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直接投资又称境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OFDI，是国际投资的主要形式之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抓住了全球要素分工发展带来的战略机遇，实现了开放型经济的高速增长。当前，国际市场流动性趋紧，新兴经济体资本外流、货币贬值、股市下跌风险突出，成为威胁世界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风险。面临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中国亟待发展新一轮高水平开放、提升对外直接投资水平。在2018年11月5日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提出将在五个方面加大开放力度：第一，激发进口潜力；第二，持续放宽市场准入；第三，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第四，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第五，推动多边和双边合作深入发展。在这一背景下，要推动多边和双边合作深入发展，新一代投资贸易规则必将孕育重构，对我国对外投资水平和效率提出更高要求，中国对外投资战略也必将被赋予新的内涵。作为多边和双边合作的重要形式之一，目前，中国对外投资战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步伐而不断调整。
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是中国利用外资战略的两大组成部分。2001年全国人大九届四次会议通过的十五计划纲要提出坚定不移地扩大对外开放，在积极引进来的同时，实施走出去战略。2006年全国人大十届四次会议通过的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继续实施走出去战略，进一步丰富了对外投资战略的内容，并首次提出鼓励企业参与境外基础设施建设。2011年全国人大十一届四次会议通过的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并将市场导向和企业自主决策作为企业走出去的主要原则。在对外投资战略方面提出引导各类所有制企业有序到境外投资合作，逐步发展我国大型跨国公司和跨国金融机构。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要加快沿边开放步伐，建立开发性金融机构，加快同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
随着 一带一路建设的逐步深入，中国政府不断加快对外投资便利化进程，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日益加快。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达1231.2亿美元，同比增长14.2%，连续12年实现增长，双向投资首次接近平衡，这一历史性突破使得中国的对外投资战略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在2014年12月党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实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2015年3月，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提出投资贸易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内容。宜着力研究解决投资贸易便利化问题，消除投资和贸易壁垒，构建区域内和各国良好的营商环境，积极同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商建自由贸易区，激发释放合作潜力，做大做好合作蛋糕。2015年5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传达《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强调推进引进外资与对外投资有机结合、相互配合，推动与各国各地区互利共赢的产业投资合作。。
根据2021年9月29日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2020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202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1537.1亿美元，同比增长12.3%，流量规模首次位居全球第一；2020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2.58万亿美元，仅次于美国（8.13万亿美元）和荷兰（3.8万亿美元），居全球第三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实践打破了发达国家主导对外直接投资的世界格局，取得了足以影响全球投资趋向的巨大成就。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加快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稳步增长，2013至2020年中国对沿线国家累计直接投资1398.5亿美元，2020年当年实现直接投资225.4亿美元，同比增长20.6%，占同期流量的14.7%；年末存量2007.9亿美元，占存量总额的7.8%。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之下，全球经济受冲击影响严重，2020年世界经济萎缩3.3%，自2009年以来首次负增长，全球货物贸易萎缩5.3%，外国直接投资较上一年减少近四成。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国家，202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1573.1亿美元，首次位居全球第一，占全球份额的20.2%。但是，尽管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额不断攀升，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经验仍显不足，需要符合我国国情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进行指导。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已成为国内外学术领域探讨的热点话题，但国内对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研究对外投资区位分布，以及在此基础上提升对外直接投资效率、降低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研究较少。在现有文献中，主流观点是企业的竞争优势和投资动机决定投资区位选择，此外，东道国制度、税赋、资源禀赋也会影响区位选择（裴长洪等，2010；葛顺奇等，2013；蒋冠宏等，2012；王永钦等，2014）；对投资效率的研究则侧重考察OFDI对股票价格、企业生产率、出口和技术创新等的影响（顾露露等，2011；田巍等，2012；蒋冠宏等，2014；毛其淋等，2014）。因此，十分有必要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和现状进行分析，尤其是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现状、潜力和效率进行测算，在此基础上评估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合理性、得出相关政策建议。目前，用于评价投资效率的主流方法有单要素指标法、随机前沿分析法、赋予权重法和数据包络分析法（DEA法）等。鉴于传统引力模型分析框架的固有缺陷，即将难以测量的投资非效率影响因素当做不可观测的扰动项处理，使得最终估计出的投资效率值出现偏误。本书在实证分析部分采用模型设定更为灵活的异质性随机前沿模型进行分析，以求获得更为稳健的投资潜力和效率估计值。
本书在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背景下，使用实证分析法、文献分析法以及比较分析、统计分析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对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效率进行研究，借鉴提升对外直接投资效率的国际经验，对已有关于国内外OFDI效率和路径的研究进行梳理，并基于潜力和效率以及OFDI活动的贸易效应视角提出中国提升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的实现路径。以东盟为例，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对中国OFDI的影响，最后基于因子分析法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风险进行测度，为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开展OFDI的区位选择提供政策建议。从理论创新角度，本书从从一带一路视角出发，基于中国对沿线国家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践，深入探讨一带一路背景下提升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的方法和路径，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通过实证分析方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潜力和发展效率进行研究，尝试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进一步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依据，可以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研究增添理论内涵。从实践意义上，本书通过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效率进行研究，以实证研究结论为依据具体分析投资的阶段、应有的投资规模、投资区位以及方式的选择，以及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对中国OFDI的影响，可为政府进一步推进对外开放和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供指导。对于我国坚持科学发展观，积极调整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和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对内推动产业升级，优化外贸结构，积极走出去，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推动我国对外开放向纵深发展，在支持周边国家经济协同发展的同时，促进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融合，形成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新动力，提高我国对外开放水平，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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