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十讲_符海朝_9787555911722

两岁丧父，苦学得仕，一生数次被贬，范仲淹如何把命运安排的逆境转化为人生的机遇，步步登高，成为文能安邦、武可定国的一代名相？一生信奉儒家修齐治平的他，重视教育，设立太学，为国家储备大批人才；他修身养性，诗文俱佳。为官三十多年，他德政惠民，在民生、教育、军事等方面都采取了有力的措施；平定西北战乱，推行庆历新政，在立德、立言、立功方面，均有成绩，堪称中国士大夫之典范。

本书广泛吸收新研究成果，在正确的历史观指导下，以通俗优美的文笔，呈现有宋一流人物范仲淹的一生，展现了这位传统士大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兼具学术性与普及性。

《范仲淹十讲》序言

张希清

范仲淹（9891052年），字希文，谥文正，史称范文正公，苏州吴县（今苏州）人。他的《岳阳楼记》一文，传诵千古，名扬天下；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他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教育家。宋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宰相韩琦（10081075年）称赞他：公之所存，包蘷蹈卨。雄文奇谋，大忠伟节。充塞宇宙，照耀日月。前不愧于古人，后可师于来哲。固有良史直书，海内公说，亘亿万世，不可磨灭。宋神宗朝宰相王安石评论他：呜呼我公，一世之师。由初迄终，名节无疵。北宋大诗人、大书法家黄庭坚则称：范文正公，当时文武人，至今文经武略，衣被诸儒，譬如蓍龟，而吉凶成败不可变更也。

范仲淹从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进士及第，到宋仁宗皇祐四年（1052年）殉职于赴知颍州（治今安徽阜阳）任上途中的徐州，先后为官从政三十七年。他既历知州县，又数任朝官；既出宋夏战争前线为将，又入朝廷为相（参知政事即副宰相）。在范仲淹的从政生涯中，蕴含着极为宝贵的政治思想和智慧，也蕴含着极为丰富的经验和教训。范仲淹作为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其为政之道为突出的，则是以天下为己任。宋朝理学集大成者朱熹说：范公平日胸襟豁达，毅然以天下国家为己任。又说：且如一个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无一事不理会过。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出许多事业。

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的为政之道，首先表现在他有忧天下之心，即具有非常强烈的忧国忧民忧天下的忧患意识。他不但像一般士大夫那样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而且像他在《岳阳楼记》中所说，进亦忧，退亦忧，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是他的思想境界远远超出一般士大夫之处。宋真宗乾兴元年（1022年）十二月，时任监泰州西溪镇盐仓的范仲淹，即上书尚书右丞、枢密副使张知白，渴望有机会言天下之道，以便有益于当时，有垂于将来。宋仁宗天圣三年（1025年）四月，范仲淹又直接向垂帘听政的刘太后和宋仁宗上了一封《奏上时务书》，直言极谏，欲倾臣节，以报国恩。他提出了救文弊、讲武备、选贤俊、抑侥幸、崇圣德、少巡幸、纳远谋、勿独断等八项建议，着重指出要外防夷狄、内防奸邪，防之于未萌，治之于未乱。监泰州西溪镇盐仓是一个掌管盐税的从八品小官，泰州西溪镇位于今江苏省东台市，当时尚在海边。范仲淹身在海隅，心忧天下，真可谓退亦忧，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八月，范仲淹入朝为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九月，即上《答手诏条陈十事》，奏言：我国家革五代之乱，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纲纪制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夷狄骄盛，寇盗横炽，不可不更张以救之。其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遂提出十项改革措施，绝大多数被宋仁宗采纳，是为庆历新政。可谓进亦忧，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

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又写道：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噫！微斯人，吾谁与归！先忧后乐正是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的又一突出表现，也是他的思想境界远远超过一般士大夫之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虽然在他五十八岁时才见诸文字，但却是他一贯的思想。欧阳修在《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铭并序》中说：公少有大节，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说明先忧后乐是范仲淹经常自诵的格言；他之所以有先忧后乐的思想，正是因为他具有慨然有志于天下的大节。范仲淹不但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黄庭坚《跋范文正公诗》说：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此文正公饮食、起居之间先行之，而后载于言者也。

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的为政之道，还表现在他具有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的主体意识。随着士大夫主体意识的逐步觉醒，北宋中期出现了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的政治思潮和政治局面。汉宣帝曾说：与我共治天下者，其良二千石乎！共治天下一词因为避唐高宗李治的名讳，后改作共理天下。范仲淹文集中说到天子与士大夫共理天下者，至少有十处之多。如庆历三年（1043年）九月，他在《答手诏条陈十事》的择官长中就说：臣闻先王建侯，以共理天下。今之刺史、县令，即古之诸侯。北宋的皇帝也大多是认可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如雍熙二年（985年）十二月，宋太宗曾对宰相李昉等说：天下广大，卿等与朕共理，当各竭公忠，以副任用。宋仁宗在《戒励臣僚奏荐敕》中也说：朕制临天下，思与贤材而共治之，故开荐举之路。历史发展到宋代，天子不再是神，而是人。正如五代后晋大臣安重荣所说：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天子既然不是神，就会犯错误，就不应该一人独裁。另外，由于儒学的复兴，宋朝士大夫们认识到在天子之上还有一个儒家的圣人之道。要治理好国家，天子的言行必须合于圣人之道。而这个道往往掌握在宗经学古的士大夫手中。士大夫有责任、也有能力与天子共治天下。沈括《续笔谈》记载：宋太祖曾问宰相赵普：天下何物？赵普说：道理。宋太祖认为说得很对。南宋孝宗、光宗、宁宗三朝宰相留正说：天下惟道理，故有以万乘之尊而屈于匹夫之一言，以四海之富而不得以私于其亲与故者。这里的道理就是儒家的圣人之道。范仲淹一生都是用圣人之道与天子共治天下的。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在北宋中期已经形成一种共识。范仲淹的门人张载所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也就是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与天子共治天下这一为政之道是北宋士大夫的一种主体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范仲淹就是其中为典型的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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