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生态危机批判及其当代价值_余玉湖著_9787522312880

本书从“现代性”和“生态危机”这一问题出发，深入系统地阐发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理论内涵与当代价值，基于马克思现代性思想去研究生态危机问题，通过对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历史形成梳理，挖掘出其蕴含的生态意蕴，彰显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意义和价值，生态危机作为现代社会需要共同面对的挑战，马克思现代性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化解生态危机思想。运用马克思现代性思想对生态危机的批判，力图探索消解生态危机的有效生态路径，为化解当代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建设生态文明提供思想资源，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生态危机已经成为全球必须面对而且迫切应对的严重问题，生态危机显然不是当今世界上哪个国家可以避开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事情了，而是全球各国必须共同应对的问题，是世界各国命运与共的问题。因此，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如何应对和化解生态危机，需要从各种理论中寻求解决的智慧，而马克思现代性思想蕴含着丰富的化解生态危机思想，对生态危机的化解有着重要的启示和价值，从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研究生态危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这也正是本书研究所立足的时代视野和理论视域，研究的主题和要解决的问题，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马克思生活的时代是19世纪，是工业文明开启的黄金时期，也是资本主义现代性取得长足发展的黄金时期，马克思却以敏锐的眼光，在资本现代性正如火如荼的展开时期，他就已经看到了资本现代性的悖论，并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剖析和批判。生态危机背后的核心还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马克思是从哲学的高度，从现代性视角来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指出人与自然对立的实质，阐述了生态危机的本质。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永恒话题。在西方，人们习惯采用二元对立的思维传统来看待人与自然关系，要么把人看作自然的附属物，人处于绝对顺从和被动地位；要么人把自然当作征服和改造的对象，进行掠夺和奴役。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不但扭曲了人与自然关系，同时，也否定了人具有自觉能动性，把人看作和其他动物一样，人被物化或动物化，实质上没有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也造成两种结果：其一，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矛盾和冲突。把自然当作人类所征服和奴役的对象，认为自然界只不过是人实现其目的的工具和手段，对自然毫无敬畏，不尊重自然规律，对自然资源不择手段地掠夺，对自然疯狂地破坏，必然会遭至自然界的报复，“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结果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矛盾，产生人与自然的对立；其二，造成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危机。人与自然关系的矛盾和冲突背后实质上体现的是人与人的关系矛盾和危机。在主体和客体二分思维方式支配下，颠倒了目的和手段的关系，交换作为手段却变成生产的目的。在生产和交换的过程中，人变成了工具和手段，在这种生产方式下，人的个性和尊严丧失，人与人之间产生隔阂和情感冷漠，并使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和认同难以获得，人与人的关系发生异化，形成人与社会关系的危机。
　　在自然史和人类史的进化和发展过程中，如果说自然史中有了人的参与，而人作为“类活动”是一种自觉能动性的，具有控制性的主体活动，是一种自觉的力量存在，可以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是文明的象征，因为自然界有了人和人类的活动，使这个世界更美好，原本可以使人与自然达到“和解”，但私有制却把这一切都破坏了。首先，私有制把人和劳动对象都变成了工具和手段，“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把“类活动”变成了盲目的、异己的活动；其次，私有制使社会成为互相对抗的场所，使得具有“类”自觉的个体变成了争夺生存资料社会对抗下的“原子个人”，社会不是“类”自觉的个人“联合体”，是利益冲突和对抗的“散沙盘”；最后，私有制导致人的立场发生改变，使人们总是从个人、阶级、集团的利益出发，不会从人与自然关系的整体利益出发来处理人与自然关系，导致为了个人、阶级、集团的利益而不惜牺牲和破坏自然生态环境的整体利益，在这种条件下，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矛盾加剧，产生生态危机就成了不可避免。这也说明，在这个阶段，人既没有达到“类”的自觉，没有实现“两个提升”，即“一般生产曾经在物种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在社会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马克思认为，只有从两个关系中提升出来，才能实现“人与自然和解”“人与社会和解”。如何实现“两个提升”和“两个和解”？马克思认为，必须“从理论上完成了人从自身、从自然界的自我异化之后，才能成为普遍的”“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要消除这种盲目力量，并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就必须消除私有制，变革社会制度，变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为公有制，实现共产主义。
　　如何化解人与自然的矛盾和冲突，实现“两个和解”？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在工业化发展过程不可避免地埋下了对生态环境危害的祸根，其中包含其自身无法克服的根源。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之路是建立在原始积累基础上的对外血腥殖民掠夺、对内残酷剥削人民之路，是征服和支配自然、疯狂掠夺和消耗自然资源、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矛盾和冲突之路。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以掠夺和消耗自然、造成生态环境的污染和破坏为结果的先污染后治理之路，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紧张，产生综合性生态危机。一方面体现在国家试图通过有理性地广泛干预社会经济生活，力图避免早期市场主体自由竞争的盲目性带来的严重危机；另一方面资本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工业化发展的客观要求与资本逻辑、私有制生产原则产生无法调和的矛盾，这种矛盾下必然产生综合性的生态危机。
　　马克思指出，“资本不可遏制地追求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界限，这些界限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为此，马克思在对资本逻辑的批判中指出了如何实现“两个和解”普遍规律，即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达基础上过渡到社会生产高度发达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要实现人与自然和解，除了打碎和变革建立在消灭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逻辑”支配的制度，建立真正实现自由自觉的“自由人联合体”，还要走现代化生态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既要借鉴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之路，又要避免重蹈覆辙，“工业化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也产生了难以弥补的生态创伤”，我们要“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意识，坚持走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之路”，走人与自然和解之路，坚持绿色生态可持续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于人与自然共生合而为一的“天人合一”思想。“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道家强调“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地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各自遵循一定的规律和谐共生，儒家强调要遵循自然规律，保护自然，运用自然规律为社会发展服务。“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孔子认为，“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他提出“四时行焉”，指出遵循自然规律，是万物共生发展的规律，反之，则人与自然无法共生发展。人只有尊重自然，遵循自然规律，顺应自然而为，才能实现与自然和谐共生，而“人的终极目标是达成与自然界的新和谐”。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习近平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提出的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思想，既是对马克思恩格斯“人与自然和解”的继承和发展，更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在生产力还未取得充分发展的阶段如何解决人与自然关系矛盾的重要创新，为解决人与自然矛盾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生态路径，具有中国话语、中国特色、中国风格，是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中国表达的最新成果。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生态擘图，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目标和基本方略。“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路。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美丽中国建设基本方略。“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加强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作出了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生态文明建设是其中一位；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中，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其中一条；在新发展理念中，绿色是其中一项；在三大攻坚战中，污染防治是其中一战；在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中，美丽中国是其中一个。”

　（二）马克思现代性与生态危机的关系
　　由于马克思是从哲学的高度，从现代性视角来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指出人与自然对立的实质，阐述了生态危机的本质，形成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以资本主义社会为典型，形成独特的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理论，从而为我们从根本上认识生态危机的危害提供了独特的理论和方法。马克思生活的时代是19世纪，是工业文明开启的黄金时期，也是资本主义现代性取得长足发展的黄金时期，马克思以敏锐的眼光，在资本现代性正如火如荼地展开时期，他就已经看到了资本现代性的悖论，并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剖析和批判。因此，马克思视域的现代性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和状态，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是建立在对资本现代性的批判基础上形成的现代性思想理论，虽然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没有“现代性”和“生态危机”的词汇，但不能仅仅从马克思的著作中是否找到“现代性”这样的词汇来判断马克思是否有对现代性的批判以及“生态危机”批判形成的思想理论。
　　第一，马克思与现代性的关系。马克思本人生活的时代以及马克思建立的理论属于现代性范畴，而马克思对现代性的理解是依据生产方式划分的。马克思认为，自文艺复兴以来，经宗教改革和地理大发现，以机器大工业生产为动力，建立起来的以商品生产和交换为目的的生产关系，形成新的社会关系就是现代性的性质和特征的体现。这种新的社会与之前的社会根本不同：（1）从社会生产目的来看，之前的农业社会是以自给自足为目的，以满足家庭成员自身需要为根本目标；现代性社会则是以交换为目的，为获得交换价值是其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动机和目标，因此，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上以获得交换价值为目的的现代社会，并形成了完整的生产体系。一方面商品经济主张自由、平等，贸易和竞争，促进了现代性社会的快速发展并取得巨大成就；另一方面，颠倒了目的和手段的关系，使交换作为手段却变成生产的目的，在这种生产目的的支配下，人与人的关系发生异化，人与社会的关系被异化了，同时也使单个人也发生异化，在生产过程和交换过程都使人变成了工具和手段，人的个性和尊严也在现代性这种生产方式中变成抽象的大写的“人”，主体性变成目的性的工具和手段。（2）从人的自由和约束程度来看，以往的农业社会生产者是被束缚在土地基础上的半人身依附关系，农民没有太多的人身自由，被束缚在地租关系之中；而现代性社会，是建立在商品生产和交换为基础的商品经济的社会，商品经济得以建立的必要前提之一就是需要“自由人”，也就是说，商品经济社会要建立，首要必需的条件之一是需要大量具有“人身自由”的劳动力，而且要求这种人必须自由得“一无所有”，才能甘心以出卖劳动力为生。因此，从人身自由和束缚上比农业社会的生产者是历史的进步。（3）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来衡量，商品生产是建立在以机器大工业生产为基础的工业社会，以科技革命为动力，创造出比以往任何社会更多更大的社会财富。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因此，马克思指的社会就是现代社会，是区别于传统农耕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社会，实质就是建立在商品生产基础上的资本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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