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篇

当我写着后面那些篇页，或者说那一大堆文字的时候，我是在孤独地生活着，在森林中，在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城，瓦尔登湖的湖岸上，在我亲手建筑的木屋里，距离任何邻居一英里，只靠着我双手劳动，养活我自己。在那里，我住了两年又两个月。目前，我又是文明生活中的过客了。
要不是市民们曾特别仔细地打听我的生活方式，我本不会这般唐突，拿私事来渎请读者注意的。有些人说我这个生活方式怪僻，虽然我根本不觉得怪僻，考虑到我那些境遇，我只觉得非常自然，而且合情合理呢。有些人则问我有什么吃的，我是否感到寂寞，我害怕吗，等等。另一些人还好奇得很，想知道我的哪一部分收入捐给慈善事业了。还有一些人，家大口阔，想知道我赡养了多少个贫儿。所以这本书在答复这一类的问题时，请对我并无特殊兴趣的读者给以谅解。许多书，避而不用所谓人称的“我”字；本书是用的，这本书的特点便是“我”字用得特别多。其实，无论什么书都是人称在发言，我们却常把这个忘掉了。如果我的知人之深，比得上我的自知之明，我就不会畅谈自我，谈那么多了。不幸我阅历浅陋，我只得局限于这一个主题。但是，我对于每一个作家，都不仅仅要求他写他听来的别人的生活，还要求他迟早能简单而诚恳地写出自己的生活，写得好像是他从远方寄给亲人似的；因为我觉得一个人若生活得诚恳，他一定是生活在一个遥远的地方了。下面的这些文字，对于清寒的学生，或许特别地适宜。至于其余的读者，我想他们是会取其适用的。因为，没有人会削足适履的；只有合乎尺寸的衣履，才能对一个人有用。
我乐意诉说的事物，未必是关于中国人和桑威奇岛[ 即夏威夷群岛。（本书注释均为译者注）]人，而是关于你们，这些文字的读者，生活在新英格兰[ 美国东北部六州总称。马萨诸塞州在其内，是英国清教徒初移殖之地。]的居民，关于诸君的遭遇的，特别是关于生逢此世的本地居民的身外之物或环境的，诸君生活在这个人世之间，度过了什么样的生活呢？你们生活得如此糟糕是否必要呢？这种生活是否还能改善改善呢？我在康科德旅行了许多地区；无论在店铺，在公事房，在田野，到处我都看到，这里的居民仿佛都在赎罪一样，服役着成千种的惊人苦行。我曾经听说过婆罗门教的教徒，坐在四面火焰之中，眼盯着太阳，或在烈火的上面倒悬了身体；或侧转了头望青天，“直到他们无法恢复原状，更因为脖子是扭转的，所以除了液体，别的食品都不能流入胃囊中”；或者，终生用一条铁链，把自己锁在一株树下；或者，像毛毛虫一样，用他们的身体来丈量帝国的广袤土地；或者，他们独脚站立在柱子顶上——然而啊，便是这种有意识的赎罪苦行，也不见得比我天天看见的景象更不可信，更使人心惊肉跳。赫拉克勒斯[ 希腊神话中的英雄，曾杀死纳米谷中的雄狮、九头兽、阿玛逊女王、三个身体的怪牛等等。]从事的十二个苦役跟我的邻居所从事的苦役一比较，简直不算一回事，因为他一共也只有十二个，做完就完了；可是我从没有看到过我的邻人杀死或捕获过任何怪兽，也没有看到过他们做完过任何苦役。他们也没有伊俄拉俄斯这样的赫拉克勒斯的忠仆，用一块火红的烙铁，来烙印那九头怪兽，它是被割去了一个头，还会长出两个头来的。
我看见青年人，我的市民同胞，他们的不幸是，生下地来就继承了田地、庐舍、谷仓、牛羊和农具；得到它们倒是容易，舍弃它们可困难了。宁可他们诞生在空旷的牧场上，让狼来给他们喂奶，他们倒能够看清楚了，他们是在何等的境遇中劳动着的。谁使他们变成了土地的奴隶？为什么有人能够享受六十英亩田地的供养，而更多人却命定了，只能啄食尘土呢？为什么他们刚生下地，就得自掘坟墓？他们不能不过人的生活，不能不推动这一切，一个劲儿地做工，尽可能地把光景过得好些。我曾遇见过多少个可怜的、永生的灵魂啊，几乎被压死在生命的负担下面，他们无法呼吸，他们在生命道上爬动，推动他们前面的一个七十五英尺长、四十英尺宽的大谷仓，一个从未打扫过的奥吉亚斯的牛圈[ 希腊神话中，奥吉亚斯王有三千头牛，牛圈三十年没有打扫，赫拉克勒斯引阿尔甫斯河水，一天就把它冲洗干净了。]，还要推动上百英亩土地，锄地、芟草，还要放牧和护林！可是，另一些并没有继承产业的人，固然没有这种上代传下的、不必要的磨难，却也得为他们几立方英尺的血肉之躯，委屈地生活，拼性命地做工哪。
人可是在一个大错底下劳动的啊。人的健美的躯体，大半很快地被犁头耕了过去，化为泥土中的肥料。像一本古书里说的，一种似是而非的，通称“必然”的命运支配了人，他们所积累的财富，被飞蛾和锈霉再腐蚀掉，并且招来了肤箧的盗贼。这是一个愚蠢的生命，生前或者不明了，到临终，人们终会明白的，据说，丢卡利翁和皮拉在创造人类时，是拿石头扔到背后去[ 据希腊神话，洪水以后，世上只剩下丢卡利翁和皮拉两个人，于是神示意他们把母亲的骨骼从头顶扔到背后去。他们认为大地是万物之母，石头是母亲的骨骼，就照办了。每一块石头扔到背后都变成了人。]。诗云：

Inde genus durumsumus，experiensque laborum，
Et documenta damus qua simus origine nati．[ 拉丁文：从此人成为坚硬物种而历尽辛苦，给我们证明我们是什么来历。]

后来，罗利[ 罗利（Walter Raleigh，1552—1618）：英国航海家、政治家、作家。]也吟咏了两句音响洪亮的诗：

从此人心坚硬，熬尽愁苦，
证明我们的身体是岩石本质。

真是太盲目地遵守错误的神示了，把石头从头顶扔到背后去，也不看一看它们坠落到什么地方去。
大多数人，即使是在这个比较自由的国土上的人们，也仅仅因为无知和错误，满载着人为的忧虑，忙不完的粗活，却不能采集生命的美果。操劳过度，使他们的手指粗笨了，颤抖得又太厉害，不适用于采集了。真的，劳动的人，一天又一天，找不到空闲来使得自己真正地完整无损；他无法保持人与人间勇毅的关系；他的劳动，一到市场上，总是跌价。除了做一架机器之外，他没时间来做别的。他怎能记得他是无知的呢——他是全靠他的无知而活下来的——他还经常绞尽脑汁呢。在评说他们之前，我们先要免费地使他穿暖、吃饱，并用我们的兴奋剂使他恢复健康。我们天性中美的品格，好比果实上的粉霜一样，是只能轻手轻脚，才得保全的。然而，人与人之间就是没有能如此温柔地相处。
读者之中，这些个情况我们都知道，有人是穷困的，觉得生活不容易，有时候，甚而至于可以说连气也喘不过来。我毫不怀疑在本书的读者之中，有人不能为那吃下了肚的全部饭食和迅速磨损或已经破损的衣着付出钱来，好不容易忙里偷了闲，才能读这几页文字，那还是从债主那里偷来的时间。你们这许多人过的是何等低卑、躲来躲去的生活啊，这很明显，因为我的眼力已经在阅历的磨刀石上磨利了；你们时常进退维谷，要想做成一笔生意来偿清债务，你们深陷在一个十分古老的泥沼中，拉丁文的所谓aes alienum——别人的铜币中，有些钱币可不是用铜来铸的吗；就在别人的铜钱中，你们生了，死了，后葬掉了；你们答应了明天偿清，又一个明天偿清，直到死在今天，而债务还未了结；你们求恩，乞怜，请求照顾，用了多少方法总算没有坐牢；你们撒谎，拍马，投票，把自己缩进了一个规规矩矩的硬壳里，或者吹嘘自己，摆出一副稀薄如云雾的慷慨和大度的模样，这才使你们的邻人信任你，允许你们给他们做鞋子，制帽子，或上衣，或车辆，或让你们给他们代买食品；你们在一只破箱笼里，或者在灰泥后面的一只袜子里，塞进了一把钱币，或者塞在银行的砖屋里，那里是更安全了；不管塞在哪里，塞多少，更不管那数目是如何地微少，为了谨防患病而筹钱，反而把你们自己弄得病倒了。
有时我奇怪，何以我们如此轻率，我几乎要说，竟然实行了罪恶昭彰的、从外国带进黑奴来的奴役制度。有那么多苛虐而熟练的奴隶主，奴役了南方和北方的奴隶。一个南方的监守人是毒辣的，而一个北方的监守人更加坏，可是你们自己做起奴隶的监守人来是坏的。谈什么——人的神圣！看大路上的赶马人，日夜向市场赶路，在他们的内心里会有什么神圣的思想在激荡着呢？他们的职责是给驴马饲草饮水！和运输的赢利相比较，他们的命运算什么？他们还不是在给一位繁忙的绅士赶驴马？他们有什么神圣，有什么不朽呢？请看他们匍匐潜行，一整天里战战兢兢，毫不是神圣的，也不是不朽的，他们看到自己的行业，知道自己是属于奴隶或囚徒这种名称的人。和我们的自知之明相比较，公众舆论这暴戾的君主也显得微弱无力。正是一个人怎么看待自己，决定了此人的命运，指向了他的归宿。要在西印度的州省中谈论心灵与想象的自我解放，可没有一个威尔伯福斯[ 威尔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1759—1833）：在英国殖民地从事解放奴隶的人道主义者。]来促进的呢。再请想一想，这个大陆上的妇人们，编织着梳妆用的软垫，以便临死之日用，对她们自己的命运丝毫也不关心！仿佛蹉跎时日还无损于永恒呢。
人类在过着静静的绝望的生活。所谓听天由命，正是肯定的绝望。你从绝望的城市走到绝望的村庄，以水貂和麝鼠的勇敢来安慰自己。甚至在人类的所谓游戏与娱乐底下，都隐藏着一种凝固的、不知又不觉的绝望。游戏中都没有游戏可言，因为工作之后才是游戏。可是不做绝望的事，才是智慧的一种特征。
当我们用教义问答法的方式，思考着什么是人生的宗旨，什么是生活的真正的必需品与资料时，仿佛人们还曾审慎从事地选择了这种共同生活的方式，而不要任何别的方式似的。其实他们也知道，舍此而外，别无可以挑选的方式。但清醒健康的人都知道，太阳终古常新。抛弃我们的偏见，是永远不会来不及的。无论如何古老的思想与行为，除非有确证，便不可以轻信。在今天人人附和或以为不妨默认的真理，很可能在明天变成虚无缥缈的氤氲，但还会有人认为是乌云，可以将一阵甘霖洒落到大地上来。把老头子认为办不到的事来试办一下，你往往办成功了。老人有旧的一套，新人有新的一套。古人不知添上燃料便可使火焰不灭，新人却把干柴放在水壶底下。谚语说得好：“气死老头子。”现在的人还可以绕着地球转，迅疾如飞鸟呢。老年人，虽然年纪一把，未必能把年轻的一代指导得更好，甚至他们未必够得上资格来指导；因为他们虽有不少收获，却也已大有损失。我们可以这样怀疑，即使智慧的人，活了一世，他又能懂得多少生活的价值呢？实际上，老年人是不会有什么极其重要的忠告给予年轻人的。他们的经验是这样的支离破碎，他们的生活已经是这样的惨痛地失败过了，他们必须知道大错都是自己铸成的；也许，他们还保留若干信心，这与他们的经验是不相符合的，可惜他们已经不够年轻了。我在这星球上生活了三十来年，还没有听到过老长辈们一个字，可谓有价值的，可谓热忱的忠告的。他们什么也没告诉过我，也许他们是不能告诉我什么中肯的意见了。这就是生命，一个试验，它的极大部分我都没有体验过；老年人体验过了，但却于我无用。如果我得到了我认为有用的任何经验，我一定会这样想的，这个经验嘛，我的老长辈们可是提都没有提起过的呢。
有一个农夫对我说：“光吃蔬菜是活不了的，蔬菜不能供给你骨骼所需要的养料。”这样他每天虔诚地分出了他的一部分时间，来获得那种可以供给他骨骼所需的养料；他一边说话，一边跟在耕牛后面走，让这条正是用蔬菜供养了它的骨骼的耕牛拖动着他和他的木犁不顾一切障碍地前进。某些事物，在某些场合，例如在无办法的病人中间，确是生活的必需资料，却在另一些场合，只变成了奢侈品，再换了别样的场合，又可能是闻所未闻的东西。
有人以为人生的全部，无论在高峰之巅或低陷之谷，都已给先驱者走遍，一切都已被注意到。依照伊夫林[ 伊夫林（John Evelyn，1620—1706）：英国作家。]的话：“智慧的所罗门曾下令制定树木中间应有的距离；罗马地方官也曾规定，你可以多少次到邻家的地上去捡拾那落下来的橡实而不算你乱闯的，并曾规定多少份橡实属于邻人。”希波克拉底[ 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前460—约前359）：希腊名医，西方医学的始祖。]甚至传下了剪指甲的方法，剪得不要太短或太长，要齐手指头。无疑问地，说是把生命的变易和欢乐都销蚀殆尽的那种烦谦和忧闷，是跟亚当[ 亚当（Adam）：《圣经》中人类的始祖。见《圣经·旧约·创世记》。]同样地古老的。但人的力量还从未被衡量出来呢；我们不能根据他已经完成的事来判断他的力量，他做得少极了。不论你以前如何失败，“别感伤，我的孩子，谁指定你去做你未曾做完的事呢？”
我们可以用一千种简单的方法来测定我们的生命；举例以明之，这是同一个太阳，它使我种的豆子成熟，同时竟然照耀了像我们的地球之类的整个太阳系。如果我记住了这一点，那就能预防若干的错误。可是我锄草时并没有这样去想。星星是何等神奇的三角形的尖顶！宇宙各处，有多少远远隔开的不同的物种在同时思考着同一事实啊！正如我们的各种体制一样，大自然和人生也是变化多端的。谁能预知别人的生命会有什么远景？难道还有比一瞬之间通过彼此的眼睛来观察更伟大的奇迹吗？我们本应该在一小时之内就经历了这人世的所有时代；是的，甚至经历了所有时代中所有的世界。历史、诗歌、神话！——我不知道读别人的经验还有什么能像读这些这样的惊人而又详尽的。
凡我的邻人说是好的，有一大部分在我灵魂中却认为是坏的，至于我，如果要有所忏悔，我悔恨的反而是我的善良品行。是什么魔鬼攫住了我，使我品行这样善良的呢？老年人啊，你说了那些聪明的话，你已经活了七十年了，而且活得很光荣，我却听到一个不可抗拒的声音，要求我不听你的话。新的世代抛弃前一代的业绩，好像它们是些搁浅的船。
我想，我们可以泰然相信，比我们实际上相信着的，更多的事物。我们能放弃多少对自己的关怀，便可以忠实地给别人多少的关怀。大自然既能适应我们的长处，也能适应我们的弱点。有些人无穷无尽地忧患焦虑，成了一种几乎医治不好的疾病。我们又生就爱夸耀我们所做工作的重要性；然而却有多少工作我们没有做！要是我们病倒了，怎么办呢？我们小心谨慎！决心不依照信仰而生活，我们尽可能避免它，从早到晚警戒着，到夜晚违心地祈祷着，然后把自己交托给未定的运数。我们被迫生活得这样周到和认真，崇奉自己的生活，而否定变革的可能。我们说，只能这样子生活呵；可是从圆心可以画出多少条半径来，而生活可能就有这样的多。一切变革，都是值得思考的奇迹，每一刹那发生的事都可以是奇迹。孔夫子曾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当一个人把他的一个想象缩为他的理解的时候，我预见到，一切人后都要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筑起他们的生活。
让我们来思考一下，我前面所说的大多数人的忧虑和烦恼是些什么，其中有多少是必须忧虑的，至少是值得小心对待的呢？虽然生活在外表的文明中，我们若能过一过原始性的、新开辟的垦区生活还是有益处的，即使仅仅为了明了生活必需品大致是些什么，及如何才能得到这些必需品，甚至翻一翻商店里的古老的流水账，看看商店里经常出售些什么，又存积哪些货物，就是看看杂的杂货究竟是一些什么也好。时代虽在演进，对人类生存的基本原则却还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好比我们的骨骼，跟我们的祖先的骨骼，大约是区别不出来的。
所谓生活必需品，在我的意思中，是指一切人用了自己的精力收获得来的那种物品：或是它开始就显得很重要，或者是由于长久的习惯，因此对于人生具有了这样的重要性，即使有人尝试着不需要它，这种人数也是很少的，他们或者是由于野蛮，或是出于穷困，或者只是为了一种哲学的缘故，才这么做的。对于许多人，具有这样的意义的生活必需品只有一种，即食物。原野上的牛只需要几英寸厚的可咀嚼的草地和一些冷水；除非加上了它们要寻求的森林或山荫的遮蔽。野兽的生存都只需要食物和荫蔽之处。但人类，在天时中，其生活之必需品可分为：食物、住宅、衣服和燃料；除非获有这些，我们是无法自由地面对真正的人生问题的，更无法展望成就了。人不仅发明了屋子，还发明了衣服，煮熟了食物；可能是偶然发现了火焰的热度，后来利用了它，起先它还是奢侈品哩，而到目前，烤火却也成为必需品了。我们看到猫狗也同样地获得了这个第二天性。住得合适，穿得合适，就能合理地保持体内的热度，若住得和穿得太热的话，或烤火烤得太热时，外边的热度高于体内的热度，岂不是说在烘烤人肉了吗？自然科学家达尔文说起火地岛[ 南美洲南端的群岛。]的居民，当他自己一伙人穿着衣服还烤火，尚且不觉得热，那时裸体的野蛮人站得很远，却使人看到了大为吃惊，他们“被火焰烘烤得竟然汗流浃背了”。同样，据说新荷兰人赤裸身体而泰然自若地跑来跑去，欧洲人穿了衣服还寒战呢。这些野蛮人的坚强和文明人的睿智难道不能够相提并论吗？按照李比希[ 李比希（Justus von Liebig，1803—1873）：德国化学家。]的说法，人体是一只炉子，食物是保持肺部内燃的燃料。冷天我们吃得多，热天少。动物的体温是一种缓慢内燃的结果，疾病和死亡是在内燃得太旺盛的时候发生的；或者因为燃料没有了，或者因为通风装置出了毛病，火焰便会熄灭。自然，我们不能把生命的体温与火焰混为一谈，我们的譬喻就到此为止。所以，从上面的陈述来看，动物的生命这一个词语可以跟动物的体温作为同义语用：食物，被作为内燃的燃料，——煮熟食物的也是燃料，煮熟的食物自外吞入体内，也是为增加我们体内热量的——此外，住所和衣服，也是为了保持这样地产生和吸收热量的。
所以，对人体而言，的必需品是取暖，保持我们养身的热量。我们是何等的辛苦，不但为了食物、衣着、住所，还为了我们的床铺——那些夜晚的衣服而辛苦着；从飞鸟巢里和飞鸟的胸脯上，我们掠夺羽毛，做成住所中的住所，就像鼹鼠住在地窟尽头草叶的床中一样！可怜人常常叫苦，说这是一个冰冷的世界；身体上的病同社会上的病一样，我们大都归罪于寒冷。在若干地区，夏天给人以乐园似的生活。在那里除了煮饭的燃料之外，别的燃料都不需要；太阳是他的火焰，太阳的光线煮熟了果实；大体说来，食物的种类既多，而且又容易到手，衣服和住宅是完全用不到的，或者说有一半是用不到的。在目前时代，在我们国内，根据我自己的经验，我觉得只要有少数工具就足够生活了，一把刀，一柄斧头，一把铲子，一辆手推车，如此而已；对于勤学的人，还要灯火和文具，再加上几本书，这些已是次要的必需品，只要少数费用就能购得。然而有些人就太不聪明，跑到另一个半球上，跑到蛮荒的、不卫生的区域里，做了十年二十年生意，为了使他们活着，——就是说，为了使他们能舒适而温暖——后回到新英格兰来，还是死了。奢侈的人不单舒适了温暖了，而且热得不自然；我已经在前面说过，他们是被烘烤的，自然是很时髦地被烘烤的。
大部分的奢侈品，大部分的所谓生活的舒适，非但没有必要，而且对人类进步大有妨碍。所以关于奢侈与舒适，明智的人生活得甚至比穷人更加简单和朴素。中国、印度、波斯和希腊的古哲学家都是一个类型的人物，外表生活再穷没有，而内心生活再富不过。我们都不够理解他们。然而可惊的一点是，我们对于他们居然还知道得不少呢。近代那些改革家，各民族的救星，也都如此。唯有站在我们所谓的甘贫乐苦这有利地位上，才能成为大公无私的聪明的观察者。无论在农业、商业、文学或艺术中，奢侈生活产生的果实都是奢侈的。近来是哲学教授满天飞，哲学家一个没有。然而教授是可羡的，因为教授的生活是可羡的。但是，要做一个哲学家的话，不但要有精美的思想，不但要建立起一个学派来，而且要这样地爱智慧，从而按照了智慧的指示，过着一种简单、独立、大度、信任的生活。解决生命的一些问题，不但要在理论上，而且要在实践中。伟大学者和思想家的成功，通常不是帝王式的，也不是好汉式的，反而是朝臣式的成功。他们应付生活，往往求其与习俗相符合，像他们的父辈一般，所以一点不能成为更好的人类的始祖。可是，为什么人类总在退化？是什么使得那些家族没落的？使国家衰亡的糜侈是什么性质的呢？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能否确定自己并未这样？哲学家甚至在生活的外形上也是处在时代前列的。他不像他同时代人那样的吃喝、居住、穿着、取暖。一个人既是哲学家，怎会没有比别人更好的养身的保持体温的方法呢？
人已在我所描写的几种方式下暖和了，其次他要干什么呢？当然不会是同等样的更多的温暖。他不会要求更多更富足的食物，更大更光耀的房屋，更丰富更精美的衣服，更多更持久更灼热的火炉等等了。他在得到了这些生命所必需的事物之后，就不会要过剩品，而要有另一些东西；那就是说免于卑微工作的假期开始了，现在他要向生命迈进了。泥土看来是适宜于种子的，因为泥土使它的胚根向下延伸，然后它可以富有自信地使茎向上茁长。为什么人在泥土里扎了根之后，不能援例向天空伸展呢？——因为那些更高贵的植物的价值是由远离地面的、后在空气和日光中结成的果实来评定的，而不是像对待那低卑的蔬菜那样。蔬菜就算是两年生的植物[ 两年生的植物：年生叶，第二年生籽结实，如胡萝卜、甜菜等。]，那也只是被培植到生好根以后，而且常被摘去顶枝，使得许多人在开花的季节都认不得它们。
我并不想给一些性格坚强的人定什么规章，他们不论在天堂地狱，都会专注于自己的事业，他们甚至比富有者建筑得更宏伟，挥霍得还厉害，却不会因而贫困，因为不知道他们是如何生活的——如果确实像人们梦想着的，有这种人存在的话；另外我也不给这种人定出规章：他们正是从事物的现状中得到鼓励，得到灵感，像情人一样热烈地珍爱着它——我认为我自己也属于这种人；还有那些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安居乐业，不管他们知不知道自己是否安居乐业，那些人，我也不用向他们说话的。我主要要向那些不满足的人说话，他们在应该可以改善生活的时候，却偏偏只是懒洋洋地诉说他们的苦命和他们那时代的悲惨。有些人对任何事情，都叫苦连天，不可救药地诉不完的苦，因为据他们说，他们是在尽他们的职责呢。但我心目之中还有一种人，这种人看来阔绰，实际却是所有阶层中贫困得可怕的，他们固然已积蓄了一些闲钱，却不懂得如何利用它，也不懂得如何摆脱它，因此他们给自己铸造了一副金银的镣铐。
如果说一说我曾希望如何度过往昔岁月中的生命，我会使许多熟悉我实际情况的读者感到奇怪，更会使对我不熟悉的人大为惊讶。我只略述我心头的几件事就行了。
任何气候任何时辰中，我都希望及时改善我当前的状况，还要在手杖上刻下记号；过去和未来的交叉点正是现在，我就站在这个起点上。请原谅我说话晦涩。我那种职业比大多数人的有更多的秘密。不是我故意要保密，而是我这种职业有这种特点。我极愿把所知的全都说出来，在我的门口并没有“不准入内”的招牌。
很久以前我丢失了一头猎犬、一匹栗色马和一只斑鸠，至今我还在追踪它们。我对许多旅客描述它们的情况、踪迹以及它们会响应怎样的召唤。我曾遇到过一二人，他们曾听见猎犬吠声，奔马蹄音，甚至还看到斑鸠隐入云中。他们也急于追寻它们回来，像是他们自己遗失了它们。
不仅要观日出和黎明，如果可能，还要瞻仰大自然本身！多少个冬夏黎明，还在任何邻居为他们的事务奔波之前，我就出外干我的事了！许多市民无疑都曾见到我干完事回来，清晨赶到波士顿的农夫，或去干活的樵夫都曾遇到我。真的，我虽没有具体地助日出一臂之力，可是不要怀疑，在日出之前出现是重要的事了。
多少个秋天的，嗳，还有冬天的日子，在城外度过，试听着风声，听了把它传布开来！我在里面几乎投下全部资金，为这笔生意而迎着寒风，使我连气都喘不过来了。如果风声中有两党政治的信息，一定是一些党的机关报上抢先发表了的。别些时候，守望在高岗或树梢的观察台上，用电信宣布有任何新的客人到来，或守候在山巅黄昏中，等待夜幕降落，好让我抓到一些东西，我抓到的从来就不多，这不多的却好像是“天粮”[ 天粮：以色列人曾于旷野中得到天赐粮食。见《圣经·旧约·出埃及记》。]一样，那是会在太阳底下消融的。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是一家报纸的记者，报纸销路不广，而编辑从来不觉得我写的一大堆东西是可用的，所以，作家们都有同感，我忍受了很大苦痛，换来的只是我的劳苦。然而在这件事上，苦痛又是它自身的报酬。
很多年来，我委任我自己为暴风雪与暴风雨的督察员，我忠心称职；又兼测量员，虽不测量公路，却测量森林小径和捷径，并使它们畅通，我还测量了不同季节都能通行的岩石桥梁，自有大众的足踵走来，证实它们的便利。
我也曾放养镇上的牲畜，由于这些牲畜总是跳过篱笆，使忠于职守的牧人遇到过许多的困难；我对于人迹罕到的田庄的角隅也特别注意，却不大知道约拿或所罗门今天在哪一块田地上工作；因为这已不是我分内的事了。我给红色的越橘、沙地上的樱桃树和荨麻、红松和黑梣、白葡萄藤和黄色的紫罗兰花都浇过水，否则在天气干燥的季节中，它们可能会枯萎。
简单地说，我这样子过了很久（我一点不夸耀），我忠心耿耿地管理我的这些事，直到后来越来越明白了，市民们是不愿意把我包括在公职人员的名单之内，也不愿意给我一笔小小的薪俸，让我有个挂名职务的。我记的账，我可以赌咒是很仔细的，真是从未被查对过，也不用说核准了，更不用说付款、结清账目了。好在我的心思也不放在这上面。
不久以前，一个闲步的印第安人到我的邻舍——一位著名律师家中兜卖篮子。“你们要买篮子吗？”他说。回答是“不，我们不要”。“什么！”印第安人出门叫道，“你们想要饿死我们吗？”看到他的勤劳的白种人邻居生活得如此富裕——因为律师只要把辩论之词编织起来，就像有魔术似的，富裕和地位都跟着来了——因而这印第安人曾自言自语：我也要做生意了；我编织篮子；这件事是我能做的。他以为编织好篮子就完成了他的一份，轮下来就应该是白种人向他购买了。他却不知道，他必须使人感到购买他的篮子是值得的，至少得使别人相信，购买这一只篮子是值得的，要不然他应该制造另一些值得叫人购买的东西。我也曾编织了一种精巧的篮子，我并没有编造得使人感到值得购买它。在这方面，我一点不觉得我犯不着编织它们，非但没有去研究如何编织得使人们觉得更加值得购买，我倒是研究了如何可以避免这买卖的勾当。人们赞美且认为成功的生活，只不过是生活中的这么一种。为什么我们要夸耀这一种而贬低另一种生活呢？
发现市民同胞们大约是不会在法院中、教堂中，或任何别的地方给我一个职位的了，我只得自己改道，于是我比以往更专心地把脸转向了森林，那里的一切都很熟识我。我决定立刻就开业，不必等候通常的所谓经费了，就动用我手上已经有的一点儿微薄的资财吧。我去瓦尔登湖的目的，并不是去节俭地生活，也不是去挥霍，而是去经营一些私事，为的是在那儿可以尽量少些麻烦；免得我因为缺乏小小的常识，事业又小，又不懂得生意经，做出其傻甚于凄惨的事情来。
我常常希望获得严格的商业习惯；这是每一个人都不能缺少的。如果你的生意是和天朝帝国往来的，你得在海岸上有个会计室，设在某个塞勒姆的港口，确定了这个就够了。你可以把本国出品，纯粹的土产输出，许多的冰、松木和一点儿花岗石，都是本土本乡的地道产品。这一定是好生意。亲自照顾一切大小事务；兼任领航员与船长，业主与保险商；买进卖出又记账；收到的信件每封都读过，发出的信件每封都亲自撰写或审阅；日夜监督进口货的卸落；几乎在海岸上的许多地方，你都同时出现了似的——那装货多的船总是在泽西岸上卸落的；——自己还兼电报员，不知疲倦地发通讯到远方去，和所有驰向海岸的船只联络；稳当地售出货物，供给远方的一个无餍足的市场，既要熟悉行情，你还要明了各处的战争与和平的情况，预测贸易和文明的趋向——利用所有探险的成果，走的航道，利用一切航海技术上的进步；——再要研究海图，确定珊瑚礁和新的灯塔、浮标的位置，而航海图表是永远地改而又改，因为若计算上有了一点错误，船只会冲撞在一块岩石上而至于粉碎的，不然它早该到达一个友好的码头了——此外，还有拉·贝鲁斯[ 拉·贝鲁斯（Jean-Francsois de La Pérouse，1741—1788）：法国著名航海家。1785年被法国国王路易十六派去做航海探险，在新赫布里底群岛以北、美拉尼西亚的瓦尼科罗岛同探险员们一起被当地人杀害。]的未知的命运；——还得步步跟上宇宙科学，要研究一切伟大的发现者、大航海家、大探险家和大商人，研究从汉诺（迦太基探险家）和腓尼基人一直到现在的所有这些人的一生；后，时刻要记录栈房中的货物，你才知道自己处于什么位置上。这真是一个辛苦的劳役，考验着一个人的全部能力——这些赢利或损失的问题，利息的问题，扣除皮重的计算问题，一切都要确实数字，非得有全宇宙的知识不可啊。
我想到瓦尔登湖会是个做生意的好地方，不但因为那铁路线和贮冰的行业；这里是有许多的便利，或许把它泄露出来并不是一个好方针；这是一个良好港口，有一个好基础。你不必填没那些类似涅瓦河区的沼泽，虽然到处你都得去打桩奠基。据说，涅瓦河要是涨了水，刮了西风，流来的冰块可以把圣彼得堡一下子从大地的表面上冲掉的。
鉴于我这行业是没有通常的经费先行交易的，所以我从什么地方得到每一种这样的行业都不能缺少的东西呢，也许不容易揣测吧。让我们立刻说到实际问题上来，先说衣服，我们采购衣服，常常是由爱好新奇的心理所引导的，并且关心别人对它的意见，而不大考虑这些衣服的真实用处。让那些有工作做的人记着穿衣服的目标，是保持养身的体温，第二是为了在目前的社会中要把赤身露体来遮盖。现在，他可以判断一下，有多少必需的重要工作可以完成，而不必在衣橱中增添什么衣服。国王和王后的每一件衣服都只穿一次，虽然有御裁缝专司其事，他们却不知道穿上合身衣服的愉快。他们不过是挂干净衣服的木架。而我们的衣服，却一天天地跟我们同化了，印上了穿衣人的性格，直到我们舍不得把它们丢掉，要丢掉它们，正如抛弃我们的躯体那样，总不免感到恋恋不舍，在医疗方面做些补救，而且带着十分沉重的心情。没有人因为穿了有补丁的衣服而在我的眼里降低身份的；但我很明白，一般人心里，为了衣服忧思真多，衣服要穿得入时，至少也要清洁，而且不能有补丁，至于他们有无健全的良心，从不在乎。其实，即使衣服破了不补，所暴露的缺点也不过是不考虑小洞之会变成大洞。有时我用这样的方法来测定我的朋友们，——谁肯把膝盖以上有补丁的，或者只是多了两条缝的衣服穿在身上？大多数人都好像认为，如果他们这样做了，从此就毁了终身。宁可跛了一条腿进城，他们也不肯穿着破裤子去。一位绅士有腿伤，是很平常的事，这是有办法补救的；如果裤脚管破了，却无法补救；因为他关心的并不是真正应该敬重的东西，只是关心那些受人尊敬的东西。我们认识的人很少，我们认识的衣服和裤子却怪多。你给稻草人穿上你后一件衣服，你自己不穿衣服站在旁边，哪一个经过的人不马上就向稻草人致敬呢？那天，我经过一片玉米田，就在那头戴帽子、身穿上衣的木桩旁边，我认出了那个农田主人。他比我上一回看见他，只不过风吹雨打更显得憔悴了一些。我听说过，一条狗向所有穿了衣服走到它主人的地方来的人吠叫，却很容易被一个裸体的窃贼制伏，一声不响。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啊，没有衣服的话，人们将能在多大程度上保持他们的身份？没有了衣服的话，你能不能在任何一群文明人中间，肯定地指出谁个尊贵？菲佛夫人在她周游世界、从东到西的旅行中，当她非常接近了亚洲的俄罗斯，要去谒见当地长官的时候，她说，她觉得不能再穿旅行服装了，因为她“现在是在一个文明国家里面，那里的人民是根据衣服来评价人的”。即使在我们这号称民主的新英格兰城中，那些偶然发家的人，只要他的财富体现在衣着、用具上，他就受尽了众人的敬仰。可是，这些敬仰着的众人，人数真多，都是异教徒，所以应该派遣一个传教士前去。话说回来，衣服是要缝纫的，缝纫可是一种所谓无穷无尽的工作；至少，一个女人的衣服是从没有完工的一天的。
一个人，到后来，找到工作做了，其实并不要他穿上新衣服去上工的；旧衣服就行了，就是那些很久地放在阁楼中，积起了灰尘的旧衣服。一个英雄穿旧鞋子的时间倒要比他的跟班穿它们的时间长——如果说，英雄也有跟班的话——至于赤脚的历史比穿鞋的更悠久了，而英雄是可以赤脚的。只有那些赴夜宴、到立法院去的人必须穿上新衣服，他们换了一件又一件，正如那些地方换了一批又一批人。可是，如果把我的短上衣和裤子穿上身，帽子戴上鞋子穿上，便可以礼拜上帝的话，那么有这些也就够了，不是吗？谁曾注意到他的破衣服——真的已经穿得破敝不堪了，变成了当初的原料，就是送给一个乞儿也算不得行善了，说不定那乞儿还要拿它转送给一个比他更贫苦的人，那人倒可以说是富有的，因为后还是他什么都不要还可以过活的呢。我说你得提防那些必须穿新衣服的事业，尽可不提防那些穿新衣服的人。如果没有新的人，新衣服怎么能做得合他的身？如果你有什么事业要做，穿上旧衣服试试看。人之所需，并不是要做些事，而是要有所为，或是说，需有所是。也许我们是永远不必添置新衣服的，不论旧衣服已如何破敝和肮脏，除非我们已经这般地生活了，或经营了，或者说，已向着什么而航行了，在我们这古老的躯壳里已有着新的生机了，那时若还是依然故我，便有旧瓶装新酒之感了。我们的换羽毛季节，就像飞禽的，必然是生命之中一个大的转折点。潜鸟退到僻静的池塘边去蜕毛。蛇蜕皮的情形也是如此，同样的是蛹虫的出茧，都是内心里孜孜扩展着的结果；衣服不过是我们表面的角质[ 角质：植物皮外层之薄膜。]，或者说，尘世之烦恼而已。要不然我们将发现我们在伪装底下行进，到头来必不可免地将被人类及我们自己的意见所唾弃。
我们穿上一件衣服又一件，好像我们是外生植物一样，靠外加物来生长的。穿在我们外面的，常常是很薄很花巧的衣服，那只是我们的表皮，或者说，假皮肤，并不是我们的生命的一部分，这里那里剥下来也并不是致命伤；我们经常穿着的较厚的衣服，是我们的细胞壁，或者说，皮层；我们的衬衣可是我们的韧皮，或者说，真正的树皮，剥下来的话，不能不连皮带肉，伤及身体。我相信所有的物种，在某些季节里都穿着有类似衬衣的东西。一个人若能穿得这样简单，以致在黑暗中都能摸到自己，而且他在各方面都能生活得周密，有备而无恐，那么，即使敌人占领了城市，他也能像古代哲学家一样，空手徒步出城，不用担什么心思。一件厚衣服的用处，大体上可跟三件薄的衣服相同，便宜的衣服可以用真正适合顾客财力的价格买到，一件厚厚的上衣五元就可以买到了，它可以穿上好几年，厚厚的长裤两元钱，牛皮靴一元半，夏天的帽子不过一元的四分之一，冬天的帽子六毛两分半，或许你还可以花上一笔极少的钱，自己在家里制一顶更好的帽子，那穿上了这样的一套自己辛勤劳动赚来的衣服，哪里还是贫穷，难道会没有聪明人来向他表示敬意吗？
当我定做一件特别式样的衣服时，女裁缝郑重其事地告诉我，“现在他们不时行这个式样了”，说话中一点没有强调“他们”两字，好像她说的是跟命运之神一样的某种非人的权威，我就很难于得到我自己所需要的式样了，因为她不相信我是当真地说话的，她觉得我太粗莽了。而我，一听到这神示似的文句，就有一会儿沉思，把每一个字都给我自己单个地强调了一下，好让我明白它的意思，好让我找出“他们”和我有怎么样的血缘关系，在一件与我如此密切有关的事上，“他们”有什么权威；后，我决定用同样神秘的方式来答复她，所以也不把“他们”两字强调——

译本序
徐迟

    你能把你的心安静下来吗？如果你的心并没有安静下来，我说，你也许好是先把你的心安静下来，然后你再打开这本书，否则你也许会读不下去，认为它太浓缩，难读，很深，甚至会觉得它莫明其妙，莫知所云。
    这个中译本的版是1949年在上海出版的。那时正好举国上下热气腾腾。解放全中国的伟大战争取得了辉煌胜利，因此注意这本书的人很少。
    但到了20世纪50年代，在香港却有过一本稍稍修订了它的译文的，署名吴明实（无名氏）的盗印本，还一再再版，再版达六版之多。
    这个中译本在国内再版，则是在初版之后三十二年的1982年，还是在上海，经译者细加修订之后，由译文出版社出第二版。这次印数一万三千册。几年前，《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编委会决定将它收入这套丛书，要我写一篇新序。那时我正好要去美国，参加一个国际写作计划，有可能去访问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城和瓦尔登湖了。在美国时，我和好几个大学的中外教授进行了关于这本书的交谈，他们给了我很多的帮助。于今回想起来，是十分感谢他们的。
    对这第二版的译文我又做了些改进，并订正了一两处误译，只是这一篇新序却总是写不起来。1985年写了一稿，因不满意，收回重写。然一连几年，人事倥偬，新序一直都没有写出来。为什么呢？近找出了原因来，还是我的心没有安静下来。就是因为这个了，这回可找到了原因，就好办了。心真正地安静了下来，这总是可以做到的，就看你自己怎么安排了。为何一定要这样做？因为这本《瓦尔登湖》是本静静的书，极静极静的书，并不是热热闹闹的书。它是一本寂寞的书，一本孤独的书。它只是一本一个人的书。如果你的心没有安静下来，恐怕你很难进入到这本书里去。我要告诉你的是，在你的心静下来以后，你就会思考一些什么。在你思考一些什么问题时，你才有可能和这位亨利·戴维·梭罗先生一起，思考一下自己，更思考一下更高的原则。
    这位梭罗先生是与孤独结伴的。他常常只是一个人。他认为没有比孤独这个伴儿更好的伴儿了。他的生平十分简单，十分安静。1817年7月12日，梭罗生于康科德城，就学并毕业于哈佛大学（1833—1837），回到家乡，执教两年（1838—1840），然后他住到了大作家、思想家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家里（1841—1843），当门徒，又当助手，并开始尝试写作。到1845年，他就单身只影，拿了一柄斧头，跑进了无人居住的瓦尔登湖边的山林中，独居到1847年才回到康城。l848年他又住在爱默生家里；1849年，他完成了一本叫作《康科德河和梅里麦克河上的一星期》的书。差不多同时，他发表了一篇名为《消极反抗》（On Civil Disobedience）的极为著名的、很有影响的论文，按字面意义，这也可以译为“论公民的不服从权利”。后面我们还要讲到它。然后，到了1854年，我们的这本文学名著《瓦尔登湖》出版了。本书有了一些反响，但开始的时候并不大。随时间的推移，它的影响越来越大。1859年，他支持了反对美国蓄奴制度的运动；当这个运动的领导人约翰·布朗竟被逮捕，且被判绞刑处死时，他发表了为布朗辩护和呼吁的演讲，并到教堂敲响钟声，举行了悼念活动。此后他患了肺病，医治无效，于1862年病逝于康城，终年仅四十四岁。他留下了《日记》三十九卷，自有人给他整理，陆续出版，已有多种版本和多种选本问世。
    他的一生是如此之简单而馥郁，又如此之孤独而芬芳。也可以说，他的一生十分不简单，也毫不孤独。他的读者将会发现，他的精神生活十分丰富，而且是精美绝伦，世上罕见，和他交往的人不多，而神交的人可就多得多了。
    他对自己的出生地，即马省的康城，深感自豪。康城是爆发美国独立战争的首义之城。他说过，永远使他惊喜的是他“出生于全世界可尊敬的地点”之一，而且“时间也正好合适”，适逢美国知识界应运而生的、活跃的年代。在美洲大陆上，早的欧洲移民曾居住的“新英格兰”六州，正是美国文化的发祥之地。而正是在马省的康城，点燃起美国精神生活的辉耀火炬。小小的康城，风光如画。一下子，那里出现了四位大作家：爱默生、霍桑、阿尔考特，和他——梭罗。1834年，爱默生定居于康城，曾到哈佛大学做了以《美国学者》为题的演讲。爱默生演讲，撰文，出书，宣扬有典型性的先知先觉的卓越的人，出过一本《卓越的人》，是他的代表作。他以先驱者身份所发出的号召，给了梭罗以深刻的影响。
    梭罗大学毕业后回到康城，正好是他二十岁之时。1837年10月22日，那天他记下了他的篇日记：
    “‘你现在在干什么？’他问，‘你记日记吗？’好吧，我今天开始，记下了这条。
    “如果要孤独，我必须要逃避现在——我要我自己当心。在罗马皇帝的明镜大殿里我怎么能孤独得起来呢？我宁可找一个阁楼。在那里是连蜘蛛也不受干扰的，更不用打扫地板了，也用不一堆一堆地堆放柴火。”
    那个条文里面的“他”，那个发问的人就是爱默生，这真是一锤定了音的。此后，梭罗一直用日记或日志的形式来记录思想。日记持续了二十五年不断。正像卢梭写的《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思想》一样，他写的也是一个孤独者的日记。而他之要孤独，是因为他要思想，他爱思想。
    稍后，在1838年2月7日，他又记下了这样一条：
    “这个斯多噶主义者（禁欲主义者）的芝诺（希腊哲人）跟他的世界的关系，和我今天的情况差不多。说起来，他出身于一个商人之家——有好多这样的人家呵！——会做生意，会讲价钱，也许还会吵吵嚷嚷，然而他也遇到过风浪，翻了船，船破了，他漂流到了皮拉乌斯海岸，就像什么约翰，什么汤麦斯之类的平常人中间的一个人似的。
    “他走进了一家店铺，而被色诺芬（希腊军人兼作家）的一本书（《长征记》）迷住了。从此以后他就成了一个哲学家。一个新我的日子在他的面前升了起来……尽管芝诺的血肉之躯还是要去航海呵，去翻船呵，去受风吹浪打的苦呵，然而芝诺这个真正的人，却从此以后，永远航行在一个安安静静的海洋上了。”
    这里梭罗是以芝诺来比拟他自己的，并也把爱默生比方为色诺芬了。梭罗虽不是出身于一个商人之家，他却是出身于一个商人的时代，至少他也得适应于当时美国的商业化精神，梭罗的血肉之躯也是要去航海的，他的船也是要翻的，他的一生中也要遇到风吹和浪打的经历的，然而真正的梭罗却已在一个安安静静的海洋上，他向往于那些更高的原则和卓越的人，他是向往于哲学家和哲学了。
    就在这篇日记之后的第四天，爱默生在他自己的日记上也记着：“我非常喜欢这个年轻的朋友。仿佛他已具有一种自由的和正直的心智，是我从来还未遇到过的。”过了几天，爱默生又在自己的日记里写：“我的亨利·梭罗可好呢，以他的单纯和明晰的智力使又一个孤独的下午温煦而充满了阳光。”4月中，爱默生还记着：“昨天下午我和亨利·梭罗去爬山，雾蒙蒙的气候温暖而且愉快，仿佛这大山如一座半圆形的大剧场，欢饮下了美酒一样。”在爱默生的推动之下，梭罗开始给《日晷》杂志寄诗写稿了。但一位要求严格的编辑还多次退了他的稿件。梭罗也在康城学院里做了一次题为《社会》的演讲，而稍稍引起了市民的注意。到1841年，爱默生就邀请了梭罗住到他家里去。当时爱默生大事宣扬他的唯心主义先验论，聚集了一帮同人，就像办了个先验主义俱乐部似的。但梭罗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先验主义者。在一段日记中他写着：“人们常在我耳边叮咛，用他们的美妙理论和解决宇宙问题的各种花言巧语，可是对我并没有帮助。我还是回到那无边无际，亦无岛无屿的汪洋大海上去，一刻不停地探测着、寻找着可以下锚，紧紧地抓住不放的一处底层的好。”
    本来梭罗的家境比较困难，但还是给他上了大学，并念完了大学。然后他家里的人认为他应该出去闯天下了。可是他却宁可回家乡，在康城的一所私立中学教书。之后不久，只大他一岁的哥哥约翰也跑来了。两人一起教书。哥哥教英语和数学，弟弟教古典名著、科学和自然史。学生们很爱戴他们俩。亨利还带学生到河上旅行，在户外上课、野餐，让学生受到以大自然为课堂、以万物为教材的生活教育。一位朋友曾称梭罗为“诗人和博物学家”，并非过誉。他的生活知识是丰富的，而且是渊博的。当他孤独时，整个大自然成了他的伴侣。据爱默生的弟弟回忆，梭罗的学生告诉过他：当梭罗讲课时，学生们静静地听着，静得连教室里掉下一根针也能听得清楚。
    1839年7月，一个十七岁的少女艾伦·西华尔来到康城，并且访问了梭罗这一家子。她到来的当天，亨利就写了一首诗。五天后的日记中还有这么一句：“爱情是没有法子治疗的，唯有爱之弥甚之一法耳。”这大约就是为了艾伦的缘故写的。不料约翰也一样爱上了她，这就使事情复杂化了。三人经常在一起散步，在河上划船，登山观看风景，进入森林探险，他们还在树上刻下了他们姓氏的首字。谈话几乎是没完没了的，但是这个幸福的时间并不长久。
    这年春天，哥儿俩曾造起了一条船。8月底，他们乘船沿着康科德河和梅里麦克河上做了一次航行。在旅途中，一切都很好，只是两人之间已有着一些微妙的裂纹，彼此都未言明，实际上他们已成了情敌。后来约翰曾向艾伦求婚而被她拒绝了。再后来，亨利也给过她一封热情的信，而她回了他一封冷淡的信。不久后，艾伦就嫁给了一个牧师。这段插曲在亨利心头留下了创伤。但接着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1842年的元旦，约翰在一条皮子上磨利他的剃刀片刀刃时，不小心划破了他的左手中指——他用布条包扎了，没有想到两三天后化脓了，全身疼痛不堪。赶紧就医，已来不及，他得了牙关紧闭症，败血病中之一种。他很快进入了弥留状态。十天之后，约翰竟此溘然长逝了。
    突然的事变给了亨利一个沉重的打击。他虽然竭力保持平静，回到家中却不言不语。一星期后，他也病倒了，似乎也是得了牙关紧闭症。幸而他得的并不是这种病，而是得了由于心理痛苦引起的心身病。整整三个月，他都在这个病中，到4月中他又出现在园子里了，才渐渐地恢复过来。
    那年亨利写了好些悼念约翰的诗。在《哥哥，你在哪里》这首诗中，他问道：“我应当到哪里去／寻找你的身影？／沿着邻近的那条小河，／我还能否听到你的声音？”答复是他的兄长兼友人——约翰，已经和大自然融为一体了。他们结了绸缪，他已以大自然的容颜为他自己的容颜了，以大自然的表情表达了他自己的意念……大自然已取走了他的哥哥，约翰已成为大自然的一部分。
    从这里开始，亨利才恢复了信心和欢乐。他在日记中写着：“眼前的痛苦之沉重也说明过去的经历的甘美。悲伤的时候，多么容易想起快乐！冬天，蜜蜂不能酿蜜，它就消耗已酿好的蜜。”这一段时间里，他是在养病，又养伤；在蛰居之中，为未来做准备，在蓄势，蓄水以待开闸了放水，便可以灌溉大地。
    在另一篇日记中，他说：“我必须承认，若问我对于社会我有了什么作为，对于人类我已致送了什么佳音，我实在寒酸得很。无疑我的寒酸不是没有原因的，我的无所建树也并非没有理由的。我就在想望着把我的生命的财富献给人们，真正地给他们珍贵的礼物。我要在贝壳中培养出珍珠来，为他们酿制生命之蜜，我要阳光转射到公共福利上来。要没有财富可隐藏。我没有私人的东西。我的特异功能就是要为公众服务。唯有这个功能是我的私有财产。任何人都是可以天真的，因而是富有的。
    “我含蕴着，并养育着珍珠，直到它的完美之时。”
    恢复健康以后的梭罗又住到了爱默生家里。稍后，他到了纽约，住在市里的斯丹顿岛上，在爱默生弟弟的家里。他希望能开始建立起他的文学生涯来。恰恰因为他那种独特的风格，并不是能被人、被世俗社会所喜欢的，想靠写作来维持生活也很不容易，不久之后，他又回到了家乡。有一段时间，他帮助他父亲制造铅笔，但很快他又放弃了这种尚能赢利的营生。
    于是到了1844年的秋天，爱默生在瓦尔登湖区买了一块地。当这年过去了之后，梭罗得到了这块土地的主人的允许，可以让他“居住在湖边”。终于他跨出了勇敢的一步，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1845年3月尾，我借来一柄斧头，走到瓦尔登湖边的森林里，到达我预备造房子的地方，开始砍伐一些箭矢似的、高耸入云而还年幼的白松，来做我的建筑材料……那是愉快的春日，人们感到难过的冬天正跟冻土一样消融，而蛰居的生命开始舒伸了。”
    7月4日，恰好那一天是独立日，美国的国庆，他住进了自己盖起来的湖边的木屋。在这木屋里，这湖滨的山林里，观察着，倾听着，感受着，沉思着，并且梦想着，他独立地生活了两年又多一点时间。他记录了他的观察体会，他分析研究了他从自然界里得来的讯息、阅历和经验。绝不能把他的独居湖畔看作是什么隐士生涯。他是有目的地探索人生，批判人生，振奋人生，阐述人生的更高规律。并不是消极的，他是积极的。并不是逃避人生，他是走向人生，并且就在这中间，他也曾用他自己的独特方式，投身于当时的政治斗争。
    那发生于一个晚上，当他进城到一个鞋匠家中，要补一双鞋时，忽然被捕，并被监禁在康城监狱中。原因是他拒绝交付人头税。他之拒付此种税款已经有六年之久。他在狱中住了一夜，毫不在意。第二天，因有人给他付清了人头税，就被释放，出来之后，他还是去到鞋匠家里，等补好了他的鞋，然后穿上它，又和一群朋友跑到几里外的一座高山上，漫游在那儿的什么州政府也看不到的越橘丛中——这便是他的有名的入狱事件。
    在1849年出版的《美学》杂志期上，他发表了一篇论文，用的题目是《对市政府的抵抗》。在1866年（他去世已四年）出版的《一个在加拿大的美国人，及其反对奴隶制和改革的论文集》收入这篇文章时，题目改为《论公民的不服从权利》。此文题目究竟应该用哪一个，读书界颇有争论，并有人专门研究这个问题。我国一般地惯用了这个《消极反抗》的题名，今承其旧，不再改变。文中，梭罗并没有发出什么政治行动的号召，这毋宁说正是他一贯倡导的所谓“更高的原则”中之一项。他认为政府自然要做有利于人民的事，它不应该去干扰人民。但是所有的政府都没有做到这一点，更不用说这个保存了奴隶制度的美国政府了，因此他要抗议和抵抗这一个政府，不服从这一个政府。他认为，如果政府要强迫人民去做违背良心的事，人民就应当有消极抵抗的权利，以抵制它和抵抗它。这篇《消极反抗》的论文，首先是给了英国工党和费边主义者以影响，后来又对于以绝食方式反对英帝国主义的印度圣雄甘地的“不合作运动”与“非暴力主义”有很大的作用，对于1960年马丁·路德·金在非洲争取民权运动也有很大的作用，对托尔斯泰的“勿以暴抗暴”的思想也有影响，以及对罗曼·罗兰也有一些影响。
    梭罗是一生都反对蓄奴制度的，不止一次帮助南方的黑奴逃亡到自由的北方。在1845年的《消极反抗》之后，他还写过《马省的奴隶制》（1854年）一文，他和爱默生一起支持过约翰·布朗。1859年10月，布朗企图袭击哈泼斯渡口失败而被捕，11月刑庭判处布朗以绞刑，梭罗在市会堂里发表了《为约翰·布朗请愿》的演说。布朗死后，当地不允许给布朗开追悼会时，他到市会堂敲响大钟，召集群众举行了追悼会。梭罗关于布朗的一系列文章和行动都是强烈的政治言行。
    这期间，梭罗患上了肺结核症，健康明显地变坏。虽然去明尼苏达做了一次医疗性的旅行，但病情并无好转。他自知已不久人世了。在后的两年里，他平静地整理日记手稿，从中选出一些段落来写成文章，发表在《大西洋月刊》上。他平静安详地结束了他的一生，死于1862年5月6日，未满四十五岁。
    梭罗生前，只出版了两本书。1849年自费出版了《康科德河和梅里麦克河上的一星期》，这书是他在瓦尔登湖边的木屋里著写的，内容是哥儿俩在两条河上旅行的一星期，大段大段议论文史哲和宗教等。虽精雕细刻，却晦涩难懂，没有引起什么反响。印行一千册，只售出一百多册，送掉七十五册，存下七百多册，在书店仓库里放到1853年，全部退给作者了。梭罗曾诙谐地说，我家里大约藏书九百册，自己著的书七百多册。
    他的第二本书就是《瓦尔登湖》了，于1854年出版。也没有受到应有的注意，甚至还受到詹姆斯·洛厄尔以及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的讥讽和批评。但乔治·艾略特在1856年元月，却在《西敏寺周报》上给他以“深沉而敏感的抒情”和“超凡入圣”的好评。那些自以为是的，只知道要按照他们的规范，来规规矩矩地生活的人，往往受不了他们毫不理解的事物的价值，自然要把梭罗的那种有历史意义的行为，看作不切实际的幻梦虚妄了。
    随着时光的流逝，这本书的影响是越来越大，业已成为美国文学中的一本独特的、卓越的名著。他一生所写的三十九卷手稿，是他的日记或日志，其中记录着他的观察、思维、理想和信念。他在世时的，在报刊上发表过的文章，他去世后已收集、整理好，出版了的计有《旅行散记》（1863年）、《缅因森林》（1864年）、《科德角》（1865年）三种。他的全集出版有《梭罗文集》，有1906年的和1971年的两种版本。此外是他的日记，有《梭罗：一个作家的日记》《梭罗日记》两卷本、《梭罗日记之心》的精选本等。以上只是梭罗生平的一个简单的介绍。下面再说一点他的这本书。
    对于《瓦尔登湖》，无须多说什么，只是还要重复一下，这是一本寂寞、恬静、智慧的书。其分析生活、批判习俗，有独到处。自然颇有一些难懂的地方，作者自己也说过，“请原谅我说话晦涩”，例如那失去的猎犬、栗色马和斑鸠的寓言，爱默生的弟弟爱德华问过他是什么意思。他反问：“你没有失去吗？”却再也没有回答了。有的评论家说，梭罗失去过一个艾伦（斑鸠），一个约翰（猎犬），可能还失去了一个拉尔夫（栗色马）。谁个又能不失去什么呢？
    本书内也有许多篇页是形象描绘，优美细致，像湖水的纯洁透明，像山林的茂密翠绿；有一些篇页说理透彻，十分精辟，有启发性。这是一百多年以前的书，至今还未失去它的意义。在白昼的繁忙生活中，我有时读它还读不进去，似乎我异常喜欢的这本书忽然又不那么可爱可喜了，似乎觉得它什么好处也没有，甚至弄得将信将疑起来。可是黄昏以后，心情渐渐地寂寞和恬静下来，再读此书，则忽然又颇有味，而看的就是白天看不出好处辨不出味道的章节，语语惊人，字字闪光，沁人心肺，动我衷肠。到了夜深人静，万籁无声之时，这《瓦尔登湖》毫不晦涩，清澄见底，吟诵之下，不禁为之神往了。
    应当指出，这本书是一本健康的书，对于春天，对于黎明，做了极其动人的描写。读着它，自然会体会到，一股向上的精神不断地将读者提升、提高。书已经摆在读者面前了，我不必多说什么了，因为说得再好，也比不上读者直接去读了。
    人们常说，作家应当找一个僻静幽雅的去处，去进行创作；信然，然而未必尽然。我反而认为，读书确乎需要一个幽静良好的环境，尤其读好书，需要的是能高度集中的精神条件。读者需要有一个朴素淡泊的心地。读《瓦尔登湖》如果又能引起读者跑到一个山明水秀的、未受污染的地方去的兴趣，就在那样的地方读它，就更是相宜了。
    梭罗的这本书近年在西方世界更获得重视。严重污染使人们又向往瓦尔登湖和山林澄净的清新空气。梭罗能从食物、住宅、衣服和燃料，这些生活之必需出发，以经济作为本书的开篇，他崇尚实践，含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
    译者曾得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先生暨夫人鼓励；译出后曾编入《美国文学丛书》，1949年出了版。1982年再版时，参考了香港吴明实的版本。译文出版社在第二版的编审过程中，对译文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校订工作。对所有这些给过我帮助的人，就在这里，深致感谢。