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本序
抗日战争时期，我在昆明，接受友人的建议，于一九四二年二月起始翻译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那时我不自量力，既对于与席勒美学思想有密切联系的康德哲学缺乏研究，又没有翻译哲学著作的经验，便拿起笔来译这部书，的确是一件冒昧而近于荒唐的事。翻译前几封信时，还比较顺利，到第十一封信以后，原文越来越枯燥，内容越来越抽象，译时困难丛生，仿佛感到原作者也在为他思考的问题痛苦地绞着脑汁。在技术方面，对于席勒当时运用的术语更不容易找到恰当的译词。又如Spiel（游戏）、Form（形式）、Schein（假象）等日常惯用的词汇，席勒都赋予更为高深，甚至与一般理解相去甚远的涵义。这些字用通常译法译出，很难表达出它们在《书简》中的重要意义；若另觅译词，又恐发生曲解。虽然遇到许多不容易克服的困难，但是我在教书和写作的余暇、敌机日夜空袭的干扰下，还是在一年内断断续续把二十七封信译完了。译完后，自知这是一件失败的工作，便把译稿放在故纸堆中不敢问世。时过四十年，几经变乱，不少心爱的图书、信札或途中失散，或室内遭灾，而这一束欲弃未能的旧稿却安然无恙，一再在我清理旧物时出现，反而成为我的负担。
范大灿同志研究文艺理论，尤关心德国文学古典时期的美学。他听说我有这部陈旧的译稿，一再向我问及。后，我在一九八二年怀着一种有丑不能不献的心情，把译稿找出来交给他，请他审校。他收到译稿后，细心校阅，做了不少合理的改动，并附加了详尽的提要和注解，这用去了他一年内大部分的业余时间。由于席勒把美分为熔解性的美和振奋性的美两种，而在《书简》中只阐述了前者，没有论及后者，范大灿同志又译出了席勒另一篇《论崇高》，作为补充。席勒这部著作的译本得以和关心美学问题的读者见面，主要靠范大灿同志为此付出的大量劳动。回顾我的旧译，只能说是个初稿。这译本标明是我和范大灿同志的合译，是符合实际的。席勒在这二十七封信里的思辨过程，译者在提要和注解里都试行做了说明，这里不另赘述，我只想把席勒写作《书简》的时代、席勒所提出的美的任务以及我们怎样看待《审美教育书简》等问题略作论述和交代。
歌德在一八二九年三月二十四日向他的秘书爱克曼说：我和席勒的结交完全有一些神灵在驱使；我们被引到一起，不早不晚，恰好在那个时期，我早已从意大利旅行回来，而席勒起始对于哲学思辨感到厌倦，这是很有意义的，对我们二人都产生的成果。歌德于一七九四年与席勒订交。从一七九○年到一七九四年是席勒潜心于哲学思辨的时期，这也正是欧洲各国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后社会各阶层起着不同反应、思想意识发生巨大变化的时代。当时在德国，几乎每个著名的哲学家、文学家的思想变化都或多或少地与法国革命的影响有关。他们注视着革命的进程和发展，对于进步势力与反动势力激烈斗争互相消长的各阶段，常常表示自己的看法和态度。席勒哲学思辨时期重要的著作之一是《审美教育书简》，这部《书简》的产生也是与席勒对法国革命的看法有着联系的。
席勒是德国文学狂飙突进后期的代表人物。他青年时创作的剧本《强盗》（1781）和《阴谋与爱情》（1784），声讨强暴，抨击封建制度，把统治阶级的阴险狡诈和宫廷中腐化堕落的生活揭露得淋漓尽致；这无异于在当时空气沉闷的德国吹起革命的号角。一七八二年《强盗》在曼海姆首次上演，轰动一时，成为德国戏剧史上一个划时代的盛举，其意义的重大不下于八年前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的出版。德国由于政治经济落后，革命条件没有成熟，致使狂飙突进运动缺乏社会基础，不可能进一步发展为革命的行动。不进则退，它的声势也就逐渐消沉下去了。席勒也逐渐摆脱了狂飙突进的精神，转向研究历史，随后又钻研康德哲学。一七八七年席勒在剧本《堂·卡洛斯》里宣扬自由和人道主义理想。一七八九年他被聘为耶拿大学有职无薪的历史教授，在就职讲演中热情称赞当代是人类历史发展重要的一个阶段。一七九一年，他著文评论狂飙突进一个著名诗人毕革尔（Brger，17471794），指责他诗歌里的民歌格调流于庸俗，不能表达人类的崇高思想；这评论在当时引起强烈的反应，实际上也是作者对自己过去的狂飙突进时期进行自我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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