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关于国际关系研究的专著，有助于读者理解美国的全球战略如何一步步陷入今天的道德深谷。
作者在本书中回顾了自一战前后从伍德罗??威尔逊至今美国总统外交政策的演变轨迹，重点聚焦1945年二战结束以来的14位美国总统，以道德推理的三个维度（意图、手段和后果）作为方法论，研究道德在美国历任总统制定外交政策时发挥的作用，并为评判美国未来的总统提供了参考标准。
基于道德准则的外交政策不仅会使美国人民更安全，也可以使世界变得更美好。我将在本书里阐述，人们可以通过观察“意图”、“手段”和“后果”这三个维度的行为和制度，以及是否有所作为，对外交政策的道德属性做出判断。外交政策的属性——带着诸多意外和不测事件——意味着，我们的判断经常会以“混杂”做结。我给自1945年以来的14位美国总统每人制作了一张“道德计分卡”，但正如我在本书中解释的，相比仔细运用推理对道德进行评估这一方法过程，我个人的判断不那么重要。
任何一国的外交政策都面临一个恒久存在的问题，即背景的复杂性使得出现非预期后果的可能性增加。有时候，审慎被认为仅是为了一己私利，但在外交政策当中却成了一种美德，因为粗疏的评估和鲁莽的冒险往往导致有违道德的后果，或者借用一个法律名词来说，犯下“责任过失”（culpable negligence）。此外，审慎也要求具备管理情绪的能力。
这就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制度的作用，以及美国总统如何从广义层面界定美国国家利益。评价美国总统的外交政策不仅要看他的具体行为，也要看他的行为范式如何塑造世界政治的环境。正如亨利??基辛格所说：“不考虑道德因素的权力算计会将每一次分歧变成实力较量……不考虑均衡的道德惩戒也容易导致诉诸武力解决问题，或推出易受挑战的虚弱政策。这两种极端倾向都容易危及国际秩序本身的凝聚力。”
我试图在本书中说明，审慎是良性外交政策的必要美德，但不构成充分条件。当美国历任总统需要具备更广阔的制度视野时，他们可以做到审慎。未来，面对如网络威胁、人工智能、气候变化、大流行病等新技术或环境方面的挑战，拥有正确理解与应对这些问题的视野和战略至关重要。我在第九章中阐明，在信息革命和全球化的冲击下，世界政治正在发生改变。美国和中国都是大国，但两国都无法独善其身。2020年的这场大流行病 只是最新的例证。全球气候变化则是一个更为长期的威胁。
不管贸易纷争和大流行病导致的全球衰退可能使得经济全球化发生怎样的挫折和倒退，环境问题带来的挑战的全球化将持续增长。大流行病和气候变化危及我们每个人，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独自解决诸多问题。成功的国家安全战略必须正视这样的事实：美国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我们的体量决定了两国必须引领全球合作。一个关于公共产品（比如清洁的空气，所有人都能共享，没有人可以被排斥在外）的经典问题是，如果最大的消费者不能发挥领导作用，其他国家就会搭便车，也就没人生产和提供公共产品。关税和边界墙不能解决这些问题。成功有赖于与其他国家进行合作。
在大流行病和气候变化之类的跨国问题上，权力是“正和博弈”（positive-sum game）的，仅考虑把权力凌驾于他国之上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考虑通过与他国共用权力，寻求达到共同目标的能力。在许多跨国问题上，赋予他国权力有助于实现我们自己的目标。如果中国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减少碳排放，或者改善其公共卫生系统，美国也可以从中受益，反之则会受害。在这个世界，制度的网络以及联通性乃是重要的国家权力之源。在这个日趋复杂的世界上，最具联通性的国家也是最有力量的。
如果说确保全球安全和繁荣的关键在于意识到，“共用权力”和“权力凌驾”同等重要，美国目前的战略则不能称之为“胜任”的。正如我在本书中讨论的，每个国家都把自己的利益放在优先位置上，但重要的道德问题是，这些利益在广义和狭义视角是如何界定的。最近发生在美国国内的一系列事件反映出，这个国家日益倾向于从短期、“零和”（zero-sum）、交易的角度对自己的利益做出解读，却没有对长期的、开明的自我利益给予足够关注，而后者曾经对由富兰克林??罗斯福、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在1945年以后构建的多边秩序发挥指引作用。
自1972年尼克松与毛泽东会晤以来，美国和中国就克服意识形态分歧并开展了合作。亚洲经济的快速增长促使权力在地区范围内横向转移。但是，从传统的国家间竞争角度看，中国把美国从西太平洋赶出去的前景微乎其微，更不用说主导世界了。中美之间的合作仍然是必要的，而且这种必要性正因新型跨国问题的重要性而得到加强。
未来，我们将面临的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是，美中两国能否达成一种态度，允许两国在大国竞争的传统领域开展竞争的同时，合作创造全球公共产品。夸大的恐惧感和对最坏情况的分析，可能会使这样的一种平衡政策变得不可能。对“新冷战”（new cold war）的讨论产生了误导作用，可能成为一种自我应验。美中关系是合作性竞争对手，而讲道德的战略要求对这一定义中“合作”和“竞争”的两面给予同等的关注。然而，这种前景需要双方都有良好的情境智力和精细管理，且不能出现重大误判。当前，两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均在增长之际，这是对美中两国领导人执政技巧的严峻考验。
美苏冷战期间，一些人开玩笑说，只有当火星生物带来地外威胁之时，美国和苏联才能克服彼此之间的分歧。在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对我们构成了相当于火星人入侵的威胁，病毒在杀死一个人时不会管他到底来自哪个国家。然而，迄今为止，我们人类的反应是否认、保护主义和责任转嫁，而不是致力于加强国际合作。我们只能祈愿，在世界再次遭遇此类威胁之前，人们对合作的态度可以发生转变。
约瑟夫??奈
2020年9月13日
[美]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家、亚太事务专家，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名誉院长、教授。“软实力”“巧实力”和“领导力”概念的首创者，被誉为“软实力之父”。曾任卡特政府助理国务卿，克林顿政府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助理国防部长，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等职。著有《美国霸权的困惑》《美国世纪结束了吗》《软实力》《巧实力》《论权力》《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理论与历史》等作品。
安刚，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专聘研究员，外交部《世界知识》杂志资深编辑。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有近二十年外交系统工作经历。主要研究领域为中美关系、中国周边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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