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大纲_ 顾实著，陈文新，余来明编，白金杰整理_9787539668826

　　顾实是20世纪初文史学界知名的教授、学者，东南大学“国学研究会”的主要发起人，生前已有“著述等身，及门弟子遍于海内，允为当代国学大师”之誉。《中国文学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是顾实在东南大学讲学时编纂的讲义，该书虽以日本久保天随的《中国文学史》为底本改写而成，但在大体沿用其体例与内容的同时，能够将原作中汉学的“他者”视角置换为国学的“本位”视角，解释、纠正原作对中国文学的误读与偏见，强调中国文学有独特的传统与价值。遗憾的是，随着新文化阵营在文学史阵地的后来居上，顾实被归为“学衡”一派，其文学史也被视作“贩自日本”的代表而被“估价”为“一团糟”，其学术价值被抹杀殆尽。事实上，以顾实为代表的早期学人，虽然失去了独立撰写本国文学史的先机，但他们在向日本“拿来”的同时，并未放弃对本国文学传统的探索。在应对国学古今转型与中西对接这一世纪难题时，他们给出的方案仍值得当下参考与借鉴。顾实的特别之处在于，他是一位既有旧学根柢，又得西学熏育（旅日五载）的国学理论家与实践家，对国学国际化、文学科学化等问题有专门、深入的探讨，相关主张在其编撰的《中国文学史大纲》中也有体现。以此切入，可以给予顾实文学史以更公道的“估价”；以此为例，也有助于重新认识顾实等早期学人处理“拿来”的经验与贡献。
　　一、“国学”与“汉学”：本位与他者的双向关照
　　19世纪末，中国文学史的书写引起日本汉学界与中国学术界的普遍关注，但两国立场大有不同。日本之所以热衷于编纂中国的文学史，正如黄霖先生所说，是传统文化渊源与西方文化引进相结合的产物，又是对中国古代文学既热情赞叹又重新认识的结果。这其中的“重新认识”，基于一种前所未有的自信——毕竟明治维新之前，中国一直作为日本的“文物之祖”，但随着近代中国逐渐沦为列强眼中的弱者，中国文学成为可以被批评的“他者”。日本汉学家著述的文学史，虽然提供了以西释中的先例，有助于拓宽中国文学研究的视角与思路，但其中夹杂的客观误读与主观偏见，影响到对中国文学传统的诠释与评价。而中国本土的文学史书写，除了应对新式学堂的需要，还有“知耻后勇”的爱国精神为驱动，国内新旧两派的学者尽管观点不同，但他们借助文学史来探索中国的文学传统、应对“外学内充”的文化危机的初心是一致的，即便早期文学史大多“贩自日本”，但已呈现出值得关注的本位意识。以顾实的《中国文学史大纲》为例，将其与久保天随的《中国文学史》细致比对，可以清晰照见国学家与汉学家立场与视角的差异。
　　顾实（1877？-1956）是近代有名的国学理论家与实践家，他早年就读于龙城书院，壮年游学于日本，归国后受聘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复旦大学等多所知名院校。在南师与东大期间（1918-1925），顾实与陈钟凡等人发起国学研究会，创办了《国学丛刊》《国学辑林》等刊物，发表了多篇文论。由顾实起草的《国学丛刊发刊辞》《国立东南大学国学院整理国学计划书》《中国国学研究会募捐启（代论）》等文章，集中体现了顾实的国学主张与研究计划。顾实有强烈的文化危机意识，他认为在“五洲棣通、六种震动”的现实面前，必须重视国学对于国家的重要性，提出“学融中外”“识穷古今”的主张，不拘泥于中西体用的问题，而是将中西对举，希望实现国学与西学的并驾齐驱、此往彼来。以通达的眼光去思考国学的现代化与国际化，成为顾实治学的特色。比顾实同时期稍早的久保天随，是近代日本汉学界的知名学者，在汉诗创作与汉学特别是戏曲研究上有名于时，代表作有《澎湖游草》《日本儒学史》《近世儒学史》等。他的文学史曾作为早稻田大学的授课讲义，后经谢雪樵翻译后在《台湾日日新报》上连载，葛遵礼曾删减此书，作为中等学堂教学用，颇有影响。
　　顾实之所以选择久保天随的文学史为底本，有几点因素可以参考。首先，该书条目清晰，按朝代更迭及文学发展将中国文学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期上古文学，自太古以宋于秦；第二期中古文学，自汉初至于隋末；第三期中世文学，自唐迄宋；第四期近世文学，自元及“现代”之清。各时段先总论、再分体裁论述，重要的作家列专章阐释等，适宜用作教材、讲义；其次，该书标榜以科学的方法、客观的立场评述文学。此前的末松谦澄《中国古文学略史》（1882）是先秦文学的断代史，古城贞吉《中国文学史》（1897）是体系完备的通史，但内容更侧重传统学问，给予先秦诸子、唐宋儒学很大篇幅，而对“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戏曲则弃置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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