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传峰博士的专著《“学衡派”与新文学运动》要出版了，他嘱我写一个序，我答应了，原因很简单，他随我攻读博士学位，学位论文就是关于“学衡派”。对于“学衡派”，海内外至今已有很多研究成果，对他们的评价也基本持肯定态度，不像20世纪80年代，有那么多人将他们视为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予以彻底否定。
我自己对“学衡派”中的一些代表人物一直怀有浓厚的兴趣，尤其像吴宓、胡先骕、陈寅恪、汤用彤等诸位先生，读过他们的书和文章，深为他们文化救国的专业精神所感动。20世纪末以来，《吴宓与陈寅恪》、《陈寅恪最后20年》、《吴宓日记》、《吴宓自编年谱》、《梅光迪文录》、《胡先骕文存》、《胡先骕先生年谱长编》等著作的相继出版，助推了社会上普通读者对这这些历史人物的重新认识。我恰巧有机会于2005—2006年作为哈佛燕京访问学者，在哈佛访学一年。在这一年中，有机会接触了哈佛档案馆中，梅光迪、吴宓、汤用彤、陈寅恪、贺麟、白璧德等人的档案材料，完整地阅读了《中国留美学生月报》、《清华周刊》等材料。通过对相关史料的阅读，对这些历史人物有了一个更加直观的认识，很感佩这些“学衡派”人物在美留学期间优异的学业成绩和对传播中国文化所作出的贡献。不仅如此，对照美国和欧洲的现代化经验，他们积极探讨中国文化的现代出路，从学理和理论构想上给出自己的文化救国方案。这种热烈讨论的氛围，洋溢在当年留美学生当中。丁文江、胡适、赵元任等，也是其中的参与者和活跃分子。因为是个体的思考，每人的思路都不一样，相互之间声气相通，但意见不同，从没有一方将自己的论敌看做死敌。这种和而不同的态度，从学术思想的探讨角度来讲，应该是一种常态。但他们回国之后，因为各种社会力量的参与和政治需要，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将白话文定于一尊，认为中国文化的未来出路，只有白话文学革命才是正宗。如此绝对的态度，让原本不同意胡适白话文学革命方案的梅光迪、吴宓等，走到了白话文运动的对立面。某种意义上，那些认为梅光迪、吴宓等倡导的新文化运动是胡适等倡导的白话文学运动的对立面的观点，是有道理的，只是时间上，可能要到他们回国之后。也正是着眼于他们回国之后的坎坷经历，在学术研究上，涉及到的问题可能要多一些、复杂一些。
高传峰博士的“学衡派”研究，从2012年至今，也快十年了，正真是十年磨一针。在这并不短暂的时间内，他广搜材料，大量阅读与自己研究对象相关的材料，一些新发现曾在《新文学史料》上发表过。但因为他在宁夏高校任职，相对于北京、上海等地的研究条件要更艰苦些，研究的进展相对比也缓慢些。但这慢也正好是学术研究能够沉静下来的一种最好保证。如今，经过修改、充实，他的专著即将出版，我为他的坚持不懈感到高兴。也衷心希望他能够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一直走下去，不断有所拓展。我也愿意借此机会，向广大读者推荐这部著作。
是为序。
杨 扬
2021年11月6日于沪西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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