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依然炽热》主要记述作者朱寨从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前辈学者、师长身上受到的教益，与同辈学友互相切磋结下的友情。由于亲身经历，感受真切，记录下了历史进程申某些轨迹辙印，具有史料意义。是一本兼具纪实性、学术性的广义散文集。
　　朱寨先生长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工作，人们通过《记忆依然炽热》中文章可以知道文学伴随时代变迁历经的风雨，还可以了解茅盾、周扬、宋侃夫、胡风、俞平伯、钱锺书、蔡仪、李广田、何其芳、陈荒煤、张光年、冯牧等文学名家的生活侧面。这些文化界名人的文学素描所展现给读者的，是作者与他们之间的那份“师恩友情”，这些点滴的“师恩友情”都是经过严酷的历史筛选而存留在头脑中的沧桑“记忆”，是最动情、最难忘也有价值的，于是不能不形诸于笔墨。在作者笔下的这些个性与行迹各不相同的人物，组成了一座高山仰止的文学画廊，同时也是对知识分子的命运的深长思考，对社会沧桑和文坛历史的重新考量。

《记忆依然炽热》记述了作者怀抱理想从事革命文学的道路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对师恩友情的追寻，既是个人的文艺追求史，也从不同角度见证了革命文艺发展史，具有学术性和传记性，从中能看到作者炽热的情感，也能看到翻天覆地的时代变化。

　　炽热的记忆
　　是1943年还是1944年，已记不准确了。反正是延安整风转入审干阶段的那一年。我被学校组织上调出来，参加了一部分工作，主要是“跑材料”。因为这个工作的机缘，我见到了刘少奇、周恩来和胡乔木同志。
　　这是一个格外炎热的夏日。至今，虽然隔开十几年了，可一翻起这埋藏在心里的记忆，还有一种炽热的感觉。
　　早晨，我从校部拿着三封介绍信又出发了。走在几乎天天都在来回走的一条大道上。但这次，我却像带着命运的信令，踏上革命中一段重要的历程。一路上我兴奋、激动，而又胆怯、惶恐。
　　走进杨家岭（中央机关所在地）人们最崇敬的山沟的大门以后，心中的激动和忐忑不安反倒平息下来，像临考的学生步入考场反倒镇定了一样。
　　收发同志仔细地看了我的介绍信，认真地打量了我一眼，然后抓起桌子上的电话耳机，问了些什么，又把电话耳机放回原处，像完了事一样，仍去看铺在他面前桌子上的当天的《解放日报》。过了一会儿，不是任意估计的一会儿，而是一段准确的时刻，他站起来，对我说：“来吧。”
　　他在前面，把我径直领向山沟。两面山上都是一层层成排的窑洞，给人一种街道的感觉。我看见了那建立在山脚下的两座灰砖楼（这是延安唯一的楼房建筑），有一短短的天桥，与山上成排窑洞连接成一体，它给人一种奇特的立体感。当想到我要见到的人就在这座楼中时，还对它产生了一种神秘感。
　　收发同志拉开底层的正门，让我先进去。进门一看，是一间与其说宽大不如说空旷的大厅。墙上没有任何字画装饰，大厅里也没有什么摆设。靠近门口是一个粗笨的乒乓球案子，再往里面是几张摆开的餐桌。餐桌周围摆着一些凳子，中间是一片很大的空场。看来既是游艺室，又是餐厅。我们进去时，空气中还有未散的饭菜气味，几个负责同志还聚在餐桌边。看情况他们是刚刚吃过“早饭”，一方面继续谈述着昨天夜里会议的话题，一方面用饭后的闲话趣谈驱散一夜过度紧张的疲劳。有时爆发出的哄笑，是那么酣畅爽朗。’
　　一个高个子、高鼻梁、身材瘦削的同志，一转身望见我们，带着微笑迎过来。他那神态显然是主人来迎接客人。“这就是刘少奇同志？”我心里揣疑不定。收发同志迎过去递上介绍信，回头来悄声对我介绍说：“这就是刘少奇同志。”
　　本来我准备好见了少奇同志时，我要告诉他，我是旧社会受屈辱的贫苦青年，加入革命队伍不久的新党员，他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我读过不止一遍……可是，这些话都一下子烟消云散了。我手足无措，直到少奇同志看过介绍信，亲切地称呼着我的名字，主动来跟我握手，我才被动地伸过手去。
　　他没有马上开始与我谈话，让我就近在乒乓球案前的一把椅子上坐下，他把信放在案子上，然后又走回去。这时，那些聚谈的同志都已散去。我观察着他走去的背影，猜想他大概是去取放在那里面的烟卷火柴，哪里想到原来是给我这位小小的客人取茶水。当少奇同志一手端着茶壶把，一手按着壶盖，亲切地给我倒茶的时候，我更加局促不安。
　　其实我的问题没有必要非少奇同志回答，少奇同志看了介绍信也会了然。但他依然认真地接待了我。他就问题的轮廓作了简要的介绍和说明，然后说：“如果要详细具体了解，我介绍你去找这里的另一位负责同志。”说着他抽出笔，在原介绍信上给那位同志批了几行字。然后像迎接我时那样微笑着把我送出门，指点给我到那位同志那里去的路线，再亲切地与我握手道别。我因为这不必要的打扰感到过意不去，他倒对我流露着歉意。
　　周恩来同志刚从重庆回到延安不久，听说可能很快又要离开。所以周恩来同志这里早有不少抓紧时机来访问的人了。
　　我在秘书的窑洞门口，一面等候，一面欣赏着秘书和公务员两个青年人在院子里忙碌种植的情景。虽然一切播种的时令都过了，别家窑洞门前的西红柿秧已经扎上了架，南瓜秧也爬出了蔓须，他们仍满怀信心地刨土、担水、播种。有时两人意见分歧，认真计较，还让邓颖超同志来参加意见裁决。这番抢种的心情，一般人是不能理解的。这是双重意义的播种。他们要在离开延安去大后方之前，抢时间播下对延安的深深留恋和怀念。看他们那兴致和情绪，我真担心他们会不会把我忘了。
　　秘书同志张着两只泥手跑来，对我说：“你去吧。”
　　周恩来同志刚送走了在我前面来访的人，还没有坐下，就迅速地接过我的介绍信。他顺手做了一个让我坐下的手势。他站着看完介绍信，发现我还在站着，责问说：“怎么不坐？”他不知道我访问少奇同志得到的经验，如果没有必要，就不想占用这些领导同志的宝贵时间。
　　他让我在他的对面坐下，中间只隔一条长方形小茶几。他把介绍信平铺在面前，对我说：“你把这位同志的详细情况介绍介绍。”
　　我把这位同志的全部历史、问题背述了一遍，又把要来了解的问题作了详细的说明。他都凝神听着。我因为怕讲的时间过长，又觉得讲得哕唆不得要领，不由得有些急促慌张。这时他便把眼睛眯一眯，昂起脸，频频点头，意思说：“慢慢地讲，需要详细，不要慌。”他耐心听我讲完，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并问我和我们单位组织的认识、分析、判断。
　　他提问得这样仔细具体，我想他对我要了解的情况一定都知道得很清楚，但他却声明对这方面的具体情况并不清楚，不过可以帮助了解。接着他站起来去摇那安装在墙上的电话机。
　　很长很长的时间，他在电话里与对方（不知是谁，他用一个代号称呼对方）交谈着有关的情况，交换着意见。然后他坐下来，按我要了解问题的顺序作了详细的回答。中间他常为了把一个情节、人名核对准确，几次起来去摇电话，向人询问，交换意见。同时，直率地指出我们的有些分析和判断片面、不正确，说时甚至有些激动。我紧张地记录着。当邓颖超同志进来找什么东西的时候，我更低下头，担心周恩来同志收拢不住他那激昂的情绪，在第三者面前受到难堪的苛责。但出乎我的意外，周恩来同志在邓颖超同志进来的时候突然停顿下他那高昂的声音，转脸低声对邓颖超同志说：“把咱们带回来的糖拿来给客人吃。”
　　那时延安是买不到糖的。糖被隔绝在重重封锁线以外。当时我吃没吃却记不清了。因为，“客人”两字的滋味胜过糖的甜味，而且甜人心坎。而周恩来同志这种严肃、认真、负责精神更使我感动。
　　显然，他接待我的时间超过了预定的时间，山下大卡车的喇叭连连地叫着，秘书两次进来催请周恩来同志。我便赶忙把记录送过去，请他审阅签字。他那一笔连下来的遒劲潇洒的签名，至今记忆犹新。
　　停在收发室门口的那辆敞篷大卡车，在当时是唯一的一辆最先进的交通工具。车上面已经站着半车厢人，都是中央一些负责同志。等周恩来同志顺着山路跑下来，坐进留给他的司机篷内的座位，车就开走了。
　　车向着枣园的方向开去。
　　我又沿着印有卡车轮印的大道来到枣园的胡乔木同志处。穿过那片茂密的果林，就到了山脚下。爬上一段不长的山路，就是一个自然的坪坡。在这坪坡上，坐落着一个陕北山村普通的农家院落。院内院外长着参差不齐、疏疏朗朗的各种树木，仍是一副古朴的农家风貌。院门前的一棵大树下，还保存着长年拴牲口留下的痕迹和气息。如果不是有人领着，真会疑心自己走错了路。而走进院子后便感觉到另一种肃穆气氛。
　　一走进院子，就听见了只有一道矮墙相隔的隔壁院子里传来的开会的声音。插话、哄笑、辩论，而且又听到了周恩来同志那高昂爽朗的声音。从听到的片言只语，也能推知这里讨论的问题关系着辽阔地区的人民命运。原来从杨家岭坐车来的那些中央负责同志正在这里开一个重要会议。我像突然领悟了什么秘密，默默向自己证明那位最敬爱的人就住在隔壁，现在就坐在会场的中心。心里一个幸福的声音说：“现在距离他多么近！”另一个声音又说：“这样机密的环境不应久留。”我仓促完成调查任务，站起来准备离开。乔木同志却一定要我在他这里吃过午饭再走。我站着，讷讷地推脱说回去能吃上饭（自然是撒谎），乔木同志否定地笑了。这时公务员已把饭打来放在桌子上。
　　虽然我像客人一样坐在了他的对面，尽量坐得自然些，心里却很窘迫拘谨，以致盛饭时把一团大米饭撒在桌子上。没有到过延安的人，不能体会到粮食的珍贵，何况又是平时吃不到的大米饭！但我想，像乔木同志这样身份的人对这点大米饭是不会在意的。我也故意做出满不在乎的样子，继续盛饭。没料到乔木同志接过勺子盛饭的时候，随手先把我掉在桌子上的饭团拣到自己的碗里，连散落开的一颗颗饭粒也拣起来，既认真，又丝毫没有什么不自然。
　　“你看到了吧？我也是刚收到。”他一边盛饭，一边指着身旁墙上挂着的古元新创作的一套套色木刻。由这很自然地开始了我们餐桌上的话题。他一面思考着，一面仔细地分析着每幅画。他很赞赏古元的这一新的努力：采用陕北民间剪纸的形式反映陕北群众的生活。他感慨地谈论着创作为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作品的意义，举述中外文艺史上的例子，真切、平易，邀对方共同进入话题，作互相平等的对话，即使水平悬殊，也并不使你自惭形秽，只能聆听教诲。因为他平易近人，我自然而然也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
　　饭后正是毒日当头，他邀我到院外，在树荫下盘桓了一会儿，游戏地攀扶着树枝，采摘着树叶，随便拣拾着身边的一些琐细话题，意思是要我躲过晌午最热的那阵时刻再走。而隔壁院子的那个会议还在热烈地进行。正是这种情谊和气氛，使我甘愿去迎受骄阳炙烤。
　　我走出茂密阴凉的果林，踏上归程。太阳像喷撒着火焰，庄稼低垂着头，山村沉寂着，漫长的大道上不见行人，整个空间像一个大蒸笼，蝉叫出炽热的声音。我却觉得唯有这样的温度才能与我心胸中的炽热相适应。我有时奔跑，有时跳跃，一路上哼着自编的歌，反复唱着一个意思：我和中央同志们平等地工作。
　　1957年6月
　　后记
　　1997年，我曾在海南出版社出版过一本《中国现代文化名人纪实》。我自己起初取的书名比较笼统一般，大约是“脚印”、“足迹”之类，不吸引人“眼球”。出版社大概出于市场效应考虑，当时正是“文化热”，擅自改为这个有些耸人听闻的书名。其中有几篇我是作为师长来写的，而他们又确实是“现代文化名入”。阎纲的《朱寨散文的文士情结》一文，评论的就是这本文集。后来我又陆续写了几篇真正的“现代文化名人”的纪实文章，如《茅盾先生的延安情结》、《走在人生边上的钱钟书》、《应该给予胡风恰当的历史定位》、《周扬的独语》、《追思光年同志》、《重情爱才的冯牧》等，单独成册分量不够，拟请海南出版社再版前书时将这几篇也收入。时过境迁，“文化热”已被“经济大潮”淹没，“名人”效应已被“明星”代替，自己也就自知其趣，放弃此妄想。不过，总觉得，是遗憾，企望能加以弥补。这样的诉求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编辑张小颐得知，得到她的同情，转呈出版社领导，又得到了慨允，才有了这本书出版的机会，至少弥补了个人的遗憾。感谢的话就不必谈了。同时，还必须声明，对海南出版社毫无怨言。
　　收入此集的文章都曾在报刊上发表，有的还曾收入过其他文集，此次编人时又都作了文字的订正和修改。有的增改稍多，但没有基本的修改。需要大改的宁可抽掉，如已定收入的《立波羞涩微笑的消失》，因为内容单薄，又不可能大增大改，所以决定撤下来，留待以后重写。
　　作如此的修改，一是为了对得起所写对象，尽量不要把人歪曲；把事虚假。二是对得起自己，尽量做到自己问心无愧。归根结底是对得起读者。
　　原来我写文章是不大修改的。我对人说：自己的文章都不想看第二遍。这话不知怎么被何其芳同志听到了，他作为所长，特意为此批评我说：“连自己都不想看第二遍的文章，怎么能送到读者面前？！”他说这话时并不严厉，还面带微笑，语声温和。我却觉得是严斥冷嘲自感羞耻。从此以后，我写好的文章总是自己看过第二遍才送出去，而且养成了修改的习惯。
　　人们常把“观众是演员的衣食父母”套用在读者与作者的关系上。其实两者之间的关系岂止是“衣食”的关系。没有读者的作品是“废品”。《论语》如果没有读者，它也只是孔子个人的私语，有了读者作品才成为社会的存在。写给自己的日记、私信都不能称为作品。作品通过读者的阅读，产生思想感情的撞击、共鸣而产生社会效应。作品的价值是通过社会效应实现了，又经过社会效应来检验。尊重读者，也就是尊重社会和自身。
　　本集所以用《炽热的记忆》作“代序”，因为这个标题符合本集“师恩友情铭记”的内容，它又是我这方面的第一篇文字。除此之外还有特殊的因由，文章中所历述的这段经历，对我个人来说有特殊的意义，从此提升了我这个革命青年对革命圣洁的自觉。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成为我后来行为的楷模。如果说在我这个老年人身上还有可取的一面：平易近人，对人尊重，就是来自为这次权迂的感受。
　　集子中收录了白烨和阎纲的文章。前者本来是我建议用对话的形式，披露些文艺界内部的情况，请他出面担当提问和发表议论的角色。他出于过分的自谦，擅自改成这样的“访问”。阎纲文章的那些溢美之辞，我不敢掠美。他那细心的审读和揠苗助长之情令我感动，我能领受。所以把他们的文章也收录在这里，主要是出于精神的约会，作为友谊的存念。最后，我不能不说：出版社特意外聘的编辑毛晓平女士，作为责编，她尽责尽力，作了大量细致的核改，在此，我深表感谢！

    朱寨，1923年3月生，山东平原县人。曾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工作。1958年到文学所至今。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荣誉学部委员。中国作家协会荣誉全国委员。主要著作有《从生活出发》《朱寨文艺评论选集》《行进中的思辨》《沉思与感悟》，主编《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文学新潮》《中国新文艺大系·理论二集》《中国新文艺大系·中篇小说卷》，散文集《鹿哨集》《中国现代文化名人记实》等。

炽热的记忆（代序）
领袖与人民
雨的记忆
历史的丰碑
茅盾先生的延安情结
殚精竭虑做公仆
——从一个月的日记看茅盾先生
周扬的独语
延安“鲁艺”的大管家宋侃夫
应该给予胡风恰当的历史定位
从胡风的日记看当时对胡风的批判
俞平老的“书生气”
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自传说”辨正
走在人生边上的钱钟书先生
自嘲自谥“钱文改公”
蔡仪印象
旧文不旧
——钱谷融的《论“文学是入学”》
“李广田老师”
——李广田先生与“时代青年”
急促的脚步
——何其芳素描之一
脑力劳动者
——何其芳素描之二
顽强地航行
——何其芳素描之三
荒煤二题
追思光年同志
韦君宜和她的《母与子》
向时间透支了生命的钟惦棐
重情爱才的冯牧
平易近人的许觉民
“好同志”葛洛
怀念井岩盾
诗人、“生活干事”自评
勿忘他
写给戴明
一副光辉的笑容
原来是他——罗世文同志
人梯
我所了解的汪浙成、温小钰
文心的探寻者何西来
心灵的烛照
刘士杰印象
钻探与思辨的何火任
意外的机遇
人到无求品自高
“江枫渔火”质疑
喜读《湘泉之友》
文学的旅行
“文革”中文学所的一些人和事
饮不尽的苦酒
背负着家园
桥儿沟的星辰
重晤鲁艺
廊桥遗笑
朱寨先生访谈录
朱寨散文的文士情结
后记

　　俞平老的“书生气”
　　我们单位不大，却聚集了不少德高望重的学者。为表示尊重，我们一些后学都尊称他们为“先生”。唯有对俞平伯不称他为先生，而称呼为“俞平老”。因为他是一些先生的先生。这些先生见到他的时候，总是快步迎上前去，恭敬地问候，那互相握手问候的诚挚恳切，令人感动。
　　虽然他慈祥随和，衣着朴素（朴素得近于不修边幅），丝毫不显得有什么特殊。但总觉得与他有一种不能逾越的距离。因为往前推算，当我们这些其实并不年轻的学子还未出世的时候，他已经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著名作家。此后又在《红楼梦》研究上升堂入室，自成一家，而我们不过刚迈进文学研究的门槛。滑稽的是，“文革”使我与他竟成了并排而坐的“同桌”。
　　我永不能忘记“文革”给我的第一次震惊。突然通知全体集合，毫无道理地把几个所的领导逐个点名揪出来斗争。我几乎不禁要喊问：“这是为什么？！”正惊愕于别人的时候，自己也被突然点名“站起来”！接着便被戴上高帽，逐出会场，每人扔给一把扫帚，到大院去扫地。这一切突然得像做噩梦，想从梦魇中翻身挣扎呼喊声辩，回头一看，不少人络绎于后，也就哑然了。个个低头汗颜，似笑似哭，排在队尾的是俞平老。他却安然如素，移动着颤微的碎步，从低压在鼻梁的眼镜框上仰目东张西望。从此这些人便与“革命群众”隔离，集中到了“三楼”。
　　所谓“三楼”，是我们单位的特殊名称。在二层楼房顶上有一个方堡似的大房间，不知原来设计的意图，一直都是当仓库用，也只是堆放短腿缺撑的桌椅，废旧杂志报纸，没有正经用处，也没有正式的名称。因为要把我们这些人集中在里面，临时起名“三楼”。那时还没有创造发明出“牛棚”这个规范的名称，意思一样。谁若被揪上了“三楼”，谁便不再是“人”了，成了异类。
　　这间库房墙厚窗高，尘封蛛网。腾空打扫以后（当然由我们自己动手），沿着四壁，又把那些残缺桌椅摆了一圈，每人被指定给一个座位，即一把椅子和一把椅子宽窄的桌面。面向墙壁，互相不得来往交谈。专有一个临时女工监视看管。她的桌椅像教室的讲台，从背后可以看到所有人的一举一动。那时虽然还没有“牛棚”这个称号，却有十足牲口圈的味道。每天一早按时来到这里，放下饭盒，拿起工具，就赶快去完成规定的劳动任务。每当吃午饭回楼上时，个个都是风尘仆仆，汗渍满脸，疲惫不堪，完全像刚卸套的牲口。只是连牲口卸套后打滚撒欢儿的自由都没有。各自默默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打开早上带来的饭盒，默默地嚼咽。那成排面壁背影，真像埋头在长槽中无言的牛群马群。
　　指定座位，显然是有意把互无干系的分配在邻近，因此，我与俞平老成了同桌。
　　我们其他人的劳动，都是在“三楼”外，扫院子，拖走廊，刷洗厕所……只让他一人留在楼上。并不是照顾他年迈，因为他实在不会劳动。刚被揪出的那天，也曾让他跟其他人一样去扫院子，他拿着扫帚不知怎样使用，像追赶小鸡一样，拿着扫帚追赶那些飞飘的树叶纸片。不论监管人员怎样训斥，怎样示范，都不管用。因此，只好让他单独留在楼上擦抹那些桌椅。他做起来倒是非常认真。他颤微着碎步，拿着抹布，在那些桌椅间蹀躞不停，必待其他人都回楼来喝水休息的时候，他也才回到自己位置坐下。他擦抹桌椅并不挨着次序，都是这抹一下，那擦一把，像在画布上涂彩抹改。抹布也很少敲洗。经他反复抹过的桌面，反而留下一道道污迹。他自己并未发现，别人自然也不在意。
　　他在跟其他人一起休息喝水的时候，总要打开他的小饭盒吃点什么，边吃边把掉在桌面上的食渣，用手指蘸着放进嘴里。每次加餐不过猫食那么一点，水杯比酒盅大不了多少。他吃得像小孩吃甜食那么珍惜而香甜。做人的权利都被剥夺，这点生活享受，不应该珍惜？
　　惩罚性的劳动使人疲惫不堪。但不让去劳动，在楼上静候听命，更加难受。这意味着，不是要拉出去示众，就是要有人来批斗。最难堪的是，每次示众批斗之前，都要命令戴上高帽，挂上黑牌，像出场前的演员，整冠缕绳，自己丑化自己。否则，会受到格外的惩处。这时，每人从别人身上都能看到自己，都躲避开视线，目不忍睹。
　　随着大串联，这种坐待候命的次数越来越多。一天，在铅一般沉重的静默中，忽然楼道里传来杂乱脚步声，接着拥进来一帮年轻人。进门喝令：“牛鬼蛇神们都站起来！”又问，“谁是俞平伯？”他虽然跟随大家也站了起来，并没有听清他们嚎叫些什么。我悄悄碰碰他，向他示意，他才回转身答应着。
　　“《红楼梦》是不是你写的？”（确实如此提问）“你是怎样用《红楼梦》研究对抗毛主席？”“低不低头认罪？”……七嘴八舌，一连串质问审问劈头盖面。他本来就耳背，听人讲话，总是用手拢耳侧近倾听，说话有时呵呵口吃，这时更加支支吾吾。因此惹怒了这些人，有的人竟怒不可遏地要动手。我从旁如实地替他解释，他耳背没有听清。他们却认为是互相包庇，不但没有缓和这些人的怒气，反倒成了火上加油。不容分说，便七手八脚，把他推拉到屋外楼顶平台，按倒在地。我也被拉出去陪斗。
　　经过反复踢打折磨，最后非让他自己承认是“反动权威”不可。但他承认“反动”，却不承认“权威”。他坚持说：“我不是权威，我不够。”他说得非常诚恳。本来完全是出于虚心，却被看成是顽固。一直把他折磨得匍匐在地，可他始终没有承认自己是权威，仍说自己不够。
　　人们今天也许还会说：“当时承认了是权威不就结啦？真是书生气十足！”我也曾这样想过。但我陪跪在一旁，目睹了详细过程，却等于受了一次戒，领教了什么叫谦虚。谦虚原来不是随声附和，不是俯仰顺从，不是好好先生；而是理性的顽强。同时，对“书生气”也有了新的认识。
　　即使个人处于生死攸关的逆境，他对知识的崇敬追求之心也丝毫未懈。他对书籍有一种酷爱。当时一切书籍都被查封，他在打扫房间时，见到什么有字的纸片，都珍惜地拣起来阅读揣摩。在什么也不能阅读的时候，他便默诵思考。一次，我们这些人都被轰到楼下后院去捏煤球。当时已是初冬季节，早晚已有薄冰，却让我们坐在地上把一堆湿煤用手捏成煤球。这是故意的劳动惩罚。我们用手捏成的煤球并没有进炉膛，都被围观戏弄的人们就地踩成碎饼。因为这是“轻劳动”，他也被命令参加。他手里团捏着煤，却仰望着天空在想什么，不时自语几句，谁也听不清说的什么，半天也捏不成球。他发现煤太松散，捏不成个，便吐上几口唾沫。这叫人忍不住暗笑，他自己并不觉得。这也成了他书生气的一个笑柄。
　　就是在这样的逆境中，他没有中断关于《红楼梦》的研究和思考。在“干校”，他与老伴住在老乡家。老乡家院子里有一棵苦楝树。虽然他从书上早已闻知其名，这树却是平生头一次见到。他兴奋异常，特意写下了一则笔记。由这株苦楝树启动了他对《楝亭诗稿》、曹雪芹生平和《红楼梦》本身的继续探索思考。到晚年，当“红学”成为热门显学，《红楼梦》被推崇为至善至美的时候，他却发表了不同凡响的客观理智的意见。
　　这就是俞平老的“书生气”。在这里不能不提到我们单位与俞平老同遭此难的钱钟书先生，他那学术巨著《管锥编》，不少是在干校大集体宿舍的个人蚊帐里铢积寸累的。不正是这种“书生气”在延续着人类文化吗？如果再想到对“文革”死谏的邓拓、田家英，他们那“书生气”，不是正如邓拓的谏诗所云：“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的“脊梁”（如鲁迅先生说的）精神吗？
　　1991年6月13日
　　（原载《随笔》199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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