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村落文化研究_马新著_9787100203531

本书立足农耕文明视野，对中国古代村落文化进行了全新发掘。作者对宗法在村落中的影响与作用进行了多维评价，对中国古代村落中的信仰世界进行了独到阐释，对王朝官方教化与村民原本“野性”之争进行了新的考察，对村落娱乐的源头与特点进行了深入探讨，对古代村落中的农民特性与农民心态进行了客观剖析，对村落中的婚丧节庆、教育文化以及村落谣谚等也进行了再认识。全书既为古代村落文化画像，又为其传神，所得出的新知新解，对于全面准确认识中国古代农耕文明、把握其中蕴含的优秀文化基因具有重要价值。

　　中国古代村落所产生与传承的文化内容丰富，特色鲜明，既蕴含着大量的原初文化要素，又不断生成或演化出新的文化形态，对中国农耕文明产生着源源不断的补充、滋润与影响，它既是中国农耕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又是中国农耕文明发展中最为重要的本源。但是，长期以来，学界对于中国古代村落文化缺少应有的重视，多将村落文化视为民间文化的一部分，注重其原始性和民间性；即使为数不多的对中国古代村落文化的研究，也多以正统的中国传统文化为纲，对村落文化的有关史料与记载进行自上而下的阐释，可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乡间版；研究视角所及，也多属于上层文化或精英文化在乡村社会的影响与表现，看不清村落文化的本相，更无法把握其特色与实质。这必然导致我们对中国古代村落文化研究的不系统、不全面，不能完整、客观地把握中国古代村落文化，当然，也必然影响到我们对中国古代社会的认识与把握。
　　如果我们立足中国式话语体系，在农耕文明的视野下，对古代村落中的各种文化现象进行挖掘与整理，便可发现，中国古代村落文化中有许多被我们误解或忽视的内容，而这些内容对于认识中国古代农耕文明中蕴含的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具有重要价值。
　　基于此，我们立足村落内部对村落中的各种文化现象进行挖掘与整理；而后再将其置于中国古代农耕文明的大背景中，自下而上探寻其特性、价值与影响，既为中国古代村落文化画像，又为中国古代村落文化传神，以丰富和完善中国古代社会与农耕文明的研究。
　　在这样一种视角下进行的研究，尽管筚路蓝缕，但也颇有以启山林的收获，取得了若干对村落文化的新认识、新判断，有些认识或许是颠覆性的。就其大略而言，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第一，在这一视角下，我们发现，随着佛教的传人、道教的形成，儒、释、道成为社会信仰的主流，村落社会中的原生信仰则往往被认作原始信仰的遗存或流变。但是，认真梳理与研究之后我们却发现，村落中的民间祠庙仍是最为普遍的存在，古代村落民众信仰的主体依然是传承而来的各种神灵。它们不仅未被儒家教化所一统，也未被寺庙宫观所征服，反倒将众多的佛教神灵与道教神灵俘获，纳入自身固有的神灵信仰体系中。
　　中国古代村落的神灵信仰体系是一种包容所有神灵的全神信仰，在全神信仰这一大体系下，各地区、各村落乃至各家各户又根据自身不同的需求，对各神灵进行选择与组合，形成千千万万种各具特色的信仰系统与神灵组合。由于宗法性传统宗教对昊天上帝的垄断，村落中的神灵信仰便缺少了至上神。但是，在宗法性传统宗教的辐射下，至上神并未离开村落民众，而是以另一种形式——使者——存在着。这个使者就是历代王朝的“天子”。他们作为上天之子，代天立言，通过教化与政令，向村落居民昭示着昊天上帝的存在。
　　因而，中国古代村落中的信仰世界并非真正被儒、释、道占据，神灵信仰体系是中国古代村落信仰的主体，它是中国古代宗法性传统宗教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在这一视角下，我们还发现，自两汉以来，以纲常礼教为主题的面向全体民众的教化，一直是历代王朝治国的重要着力点，这是村落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在村落文化的发展与存续中，纲常礼教究竟起到多大作用，拥有多少空间，教化对村民们的制约与管束又有多少实际效果，值得我们重新审视。
　　在村落文化的发展与存续中，王朝官方的教化与村民原本的“野性”之争长期延续，最终的结局是：教化并未征服“野性”，而“野性”也未推翻教化，从而形成了独特的村落二元文化景观。比如，对于兴起于城市的戏乐表演，正统教化一直认为其有违礼教，属于“淫乐”，并再三禁断，尤其严防其下乡人村。但实际上并无多大效果，恰恰自此以后，各类散乐优伶到乡村者不断增多。宋代陈淳恳请漳州地方官加以禁断，结果是禁不胜禁。又如，中国古代村落中盛行多神崇拜，各种祭祀名目繁多，凡超出官方认可范围或有悖官方许可的祭祀方式，均被视为“淫祀”，或严加禁止，或从严制约，但往往都是有始无终，无法规范或制止各种祭祀。
　　这些足以说明教化与“野性”之争的特性：官方的教化代代倡导，影响着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但村落间的“野性”也一直未被驯服，被官方视为“淫戏”“淫祀”的村落原生文化层出不穷，同样是村民精神文化世界最为重要的构成。两者有冲突，但更多的是并行不悖的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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