巴蜀文化通史》这个大项目的起步阶段起过那么一点点推动的作用，我仍然深感欣慰。
《巴蜀文化通史》的立项是一件大事，除了《巴蜀文化志》的一点点推动，还有一点点推动也和我有关，就是《巴蜀文化图典》的出版。1997年，杨超、杨析综等省里多位老领导给当时的省委领导人提出，四川还没有一部反映四川文化的大型画册，这和四川的文化地位极不相称，故建议编辑出版一部反映四川文化的大型画册，一是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50周年，二是用于对外文化交流。这一建议很快得到批准，经省委宣传部认真研究，决定和刚刚分治出去的重庆市合作，编辑出版一部反映历史文化的大型画册《巴蜀文化图典》，同时由我省自己单独搞一部反映新中国50年建设成就的大型画册《四川50年图集》，两书的任务在1997年底交给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和四川人民出版社。作为重要的政治任务，省委宣传部要求必须在1999年国庆节前出版。1998年5月，我在川大的两位老同学，即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万本根和四川人民出版社社长邓星盈分别找到我，要我承担起两部大型画册的具体编撰任务。他们说了理由，一是他们组建的筹备班子明确表态完成不了任务，二是我刚出版了《巴蜀文化志》，有基础，三是我在两年前编辑出版了成都市第一部大型画册《锦绣成都》，有经验。他们和我谈话的态度既不容商量，要我非干不可，同时也给我提供了必要的工作条件。所以，我答应了，经过努力，任务按时完成，两部大型画册在深圳精印出书。当然，这是集体项目，有早已确定的大型编委会和主编、副主编，有英文提要，还有几个同志也在努力工作。但是，编委会从来没有开过一次会，实为虚设，主编只和我们见过一面，副主编只参与过部分文字工作。大型画册最重要的也是最难的工作是：如何确定框架结构？每一个部分应该上些什么照片？有关内容的最优秀的照片在哪里并如何寻求到手？画册的图文版面如何安排才美？设计印刷的全程质量监控如何保证？当时，还有一个和重庆的合作问题。这些事，都是由我这个特约副主编完成的。用万本根的话说：《图典》和《图集》工作的80%是老袁完成的，没有老袁的努力就不可能有《图典》和《图集》。1999年9月，为《图典》和《图集》举行了盛大的首发式，很多领导到会，可谓影响不小。这事，也为巴蜀文化研究中心的成立和《巴蜀文化通史》的立项曾经起过那么一点点推动的作用。
《巴蜀文化志》出版了，而且作为《中华文化通志》之一荣获了国家图书奖的荣誉奖，但是《中华文化通志》按部发行，不单卖，不能让普通四川读者读到，使我心中一直感到不快。所以，在《巴蜀文化志》出版十年之际的2008年，根据著作权法我有了自己再版此书的可能时，我立即和上海人民出版社联系，取得了他们的同意，在四川再版此书。为此，我联系了某出版社，该社社长听说此事，一口答应，我很高兴。想不到的是，当即将付印之时，该社长却说此书必然亏损，要求我缴纳亏损补贴。此事让我十分为难，因为我不是专业研究人员，没有任何经费。是当年和我有较多联系的西华大学潘殊闲同志伸出援手，由西华大学地方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研究中心提供资助，缴纳了亏损补贴，才在2009年再版了《巴蜀文化志》，印数只有2000册。因为有上述的不愉快，所以出书后我没有进行任何宣传推广，所有媒体均未报道一字。用四川方言，应该是在悄悄咪咪之中把这2000册书卖到了读者手中，让不少读者知道有此书的存在。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十几年又过去了，我又陆陆续续听到了不少巴蜀文化爱好者的声音，他们对此书的评价不错，他们要求此书再版。刚好，四川人民出版社也提出了再版此书的动议，于是，又有了此书新版的问世。
可能有读者会问：为什么我会让写成于1996年的此书还要再版？我可以回答：第一，二十几年过去，还没出现一种全面而简明地论述巴蜀文化的新著可以代替此书。第二，二十几年过去，还没有任何学者发表文章对此书进行过指误。第三，在巴蜀文化的研究中，我过去曾经提出过两个重要的学术观点，一个是在学术研究中应该有广义的巴蜀文化和狭义的巴蜀文化，一个是巴蜀文化的主要特色是兼容，或者说是以移民文化为载体的兼容。我在此书中对早年提出的这两个重要观点进行了进一步的肯定和阐释，二十几年来，我的观点已经在学术界得到比较普遍的承认，至少，我还没有见到有学术界同人的任何公开的批评或商榷。
可能有读者会问：为什么不作进一步的补充修订之后再出版？我也可以回答：学术著作应该有两种，一种是反映一个时期的学术成果，在学术史上有一定阶段性价值的著作，应该保持它的阶段性特色，不需要不断修订；一种是必须根据不断出现的学术研究新成果而不断修订，否则就会对读者有所误导、甚至有所阻碍的著作，就需要不断修订。我认为，此书属于前者。二十几年来，在巴蜀文化的研究领域，没有见到有新的文献资料出现，新出的考古资料也未能改变书中的论点而是支持书中的论点。
今年我已82岁，自知来日不多，此书应当就是我能够见到的最后一次再版，所以对此书的成书、再版、影响等事多说了几句话，目的是为后世研究学术史提供点滴资料。
谈到这里时，还有一件事不得不谈，就是老一辈革命家对此书，对传统文化研究是如何的重视。
上面谈过，此书是《中华文化通志》的100个分志之一，《中华文化通志》的创意者和主编是开国上将之首的老将军肖克。我过去在读革命回忆录（我在川大读书时特别爱读革命回忆录，两部大型丛书《红旗飘飘》和《星火燎原》全部读过，正是有这种基础，所以后来才能写出大决战三部曲《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和《淮海战役》，由军事科学院严格审查通过之后正式出版）时对他的大名是如雷贯耳，在北京时又和他老人家在一起开会几天（肖老离休前任国防部副部长，同时还任军政大学校长兼第一政委，所以肖老把我们一百多人安排在原来的军政大学、当时的国防大学招待所中开会），当然，我从来是站在后面，除了在群众场合和他握过手，没敢上前和他谈过一句话。没有想到，他老人家会专门召见我。
那是1993年10月，肖老因公来到成都，驻金牛宾馆。他特地叫秘书通过省委宣传部找到我并把我送到金牛宾馆。肖老秘书把我引进了一号楼，这也是当年毛泽东主席在1958年成都会议期间的下榻之处。肖老见到我，十分亲切地对我说，《中华文化通志》有近两百个作者（《中华文化通志》共一百个分志，每个分志允许两人或三人合作，但是不主张再成立编委会、编写小组之类，所以共有作者近两百人），北京和上海就占了三分之二，他记得我是唯一一个业余作者，也是唯一一个西部作者，所以他到了成都之后决定见见我，想听听我有什么想法，什么计划，什么困难。他是来做调查研究的，如果我有什么要求需要他帮助，可以直率地讲出来。肖老还半开玩笑似的说，他现在不是将军，是主编，是在执行主编的职责。当时，在德高望重的肖老面前，我说了些什么，现在完全记不起来了。因为我当时的心中只有一个词：感激。因为在我面前的86岁高龄的老人是参加过北伐和南昌起义的将军，是在长征中担任过方面军副总指挥的将军，是共和国所有将军中唯一写出过长篇小说并荣获茅盾文学奖的将军。现在，他在当一个尽心尽责的主编。我在出版界和学术界见过的主编太多了。自然科学界我没有发言权，在人文社科界，我敢大胆地说，在各种书籍中堂而皇之的数不尽的主编多数都是伪主编，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主持过编写工作，没有发凡起例，没有审改书稿，没有给编写者指导答疑，他们主了什么？编了什么？怎么能叫主编？唯一的原因就因为他们是官员。据我所知，有的官员本人真的喜欢当主编，得虚名，但是也有不少官员并不想当主编，甚至他自己根本就不知道他已经当了主编，而是下边一些人加上去的。因为只要有了这样的主编，就可以申请经费，就容易评奖。想到这些，我对肖老这样的主编，怎么不发自内心地充满敬意？
好了，书归正题。当我这本写于26年前的《巴蜀文化志》能够在不缴纳亏损补贴的条件下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时候，我要感谢此生中和我关系最深的工作单位四川人民出版社（我于1965年研究生毕业，当时未分配工作，而是下农村锻炼，以后则是政治运动。1968年分配到四川人民出版社工作，三个月后被安排到大凉山劳动，以后又是政治运动。1972年回到四川人民出版社工作，以后又是政治运动。1979年第三次回到四川人民出版社工作。1984年四川人民出版社一分为九，我被分到九分之一的巴蜀书社，和四川人民出版社仍然在一个大楼中），我要感谢多年来一直支持我这个业余作者的广大读者。多年来，我已出版各种书籍40多种，再版两次或三次的、重印到五次的，共有十几种之多，没有广大读者的支持这是绝对不可能的。特别是近三年来我的短视频有120多万粉丝，他们也是我的各种书籍的读者。没有他们的支持，我这个既非教授又非研究员的业余作者将一事无成。
让我再次说一声：亲爱的读者们，谢谢，谢谢！
袁庭栋
2022年8月9日于青城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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