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共收录二十位学者和艺术家所写的二十封书信，从罗马皇帝到17世纪英国贵族女子，从公元前3世纪的遁世哲人到20世纪的电影导演，书信作者来自不同年代，身处不同的社会环境，但是每一封独特的信件都关注着同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该如何更好地生活。从如何面对死亡到如何承受生命，从如何获得快乐以及何为真正的快乐到何为幸福，还有如何珍惜时间，如何成善，作恶意味着什么，我们能否改变……本书中的二十封私人书信就在处理这些永恒而普遍的问题。
这些信件没有一封是写给普罗大众的，也没有任何一封信件或者几乎没有曾被认为有一天会被我们读到。在这个意义上，它们并不属于交换观点与见解的公共空间。以书信的方式公开交流观点这种实践在文艺复兴之后与现代之前的文人共和国达到顶峰，科学革命的伟大发现与启蒙运动的理念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而被公之于众的。相比之下，本书收录的书信则是实实在在个人的和私人的，它们既不针对任何一个要与之争论的对手，不急于争先，也不为了取笑别人而做任何机智辛辣的嘲讽。我们在这些私人对话中可以看到，信件的作者们真诚而迫切地想要得到那些有关生活的艰深问题的答案，而没有人能避开这些问题。然而，当隐私可以为捍卫这些信件所阐发的真理发挥一定的作用时，这些问题就打破了书信的私人界限。在这些属于全体人类的问题面前，我们都是弗洛拉·特里斯坦笔下的全人类的兄弟姐妹，在这些作者的私人书信中留有我们自己的位置。
书信里阐发的思想是直接写给某一位真实存在的朋友的，而他们首先是根植于这些书信所处的具体历史背景当中的。一位叫作美诺西斯的人是伊壁鸠鲁的好朋友；安德鲁·贾克帕森是莱奥帕尔迪的好朋友，他们在1822年的冬天结识于罗马；德·苔丝夫人是杰曼·德·斯戴尔来自巴黎的朋友；马甘拉尔是甘地的远房表亲；莫里斯·贝嘉在书信中亲切地称他培养的最后一位舞蹈明星为纳韦尔……这些书信所展露的从容与亲切，不仅彰显了他们的情谊，也让这份情谊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中迸发出来。透过那一个个收信人，我们每一个突然醒悟要让生活有所改变的人都渴望倾听那回响在书信中的声音。
在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那里，哲学走在通向真理或某一个真理的道路上，而这些信件就是在向收信人指明踏上这条道路的方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些信件是哲学的。这些信件不属于任何特殊的文学体裁的框架；也没有任何一位作者归属于一个被称作哲学的专业学科。在本书涉及的作者中，有一半都没有受过任何正式或非正式的学术训练，他们之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对那些主流学术规范都只是略知一二，这意味着，我们不能简单地用这种规范之下的标准去评判他们。至于那些确实处在主流标准之下的作者，他们在写给朋友的信中却出人意料地显得不符合，甚至时常违背他们所阐发的某些核心教条与学说，而这些学说却成为他们在历史中留下的印记和标签。这一点尤其体现在笛卡尔身上。在写给他的笔友、落魄的波希米亚公主伊丽莎白的信中，笛卡尔意识到，在理论上成为一个二元论者或许很好，但这似乎与现实和生活经验相违背。笛卡尔是否（在私底下）放弃了他的二元论主张，又或者他本身并不真的坚持身体与心灵的二分？是否是这样一个没有在任何大学接受过任何一门哲学课程的女人让他看清楚了自己的错误？这些问题的答案将在本书的第五、第六章揭晓。
在标准的边缘，这二十位作者共同建立了一个特立独行的哲学传统，在文人共和国的阴影下，这一传统在私人书信中获得庇护并得到发展。有些女性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因其性别而被排斥在哲学之外，她们只能在私人通信提供的保护伞下找到允许她们进行思考和创造的友好环境。另外一些人仅仅在自己的世界中建立其学说，并没有要对抗或维护某种权威。还有一些人具备莱奥帕尔迪所说的敏感性，这让他们成为混合的思想家，他们不属于任何一个学派，学界也无法将他们归于任何一门专业，我们只能说他们是半个哲学家、半个诗人、半个舞者、半个政治活动家、半个电影创作者、半个剧作家。
在里尔克著名的十四行诗《远古的阿波罗躯干像》（1908）中，诗歌的结尾突如其来、毫无征兆地出现了这样一句指令、恳求或决议：你必须改变你的生活。里尔克抓住了一种醒悟和决定的瞬间，这个瞬间以不同的方式在所有信件中得以探索和发展。在诗歌的微观世界中，古老的无头雕像散发出的美丽与奇妙引发了诗人对世间万物的疑惑。在本书收录的每一封信中，也正是日常生活的宏观世界触发了作者们对深层真理的探索，它潜藏在那些日常经验带给我们的表象之下。
真理蕴含在日常经验中这一信念驱使里尔克发动诗歌的力量，作者们以书信形式探究真理也受到这一信念的驱动。里尔克的著名篇章《写给青年诗人的信》就展示了书信体作为放大镜的功能，里尔克在这部作品中将创作过程中的分析活动放大给读者看。书信体的这一功能在里尔克的另一封书信（收录于本书）中被用来放大有关幻灭与恐惧的日常经验。书信用通俗的语言传递出诗歌借助严谨的结构与宏大的想象所产生的效果，这两种不同的形式背后所传达的信息是一样的，即哪怕经验也不是被直接给予我们的，我们也必须学习如何感知经验（第十七章）。
当理念与现实无法调和时，无论多么痛苦、多么矛盾，我们都不得不苦恼地接受它。于是，莱奥帕尔迪不无绝望地重新诉诸想象的力量，因为它能够把我们从理念与现实的鸿沟中解救出来，宽慰我们（第十二章）。通过公元2世纪的讽刺文学家吕西安的创作，古代神灵克洛诺斯重获生命与言说的力量，面对这不可弥合的差异，他劝说他的朋友，梦也没那么值得追求（第四章）。而与此同时，梭罗极力劝说他的朋友去拥抱现实的本来面目，丢掉一切投射于其上的设计与理念（第十四章）。在温克尔曼那里，同一个力量引发了不同的结果，它释放了温克尔曼的热情，温克尔曼督促他的朋友要走进古代艺术作品的世界，亲自观看它们，唯有如此才能真正理解美没有任何一本书、一件复制品能够替代一手经验（第十章）。
书信要求作者直接认识经验的具体性，不要躲在理论背后，躲在精雕细琢的艺术作品或完整成型的哲学论文背后抛开修辞上的计谋，只追求真理，或至少某个真理。当伊丽莎白的个人经验与笛卡尔的理论相抵触时，她督促笛卡尔这样做（第六章）。当席勒急切地写信告诉歌德，无论理论秩序看起来多么令人信服，纯粹的理性主义还是有些错误的时候，席勒也劝告歌德这样做（第十一章）。而编舞家贝嘉写给他的年轻友人的信也表达了同样的道理：只有活生生的运动经验才是从我们自己、我们真实的自我中生发出来的（第二十章）。
书信展露的是心对心、灵魂对灵魂的对话，正因如此，心灵与身体的统一才会在书信中反复重现，人们在信中不可避免要应对这一迹象。我们不能假装身体与灵魂的统一对我们的生命无关紧要。王尔德在监狱中悲痛地写下了那封具有回忆录性质的书信，在这封信中他提出了一套新的关于感觉的哲学，他认为感觉必须要时刻满足身体与灵魂的双重欲望（第十五章）。伊壁鸠鲁告诫他的朋友，为了确保心灵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并让我们获得好的生活，我们必须好好照料我们的身体（第一章）。马克·奥勒留为新的欲求设定了新的规则，他向他的修辞学老师解释道，他不能再沉迷于两边倒的辩论术了，而要坚定地站在他自己的这一边，捍卫自己所信赖的真理（第三章）。里尔克在他那封回响着不幸征兆的信中，为了对抗恐惧与未知，也发现了这种新的规则（第十七章）。弗洛拉·特里斯坦的一封信宣告了一种新的爱的体系的诞生，在这一体系中，女性拥有决定权而男性只能服从，在这封信中，她也发现了同样的规则（第十三章）。
书信体是一种自由的体裁。它摆脱了逻辑推理的论证，并尽可能快的分享给别人；它不害怕说出某些与主流价值观相违背的观念，避免了浮夸与迂腐。伟大的人显得谦卑，谦卑的人显得伟大，吕西安创作的那封虚构的通信正体现了这一点。这次通信发生在落魄神灵克洛诺斯与一位自我标榜的穷人代表之间，后者从一开始就向别人夸耀 那位神灵最为尊敬的人是我（第四章）。
金钱也是书信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我们该如何看待金钱？如何利用它？是否应该追求它？追求一点还是很多，抑或是一点都不应该追求？恰恰是因为坚信心灵若离开身体就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所以在关于金钱的问题上，这些书信的作者既不虚伪地宣扬节制，也不鄙视财富，相反，他们深入探讨并在伦理层面考察财富在我们生活中的地位和用处。克洛诺斯告诉那位穷人，富人固然因财富而邪恶，但与此同时，只有当穷人愚蠢地崇拜财富时，穷人才会因此变得贫穷。塞涅卡颠倒了时间就是金钱这句话的含义，他指出，这句话应该按照字面意义来理解，因为时间自身就是唯一真正的货币，而我们是时间的挥霍者，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愈发贫穷（第二章）。弗朗索瓦·特吕弗嘲笑那些认为光靠对左翼社会主义电影进行投资就能获得自我救赎的富人，也嘲笑拍摄这种电影的导演，例如戈达尔，这种人认为掏出一沓钞票就能够抵偿他们严重缺乏的同情心与个人实际行动（第十九章）。
这一封又一封的书信也不断发展与深化了一种道德观，它不是老生常谈的善恶对立的故事。每一位作者都凭借其不同寻常之处让善恶的价值在那一封封书信中得以重塑和延续，他们放大了道德健全的重要性，强调了个人与善和幸福的关系，以及人们要为自己与他人所承担的责任。于是，在对卡夫卡的伟大之处的生动刻画中，本雅明粉碎了人们对正确必将战胜错误的一厢情愿的天真幻想。他的最终结论是，希望是存在的，但不是为我们而存在，失败反而是我们所能期望的最好结果，因为在不断认识失败的过程中，我们会慢慢实现自我的觉醒（第十八章）。
人们可以自由而无所畏惧地在私人书信中思索失败这一比其对立面成功更加普遍的经验。伊壁鸠鲁认为，因正当的理由而失败总比侥幸获得成功要好。他的同道中人遍布各个大陆、跨越漫长的世纪，他们将失败看作终于可以停下来检验自己的机会，按照奥斯卡·王尔德的说法，这是人格的强化。
没有什么比一封书信更能拼凑出一段关系是怎样互动的：谁占据上风，谁在引诱对方。18世纪俄罗斯帝国女皇叶卡捷琳娜大帝在写给其侍从的一封信中展现出了两种形象，一方面她很精通启蒙思想，另一方面又带着对现实政治的缜密考量废弃了这些理论，因为她看到了这种哲学虽然有着美好的愿景，但却难以付诸实践（第八章）。在她的信中，她始终无法停止思考什么是真正的自由，哪怕她摒弃了这个问题背后的普世主义抱负。于是，她把自己更好的一面留在了信中。同样的问题出现在甘地的书信中，他一次又一次地叮嘱他的朋友寻求自我觉醒，不要盲目服从来自权威的指令，即便是为了祖国印度的解放。自由在于自我觉醒，解放你自己……你自己就是印度（第十六章）。若非如此，人将处于自我疏离的状态，在这个意义上，斯戴尔夫人为自己在巴黎之外的流放遭遇感到悲痛，不仅仅是因为长期与朋友天各一方，更是因为她感到她失去了更好的自己，远离了那些能与她心意相通的人。书信此时缓解了那种人疏离于自我的感受（第九章）。
书信的私密性也让真诚的批评成为可能，严厉的词语并不是无谓的愤怒，它总能演变成清醒和冷静的分析，然而那些调控礼节与丑行之别的社会规范却常常妨碍这种分析，甚至把它曲解成恶意。但是在书信中，本雅明可以对他的朋友猛烈抨击马克斯·布罗德，在这个人身上，本雅明又发现了一个卡夫卡的谜团他竟然和布罗德这种人交朋友！本雅明猜测，卡夫卡之所以委托此人销毁自己的作品，只是因为他知道此人不会听从他的请求（第十八章）。温克尔曼可以在信中无情地指责法国艺术评论家们故弄玄虚、矫揉造作，并向启蒙美学发起挑战（第十章）。特吕弗在一封书信中称戈达尔是神坛上的卑鄙小人，在这封令人印象深刻的信中，与其说他在侮辱戈达尔，不如说他是在刻画一位艺术家的道德矛盾，他被困在道德的绝对律令与他身边那些活生生的受苦之人在此时此刻对他提出的要求之间这一矛盾在之后又进一步上升为电影与生活哪一个更重要的问题（第十九章）。
这些书信按照时间排序，每封信都附带一篇导读，由相关领域的专家撰写，他们结合相关的传记和参考文献深入分析了书信的主题。这些书信因此成为一扇门，打开它，我们就进入了人类历史上那些伟大思想家的世界。
Ada Bronows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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