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倡廉反贪史鉴事典_[中国]黄慧贤_9787806829721

本书包括三部分内容：史事、名人言论、律令法规。史事部分所举人物上起春秋战国，下讫1949年前的*，历时二千六百余年。内容安排上按时序分为几个阶段，廉、贪并列，共收典型人物史事300余条。书中廉洁故事读来，每每感人肺腑，催人泪下；贪腐故事读来则令人触目惊心，乃至愤愕难忍，有极强的警示作用。书中名言部分收入历代名人劝廉诫贪之言一百二十余条，字字珠玑，发人深省。律令法规部分收录了我国目前执行的倡廉反贪方面的法律法规、行政规定及党内纪律条文。

前言

书稿完成，总有一些想法。古人今人皆如是。完成了《二十世纪中国抗战文化编年》也不例外。

我想到我们走过了的漫漫长征路。

那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十一届三中全会，拨敌反正，普撒了改革开放的阳光。在四川省委宣传部的指导之下，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西南师范学院、重庆师范学院、重庆市文联联合推动，组建了包括成都和重庆在内的联合研究队伍。四川社科院副院长、文史兼通的研究员廖永祥和西南师院副院长、著名诗人方敬承担了具体领导之责。当然，也得到了老一辈革命文艺家的大力支持下。这里，应该提到先倡导者——四川省社科院党委书记、院长陈文。十一届三中全会不久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上，他就从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的角度出发，率先提出了应当重视抗战文艺研究的问题。回川后，又多次作了强调。他说：“抗战文艺研究很重要”，“是我们四川文艺研究的一个优势。这个问题抓对了，要抓到底。”在1982年底举行的全国抗战文艺研讨会上，他还公开表了这样的态度：“同志们工作中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困难，省社会科学院凡能解决的就帮大家解决。在这件事上，我给大家当一个后勤部长。”

成都和重庆的联合研究队伍迅速组建起来。经省委宣传部批准，1980年底，由四川社科院、西南师范学院、重庆师范学院、重庆市文联，联合发起在重庆召开了建国以来国内首次抗战文艺研讨会，并同时成立了以方敬为会长、廖永祥为副会长的重庆地区中国抗战文艺研究学会。此后，研究队伍迅速扩大。方敬在1982年底召开的抗战文艺学术讨论会上说，四川从事抗战文学研究的队伍，包括四川社科院文学所的在内，已有三十多人了。自学会成立起，两年就举行一次研讨会，直至八十年代末。为了促进研究的开展和研究人员水平的提高，也为了扩大影响，1981年四川社科院出版了内部刊物《抗战文研究研》。两年之后，也就是1983年，省委宣传部批准该刊全国公开发行。这个刊物前后共出了三十一期（1988年由期刊改为了丛刊）。1990年终刊。刊物的创办，无疑对抗战文艺研究起了促进作用。

研究要用研究来回答。主攻方向在哪里？是“文革”时期的“文艺黑线”吗？不是。那不值一驳，随着“文革”的烟消，它也就云散。那在哪里呢？在建国前后就出现了的偏见。尤其是对国统区的抗战文学。偏见的结果就是被冷落，以至于整整一个时期的文学成了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原因何在？茅盾等人结论为“右倾”。其论之影响，既深又远。建国后高校作为教材的几部现代文学史，在谈到抗战时期的文学时，均简而又略，且调子还压得比较低。“右倾”是评价文学优劣的标准吗？我们进行了反复讨论。苏光文首先著文进行了否定。以阳翰笙为团长的中国文联参观访问团来川座谈时也专门谈到这个问题。一再指出，说右了是站不住脚的。右是政治概念，怎么能简单地移植过来作为评价文学的标准呢？其影响也同样既深且远。还有一种有代表性的看法全面否定论，视抗战文学为“凋零期”的文学，认为这种文学的出现不是表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而是倒退。认真研究之后，我们作了否定的回答。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经历的是这样演变的：文学革命、革命文学与抗战文学。抗战时期的文学不仅没有“凋零”还更加灿烂，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上的第三个高峰。拿戏剧来讲，无论是创作还是演出，那繁荣，那辉煌，以前哪个时代能比？毫无疑义，是戏剧的黄金时代。不只是文学艺术，抗战文化也呈现的是这种状态。郭沫若是鲁迅之后文化界的旗帜。他长住重庆，活跃于国统区，影响遍及全国，乃至世界。他的政治导向，他的组织作用，他的艺术成就，他的历史研究，在文学、文艺、文化界中，综合起来看，未有能出其右者。对郭沫若的认识和评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对国统区左翼抗战文学的认识和评价，并涉及到整个中国的抗战文学、抗战文化问题。为此，我们与乐山郭沫若研究学会共同组织召开了“抗战时期的郭沫若”学术讨论会，充分估价了郭沫若抗战时期的成就和历史作用。抗战文学毕竟是文学，文学就应该有自身的准则。否定者多以为抗战文学缺乏艺术性、缺乏美学价值，从而将其入了另册。到底抗战文学有没有艺术价值和美学价值，如何认识文学的艺术价值和美学价值，的确是一个值得认识思考的问题。我们就“抗战文学的艺术性问题”举行了专题学术讨论会。与会者进行了热烈讨论，普遍认为艺术价值与美学价值与时代息息相关，不能抽象地谈论。抗战文学的艺术价值、美学价值不容否认。当然，宣传性比较突出，尤其是抗战初期，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问题。

否定“右倾”论要用事实，驳斥倒退论要用事实，证明抗战文学的成就也要用事实。事实就是研究成果。这就需要跋涉，需要攀登。我们从国统区抗战文学研究出发，走向了中国抗战文学；又从中国抗战文学研究出发，开始向中国抗战文化转移。不懈努力之后，果实也就相继摆上了案头。先后出版的编著、专著、资料集、工具书有《国统区抗战文艺运动大事记》、《周恩来与国统区抗战文艺》、《国统区抗战文学运动史稿》、《抗战戏剧论搞》、《战火中的文学沉思》、《大后方散文论搞》、《大后方的通俗文学》、《抗战时期的郭沫若》、《火热的小说世界》、《大后方文学史》、《中国抗战文学概览》、《历史在这里闪光——抗战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史料选编》、《作家战地访问团史料选编》、《抗战文艺报刊篇目汇编》、《抗战文艺报刊篇目汇编续一》、《抗战时期的郭沫若论文集》、《抗战文艺研究论文集》、《抗战文学纪程》、《抗战文学概观》、《大后方文学论稿》《文学理论史料选》、《小说研究史料选》、《诗歌研究史料选》、《抗战时期重庆的文化》、《血与火的文化——中国抗战文化概要》等。研究在学术界引起了重视，也得到了鼓励。获得过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二等奖、三等奖、四等奖以及曹禺戏剧奖。

四川的抗战文艺研究的影响走出了夔门。毋庸置疑，启迪和推动了其他省的抗战时期的文艺研究。国际影响也渐渐显现出来。多次与日本、法国、德国、美国、韩国等国的学者进行过学术交流。

2012年，四川社科院将抗战文化研究又列为了院重大项目，要在原来研究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人马迅速组织起来，与上个世纪的抗战文艺研究一样，也是集体攻关。

我是抗战文学、文化研究队伍中的一员。

1980年我参加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招收研究人员的考试，被录取到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从事研究工作。廖永祥把我引进了抗战文艺研究之门。我参加了他和方敬引领的抗战文艺研究队伍，在他们的谆谆教诲下起步与跋涉。先致力于国统区抗战文学研究，接着就是中国抗战文学研究，再后就是抗战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之关系的研究。顺势，抗战文化研究提到了议事日程。我所在的单位鼓励这种探索，将其列为了重点科研项目，并给予了经济上的支持，于是计划就开始了实施。不知不觉中，总让人想到侯水平院长。每次我给他汇报研究的想法时他持的都是热情支持的态度。让人欣慰不已。真是弹指一挥间，我离开了文学所，到离退休处报到了。人退休了，“抗战”并没有退休。

我还在想抗战文化。

抗战文化是中国现代文化的重头戏。它植根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土壤，也是中国人民的精神国防和克敌致胜的精神武器。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文武两条战线的胜利。文这条战线的抗战文化，启发了民众，激励了将士，抨击了日寇，揭露了汉奸。如果没有抗战文化的鞠躬尽瘁，抗日战争要取得胜利是难以想象的。抗战文化是与政治互动的文化，是“齿轮和锣丝钉”文化。左右均然。郭沫若为旗帜的文化队伍以新民主主义思想浸润人们的心田，削弱了三民主义和其他文化形态的影响，为中国共产党赢得了人心，构筑了更加坚实的通往新中国的大道。抗战文化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有了这样的背景，底蕴才更加深厚，而世界文化也因为有了中国的抗战文化才更加灿烂。它不仅为战胜日本侵略者立下了卓越的功勋，还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它是一块值得永远纪念的丰碑，无论是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中国文化史还是在世界文化史上。

抗战文化是全中华民族的民族文化。它是洪流，滔滔的洪流。它有些什么样的具体特点呢？第一，以多元政治为基础。抗战爆发前，中华大地各政治势力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以至于爆发了年复一年的战争。“一二八”以后，在日本侵略者带血的刺刀面前，不可调和的矛盾才有了缓解。这种缓解为“七七”事变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基础。各党派虽在抗日大业上达成了共识，并不意味着各自政治主张的放弃。政治和文化在抗战时期可谓水乳交融。多元政治奠定了多元文化的基础，也决定了各自文化的走向，同时还带来了相互碰撞的特点。第二，以群众为对象。以这种文化为平台的群众性活动，无论是从开展的规模还是从持续的时间来看，我国历史上都是从来没有过的，世界历史上也是从来没有过的。它启发了民众的觉悟，激发了民众的热情，提高了民众的认识，促成了抗日救亡浪潮的形成与澎湃。正由于此，抗日战争才真正成为了人民的战争，成为了能取得胜利的战争。第三，以批判为武器。抗战本身就是一种武器的批判。毋庸置疑，武器的批判必然带来文化的批判。而抗战文化又是以多元政治为基础的文化，政治就意味着斗争，以之为基础的文化必然会蕴含批判的特色。以批判为武器主要在三个层面进行：一是联合对侵略文化的批判，二是抗战文化内的相互批判，三是自我批判。这个批判武器的广泛运用使抗战文化成为了硝烟弥漫的文化，同时也显现出了作为武器的强力作用。第四，以时变而涌动。“九一八”、“一二八”掀起了第一波文化浪潮，“七七”事变掀起了第二波文化浪潮，“八一三”掀起了第三波文化浪潮，保卫大武汉掀起了第四波文化浪潮……每年定时开展的中外文化名人的纪念活动也是“涌动”的一种表现。包括两个方面：逝世者的纪念和在世者的纪念。逝世者，如鲁迅、高尔基、普希金、罗曼·罗兰等等，都定时开展。尤其是鲁迅，每年在他逝世那天，纪念活动遍于全国。在世作家的诞辰与创作若干周年也作为了纪念的发端，如郭沫若五十寿辰和创作二十五周年、茅盾五十寿辰和创作二十五周年、潘梓年五十寿辰……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可以说，我们的抗战文化是以多元政治为基础的民族文化、是以群众为对象的民族文化、是以批判为武器的民族文化、是以时变而涌动的民族文化。

抗战文化也非单一而是五彩缤纷。新民主主义文化、三民主义文化、民族主义文化、“战国派”文化、自由主义文化、新的儒家思想都有自己被认同的空间。它们在自己文化原有的平台上，根据现实的需要，不断从中外前人那里“拿来”，也不断从现实世界里的另类文化中借鉴，以图构建完整的有说服力的理论体系。当然，有差异才会多元，差异也就是矛盾。不同文化间的碰撞是自然而然的结果。商榷、批评乃至批判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虽没有隆隆的炮声，却也硝烟弥漫。这其实是好事，真理越辩越明，后让历史来结论。凡存在者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但作为中流砥柱，那是非新民主主义文化莫属的。纵观中国现代文化史，无论是抗战前还是抗战后，没有哪个时期的文化成果有抗战时期那样壮观。

抗战文化不是无源之水的文化。可以追溯到“一二八”与“九一八”，也可以追溯到清朝，甚至还可以追溯到明代。它是与这些时代同步的反对日本人侵略和侵犯的文化的继续和发展。特别要提到的是“九一八”事变与“一二八”上海抗战。萌生于其中的反侵略文化奠定了抗战文化的基础。当然，需要提升，需要展开。全面抗战爆发后，那血与火的文化就是在这样的大道上迈进的。内战时间不长，且疾风暴雨似的，胜的就胜了，败的就败了。但这之中，还有抗战文化的余波在那里荡漾。

2014年3月5日

后记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为了研究抗战文艺，也作为这种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我编了《国统区抗战文艺运动大事记》。三十年后的今天，我又“重蹈覆辙”，编了《二十世纪中国抗战文化编年》。前者限于国统区的文艺，后者扩大到了整个中国的文化。想来，对于研究者可以提供一些资料和线索，对于愿了解这段可歌可泣历史的人也会有所裨益。

本书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为主旨，尽量棌撷与此有关的各种文化现象。当然，对抗战文化不能作狭隘的理解。它涵盖了国统区、根据地、“孤岛”、沦陷区、香港、台湾，仍至南洋、苏、美、英。编选尤为注重当年出版的报纸、杂志、书籍以及那时刊载的自述。新中国成立后那些经历过、参加过这场反侵略战争的文化前辈们的回忆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自不敢轻漫。无论是当年的披露还是之后的回忆有时能见到一些不一的地方，那就只有根据自己研究抗战文艺、文化之所得来进行取舍了。

本书以客观历史的真实为准则。历史不是可以随便打扮的小姑娘，也不应该随意打扮。特别是血与火铸成的历史，更应该得到尊重。只要是“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文化现象，无论出现在鞍前还是鞍后，都应该得到相应的肯定。因此，本书特注意客观记叙过去岁月中的文化浪花，不按自己的主观臆断去取舍。

本书的摘录和引述尊重当时的表达。毕竟相隔已经半个多世纪了，用词用句以及标点（有的还没有用标点）与今都有些不同，而且有时行文由于种种原还用“×”替代。这在当时是很自然的事，这就是那时的历史的真实，也只好如此了。如果是转述，本书注意了不违背作者之原意。

本书以时间为线索，记事择日。1985年我编《国统区抗战文艺运动大事记》起于1937年，止于1946年。《二十世纪中国抗战文化编年》延长了它的时限。起于1931年“九一八”，终于1949年7月全国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艰难的历程自是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至1945上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之前，可以说是战争的初期，之后是尾声。

随着岁月的更叠，关于抗战文化研究的著作和资料日见其多。资料的来源也比上个世纪八十代大为拓宽。我虽然尽了自己的努力，但所见毕竟有限，遗漏肯定是有的。而且，我相信，新的资料还会不断面世。但，时不我待，也没有再等下去的必要了。如有可能，今后再增补吧。

要出一本学术著作是有相当难度的。感谢四川辞书出版社能接受它的出版，也谢感我所在的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能在经济上给予一定的资助。不然的话，多年的辛劳还不知要沉睡多少时日。

1914年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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